讨论:中国慈善事业机制可化解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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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2日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华采访报导)在刚刚闭幕的中国全国政协的一次常委会上,一些政协委员提议成立中国慈善机制。因为他们认为营造一个有利于乐善好施的慈善事业机制,将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官方资料显示,中国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但是,去年中国国内135位最大的慈善家共计捐款不到10亿元人民币,而美国50名最大的慈善家在2000年到2004年间的捐款总额是650亿美元。

中国的慈善事业为何如此落后?旅居加拿大的时事评论人士任不寐说,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不鼓励人做好事,而是鼓励人作坏事。记者申华和任不寐以及中国南开大学社会学教授陈钟林的有关讨论。

记者:陈钟林老师,您同不同意这些政协委员的这种看法,就说现在应该要建立一个慈善事业机制,这样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

陈钟林:我觉得还是应该的,以中国的国力来讲,帮助这么多的贫困人口,其实做为政府来讲,压力会很大,那有一部分人能够肩负起来,一定对经济推动是有好处的。当然我觉得肩负起来的这部分人呢,他不仅要带动经济和世界接轨这样的一个作用吧,我希望他们自己富裕起来之后,能够再回过头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现在是有钱人拿出自己的钱来资助这个贫困的事业,但是这个比率好像不如西方这么多。那在这方面,相对于国外来讲的话是落后了。

记者:任不寐先生,您觉得营造一个有利于乐善好施的慈善机制,怎么样能够化解社会矛盾呢?

任不寐: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是非常尖锐的,那么需要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尽快的解决这些矛盾,但是问题就在于怎样能够让中国并不发达的慈善事业发达起来,怎样能够让这样的一个慈善事业对中国社会矛盾的解决作出一份贡献。一方面我知道一个社会的矛盾不是仅仅靠慈善事业能够解决的,那么第二点,即使靠慈善事业,中国的慈善事业怎么样才能够发达起来?目前的中国政府方面并没有真正的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记者:您觉得症结所在是在什么地方?

任不寐:我想谈三个方面的理由,那么第一点呢,中国这些资本家的资本来源,大部分是灰色来源。那么由于中国文化的传统,还是由于这些年政治上的运动,造成了中国人对资本家非常仇视,结果就导致谁如果露富,或者把钱拿出来,或者面对腐败贪污、行贿这方面的指控,或者面对群众的忌妒,因此会造成中国的资本家不愿意把钱贡献给别人。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比如说国家大剧院,每一个座位造价是五十万人民币,那么这是实际上是非常骇人听闻的。如果我是一个慈善家,我去帮助一个穷人,那么当我发现政府在挥霍纳税人的钱的时候,我就会很难过,我会很心灰意冷,因为政府并没有正确的使用资金,那么这样的话,全社会就没有办法唤发一个扶贫护弱的道德热情,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里面,政府的行为对社会具有道德示范效应。

第三个原因,我认为就是这个宗教文化的背景,在整个西方的慈善事业当中,不仅仅是资本家,普通的百姓的捐献也是非常非常的踊跃的,这个除了经济水平以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宗教的背景,因为在基督教文化背景当中,人们向穷人捐钱实际上是在天国里积攒财富。

记者:陈钟林老师,您对刚才任先生所谈到的这三个原因,您怎么看?您同意吗?

陈钟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政府有一些浪费甚至挥霍吧,可能对有一些愿意捐款的人,他会觉得也是一种不平衡。

记者:但是如果你捐款是捐给慈善组织,不经过政府部门呢?

陈钟林:是这样的。中国的有关部门不是这么发达。捐给政府部门呢,那么有些人也会担心一些国外的慈善机构,会把一些捐款捐过来,也有这种顾虑,就是说会不会真正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

记者:一些政协委员提案中,就说应该尽快研究制定慈善事业法。任不寐先生,您觉得如果制定一个法律以后,会不会在这个政府部门的腐败、挥霍在这方面,是不是会让人们放心一些,捐款的时候?

任不寐:中国所有这种法制方面的努力,有总比没有好,那么第二个判断,在他现有的政治格局之下,这些东西我认为都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

记者:任先生提到了,中国现在普遍存在一种储富心理,而且很多富人现在也觉得自己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因为这原因很多人也认为富人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关心、爱心,也非常有关系。陈老师,您觉得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富人缺乏这种乐善好施的精神呢?

陈钟林:这应该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另外也是一个捐助的机制不健全,比如说有一些减免税或优惠的政策,那么如果经济力和社会教育双重都能获得,那么他们何乐而不为呢?也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是这么没有良心喔。

记者:任不寐先生,您同不同意刚刚陈老师的观点?

任不寐:我想上帝是公平的,他肯定把良心造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需要建立那样一种体制,这种制度可以使每个人更多的表现出来爱心,而不是更多的表现人性丑恶的一面。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体制安排,都是鼓励人怎么做坏事,而不是鼓励人怎么做好事。

记者:您能不能解释清楚一点?为什么制度是鼓励人作坏事呢?

任不寐:比如说,中国的举报制度,像孟德斯鸠在几百年以前就谈到了,说这个威权社会的举报制度实际上是暴政的嘴,也就是说政府通过让人背后去告密来实现一种统治的稳定。那就是把人告密,纪录那种人性的恶,充分的动员起来了,那么这种体制安排,实际上就是让人怎么去做坏事。

那么让人怎么去作好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加拿大政府对慈善事业的鼓励,实际上是非常完备的,比如说一个企业家,他给教会捐款,他的税收就会得到减免,那么第二个制度安排,中国政府垄断了慈善机构,本来在西方,这个慈善组织是民间自发的,可是中国立法不许成立民间组织,等于立法禁止人们作好事,那么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非常值得改变的。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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