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十字架
在一个制造了伪上帝的国度，宗教迫害仅仅是它必然的延伸。
对法轮功、基督教家庭教会、非注册天主教徒的打压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升温，抵达了较之文革时期毫不逊色的酷烈。此前集中于藏传佛教、新疆回教的地域性镇压至此跨越了地理疆界，对信仰者的迫害滴水不漏，祸及最偏远的角落。国家机器对这些教徒这般如临大敌，不可否认，和东正教、天主教在苏维埃及波兰共产党倒台中起的催化作用有关。
在一天天壮大的信仰的君临下，中央政治局把教徒人数的升高视为党生死存亡的指数。一场前所未有的，从干部到中小学生的无神论宣传席卷了全国，所有农村中小学师生、农民被迫签下反邪教责任书，凡是举报地下教会、非官方宗教群体都有重赏。部分乡镇出现了文革式的游街，中、小学作文及试卷上出现了诬蔑信仰的题目。
在大批复制了伪基督教传教士之后，突袭地下家庭教会，没收教会财产，绑架、勒索、关押教徒，仅仅是这序曲的下一步。1983-2001年，全国6千多万名地下教会基督徒里有270万人被拘捕过、44万人被判劳改劳教、20 万人被迫离家外逃或失踪、1万多人被迫害致死、2万多人被酷刑至残。2004年下半年，在河南，4百多名家庭教会牧师被抓。在湖北，2005年初有3百多传道人被迫离家。
这些抽象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殉道者的故事。在安徽，十几个安息日教会基督徒被绳索串联着拴起来，从聚会所一路绑着，关入了派出所。78岁的汪洪恩长老在关了18天后在一天黎明时分被拖出大门，扔在了雪地里。身受重伤的老人躺在雪地里无法动弹，祷告了一整天。
无神论者对基督徒的酷刑充满了渎神的色彩。一个女基督徒被吊铐在两米高的钢筋上，对她施刑的人戏弄地说：“看!像不像耶稣钉十字架!” 有时候，对教徒的迫害回到了文革时期的游街示众和批斗大会。而有时候，对信徒的虐杀落入了恐怖主义的气氛。1992年一天晚上，河北保定小望亭的教友们正在祈祷：
突然开过来几十辆军车、警车…车上满载全副武装的军警。他们…抬下一个大塑胶袋丢在教堂门口…教友们…惊恐的发现原来是他们日夜盼望，已失踪一年多的范[学淹]大主教遗体。教友们围过来含着热泪仔细看抚摸已瘦骨嶙峋、皮肤干枯的主教遗体，发现主教额头上有明显伤痕，左小腿骨折处断骨已要伸出皮肤…
在共产党无神论统治的半个世纪里，对宗教的迫害从未间断，然而在样的困境下，中国基督教徒由1949年的1、2百万激增至6、7千多万，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容许自由传教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仿佛是为了见证信心的奇迹，信徒在酷虐下滋长，如烈阳下的树木。对于这今天在国土上发生的奥迹，中国基督教传道人心里非常清楚；为了使无数殉道者的牺牲为基督在中国赢得更大的见证，他们甚至敦请美国信徒停止为他们祈祷，以免阻断了这奇异的恩典。
时常，这些基督徒的信心以一种朴质的方式表露出来。下面是文革期间，一名基督徒与共产党书记之间的对话：
张荣亮写了自己信主的过程交上去，李景德找他谈话：“你这检查像传教，并没有表态不再信主，你以后怎么办？”张荣亮说：“我还要信耶稣。”李书记问：“你快要批准为国家正式干部，将来可以调到公社工作，你是信马列主义，还是信耶稣，只能在两者之间选择一条路。”张荣亮答道：“我继续信耶稣。”李书记生气地训斥他：“你是花岗岩脑袋，非给你洗脑不可。”
对于一个朴素的信仰者，在信仰和非信仰之间的抉择，和他的言语一样，是简单而明快，毋需多做考虑的。在他朴质的信仰下，党一贯的威胁利诱：“只要跟党走就拥有一切；一旦离开了党就丧失一切”彻底失去了效力。很显然，无神论在信仰者那里碰到了顽强的岩壁。
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的2001年报告里有下面一段话：
人民对共产党的认识是分三个阶段来完成的：1949年前为“日夜盼望阶段”；1949年至1989年为“逐步认识、恐惧观望阶段”；六四以后至今为“彻底绝望，怨声载道阶段”。而共产党对人民的政策策略也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以前为“拉拢利诱阶段”；1949至1989为“关门鱼肉驯服阶段”；六四以后至今为“公开鱼肉决战阶段”。半个多世纪以来广大的宗教信徒就是在这样一个长期奉行国家恐怖主义的暴政下走着悲壮的信仰之路。
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这里生动地描绘的人民共和国与人民的关系是一种绝对荒谬，异化的关系。同时我们需要明辨，在这里所描绘的这种从属关系里，人民在心理上完全是一种羊群式的，被动的物件物，不具有任何主体的能动力，也因此不具有任何反抗的可能。在这样一种主从的关系里，人民的被宰治逐步绝对化，一步步落入了今天近乎前现代的奴隶状态，成了国家机器任意宰割的物。
如同清代对文人的诛心，共产党对人民采取了消灭灵魂的手法，而洗脑是消灭灵魂最直接、原始的手段。那完全是对于“物”所施行的。对于唯物极权者，灵魂，或曰精神，并不区别于任何物质物件，因此是可以洗涤，可以汰换的。可以如同物件一样任意扭转的。为了证明自己与物之间的差距，信仰者以简朴、不可动摇的坚信嘲笑了唯有对于物有效的洗脑。
从公元64到313年，古罗马帝国对基督徒展开了十次迫害，直到基督教在三世纪末成为罗马国教，原本属于底层平民的基督教开始广为罗马的智者、贵族、帝王虔诚信奉。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惊人的一幕：这些殉道者在地上之国建立起无法更改的内在秩序，“以盼望对抗残暴”，击败了这个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一直到之后的一千多年间，西方世界无数的精英为基督教文化献出了无论是在音乐、艺术、文学或哲学上的丰盛果实 – 直到陷入腐败、独裁的教会逐渐失去了精神上的合法性。在历史无法停止的步伐下，科学进一步瓦解了人类对形上秩序的信念，成为迄今为止的新宗教。
在这里重提基督教的历史是为了理解我们的现在。人类的历史无疑是曲折婉转，充满了悖论的。宗教迫害从来不曾从历史绝迹，而在二十世纪，全世界受难的基督徒人数超过了从罗马帝国到十九世纪近两千年间受难者的总和。这意味着人类并没有由于物质的丰富或现代化而有本质上的进步。人们印象中属于古代的宗教迫害在现代社会变本加厉，并且在科技的助纣为虐下强化了迫害的力度。
发生在五大洲：从大战时期的欧洲到今日回教世界、共产国家的宗教迫害是二十世纪被忽视的一个重要事实。这场世界性的迫害在九十年代中迅速升温，一直到我们说话的现在，全世界每年约十多万基督徒为了自身的信仰而失去了生命。很显然，对于我们的现在，我们需要更努力去理解。为什么在二十、二十一世纪发生较之野蛮古代更黑暗的宗教迫害，以及这场迫害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值得我们深思。唯有透过历史的透视镜，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当下才能有较为透彻的体会，并由于—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希望 – 洞悉了因果及事物之间深刻的必然性而决定行动的方向。
从共产党施加在基督徒身上的罪名里，我们看见了隐藏在它内心的恐惧。给牧师伪造的罪名是：扰乱社会治安、图谋颠覆国家政权、非法提供情报。这完全符合共产党将异议人士划入“国家之外”，使其成为国家敌人的一贯策略。男基督徒的罪名时常是作风问题，女基督徒的则是诈骗；老年基督徒的是杀人。一名女基督徒被严刑拷打，迫使她捏造莫须有的罪名诬陷一名男基督徒。为了蒙骗海外基督徒的良心，以一个没有信誉的政府的信誉，共产党发出一个奇怪的审判长定罪的声音。
我们要问的是，它惧怕什么？谁比谁更恐惧？当我们看见了后极权政权对于信仰，对于信仰者的恐惧时，我们自身的恐惧就如一件不合身的外衣，悄然脱落。
六四后流亡异国的学生领袖和民运人士里，成为基督教牧师的不在少数。而在民间维权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今天，与这些人民一起站在第一线的律师们出于对中国道德与精神危机的切肤体认，同样选择了成为基督徒。为了对事物有更透彻的体悟，我们不该低估这件事背后的意义。在一个素以没有宗教著称的国家，这些知识份子从对自由民主的追求转而入信仰的领域决非偶然。这个独特的现象和无神论统治下中国信仰人数的激增彼此呼应，具有无法否认的历史意义以及或许更高的，形上意义。
曾经在八十年代具有影响力的影片《河殇》创作者之一运志明在六四后流亡美国，几年后成为基督教宣教士。他耗费了三年编导的纪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里充盈着悲恸莫名，无以自持的基督徒和宣道人。在西北高原的窑洞里，在墓地山坡上，人们举起双手高唱在现代中国广为流传的迦南诗歌。这近千首诗歌是一个没有受过音乐训练的农村姑娘在圣灵的触动下谱写出来的。人们闭上双眼高唱，泪水在一张又一张脸上久久燃烧。这些从心灵深处流出来的热泪迫使我们追问：为什么，这么多的泪水？为什么，滚烫如火焰的泪从这么多双黑眼珠里泉涌而出？
这并非一个吝啬泪水的民族 – 时常，泪水是我们能馈赠给彼此的唯一安慰。是唯一证实我们依旧活着的证据。1989年春夏最炙烈的那些天，泪水是我们除了愤怒之外唯一的言语。无比珍贵的，同时又不值一分钱的泪水。当泪水成为我们这个懦弱的，这个习于忍耐，永无止境的种族在无法采取真正行动时的替代品，它不值一分钱。这直到今日仍未接受启蒙的洗礼，把个人埋葬在集体的幸福和软弱里，畏惧独立思考如洪水猛兽的国族，它的泪水岂不是如同稚子的眼泪一般？文革期间，天安门广场上在毛的面前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红色的毛语录，在一种历史的疯狂与恐怖中流下的莫名泪水是我们这个民族集体流的泪里最为可惊可叹的标本。然而，这些基督徒的泪水属于另一个范畴。(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