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物的统治
在走上“共产极权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的中国，人民没有选择地，牲口般地被一步步诱导为忠诚的消费者。单向度的人。在他们所能扮演的社会角色里，“见义勇为者”、“反叛者”、“信仰者”、“持异议者”、“投票者”、“结社者”、“反对者”，“社会运动者”，甚至传统的角色如“侠客”、“刺客”、“狂人”或归隐山林市井的“隐者”都被一刀斩断。更确切地说，人们扮演这些角色的空间和意志力一起被从根斩断。从八十年代到今天，人民经历了期盼，苦闷，压抑，绝望几个明显的心理断层。行走在这些人民中间，就好似行走在一头意志力从内部被销毁的巨人身体内部。现代中国是一个意志力崩毁的巨人。说谎的丰盛物资下再也隐藏不了的，是“我们都是乞丐”这个一语道破的真相。人人都是乞丐，人人都是狱卒与囚徒。在建设发展、神五神六的表像下，是一整个民族的紧急生存状态。
在一种扭曲的游戏规则长期制约下，当人民不断被迫做出台面下的各种利益交换行为，沉默与谎言等同，成为与金钱一样，可以进行兑换的币值 – 这也就是说，当全体人民都是行贿和受贿者时，对人民进行的最大贿赂是把生命代换为伪生活。代换为一种非道德的生存状态。在波涛汹涌的上半个世纪里，我们经历了一个诡异的交叉镜像：从在大跃进伪造的数据下所掩盖的饿殍遍野、与猪抢糠而食的大饥荒，到九十年代至今，在欢乐和麻木的商品极权掩盖下的，一种真正致命的精神上的大饥荒。这场大饥荒在国土四处蔓延，一场没有解药的瘟疫。当SARS在谎言的遮盖下在中国的领土上悄悄滋生，人人戴上死亡面具般的口罩陷入沉默的极度恐惧中，难道仅仅是纯属偶然的事件？
从物质上的大饥荒到精神上的大饥荒，这可以说是一个极为彻底的交叉转换。在大跃进、文革时期以恐怖统治和伪造资料来文饰一切的极权手段，到了市场经济化的今天，蜕变成以说谎的物质及被人们内化了的，共谋式的意识形态全方位运作的后极权机制。我们不得不承认，后者对人民反抗驱动力的缴械无疑是以一种无形，因此更难抵抗的威力而青出于蓝的。它诱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对部分的自己 – 对那具有天生反骨的精神，行使了自我否决权。诱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自我的对立面，成为了陌生，缺乏明确面孔的“非我”。这样的自我阉割和君主时期底层人民为了入宫而自宫的行为隔着千年时间的深渊遥相呼应，而今天这自我阉割的集体化、自动化迫使我们不得不深思中国的“现代化”把人们携带到了哪一个诡异的地方？
如何描述我们的伪生活？那充满了丰富多采的细节，为各种物质高高撑起来的伪生活。不可低估那些貌似无辜的细节不可抗拒的摧毁性 – 在货币经济化的社会，它们成为了意识形态无孔不入的载体。如何驯服这些淳良的老百姓？给他们一件墨绿色灯心绒牛仔裤，一辆黑色桑塔那，一个带轮子的猩红色旅行箱。给他们必胜客和麦当劳，烤全鹅、全羊，给他们一张一旦坐下去之后就再也站不起来的，天鹅绒垫子铺就的沙发。最后，给他们一个会唱歌、会说话的黑盒子。
要记得，这是一个在十五年前全国几乎没有一个胖子的国家，一个直到现在有些乡镇上马、骡、驴子，各种新式、旧式、改良的二轮、三轮、四轮车辆并肩走在大马路上的国家。一个拥有九亿农民的国家。一个背上沉沉一箩筐还没完全成熟的绿柑桔、几块路上充饥的馍馍、几张破旧的，远远不足路费的钞票，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去探女儿的农民的国家。一个怀里抱着一头作为礼物，自家养大的母鸡登上飞机的国家。给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一辆宝蓝色电瓶车，一顿从桂花鱼到海豚一应俱全的江鲜大餐，一件鲜丽贴身的时髦洋装(或是一个穿上这件鲜丽洋装的时髦女人) ，你想，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由于生命内部的关闭，身体只能从外部去发挥自己，证实自己。对于感官和激情的追求成为一种必然：无论是物质、权力的合法获取或非法猎夺，成为人们证实自己还活着的重要渠道，成为人们发挥生命能量的主要动力。与此平行而至的，是两种并不相互排斥的可能：个性的扭曲或平庸化。我们或许变成内心幽暗，有犯罪倾向的人，或者变成乏味的，单向度的人，依靠时尚来掩盖的个性的阙如。一种在各省发达的城市里四处可见的，相互感染的集体庸俗化、平面化正在悄悄蔓延。与它一起蔓延毫不逊色的，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胆的“坏份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从瘦瘠的身子上燃烧着一丛黑色稻草，瘦瘠的身子内燃烧着饥饿的、炙烈的对未知的渴望的人，成了鲁迅投下不信任票的，带有暴力倾向，没有面孔的“众数”。
和物的统治齐头而驾的是一种虚假的乐观主义。必须寄生在这消费社会情绪的膺品之上，商品极权才能维系自己的命脉。透过由日渐精致化的广告和堆满了华丽的脸孔、情节、景物的电影以及泥沙俱下的网路，欲望的输送带源源不断地向人们运送刺激与满足(无论多么虚假，短暂)欲望的物件。在后极权统治的世界，为了弥补真实生活的空缺，没有脸孔的物的统治者戴上这虚假的乐观的面具，不时朝我们咧嘴狂笑，以确保自身。这两者一齐驾驭着我们的生活，缺一不可，朝悬崖举蹄狂奔。坐在驾驶座上挥鞭子的是谁？是一个没有面孔的人。再仔细看：是我们所有的人。
黑盒子里的新意识形态
让我们讨论在这物的统治里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当商品极权一天天走马灯转般急速变化着，说谎的物质逐渐获得了一个最佳的同谋者：电视。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奇特的，多重时代断层并存的巨兽身上，各省、区、直辖市各显神通的频道里将传送出什么惊人的景象？从连续播放国共内战、抗日战争的黑白片和各级领导讲话，只有一个频道的偏远城乡，到拥有在质量及时代感上具有惊人的落差，使人应接不暇的数十个卫星频道的城市都会，今天的中国电视无疑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力的文化现象。
分析这些在形式及内容上南辕北辙的节目，或许能帮助我们对新一轮意识形态达到较敏锐的判断 – 以及抗拒。这些在共产极权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奇特的结合下所产生的混合体，由于其还没有定位的好奇和新鲜，由于在这块多民广土的国度里不时会出现一些个性独具的高手以出人意表的方式发挥没有泯灭的创造力，更由于这块土地天赋异秉的光怪陆离，偶尔会出现叫人跌破眼镜，难以界定的，来自真实深处的意识。
下面是一些我们能够在电视里收播到的节目：播报员把面孔和声音一起戴上铁甲面，表情僵硬的君父们(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一个个轮番上阵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货币时代混合著财产、爱情争夺战和伦理亲情的肥皂剧；小心翼翼针砭时弊的社会档案；杀人犯的忏悔；人格自闭症和恋子、恋母情结心理咨询个案直播；真人实地演出，具有爆发性真实情感的原始岛屿求生；在节奏缓慢的“过时”下掩藏着以古讽今(贪官污吏、失序的伦理)的传统地方戏曲；或高亢悖时或柔软无骨，诱惑力十足，场面浩大的歌舞表演；大展身手，各自发挥的全国才艺大赛，以及随而制造出来的，使全国陷入一阵疯狂的速食明星。
在这后极权与市场经济共谋的时代，电视的视觉教育以什么肉眼不可见的病毒传播伪装的意识形态？以什么策略试图通过关节，指向潜伏的真相？又以什么处心积虑的策略伪造一种言论自由的假像？在电视年龄相对年轻的中国，这南北什货杂陈的节目充满了待解的文化符码，对它们的观察将帮助我们理解当代的文化现象与社会意识。
在具有最佳监视功能的圆形监狱里，监控者坐在身处圆心的一架高塔内，环视面朝圆心，无所遁形的囚犯、工人、学生。进入后极权时代，埋入人民体内的自我监控程序是自动启动，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无所逃遁的意识形态。电视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监控器，从外部朝内监视着人民，它的黄金矩阵电眼在每一家客厅里日夜闪烁，分秒跳动的电磁波影像对潜意识的催眠作用深嵌入它的监控密码。由于它不似无法关闭，声音弥漫整个空间的广播扩音器，却需要观众在意志力及视线上的主动配合，作为国家监控器，电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在潜意识的自我监控层次上运作。
在收看电视节目时，人们在无意识间向节目里潜伏的第二层意义(这个名词来自雷蒙.威廉斯。在汉语辞汇里，潜台词、潜规则是一个较通俗，意义不十分完整的说法)探测，在不知不觉中调整自己的意识，以和公共意识形态接轨。这是一个隐藏甚深的机制，比起网路员警的封锁、删除甚至身份伪装更难识破。正由于电视在表面上给予观众的自主性，它隐藏的意识薰染难以抗拒。
电视节目在第一层意义上粗暴的引导：不断在访谈节目里出现的正直爱民的员警；民族危机如英军侵犯西藏、抗日战争；被适时救援的农民、工人；各地的大丰收；与盟国再缔被取消了的经济合约；甚至美国的飓风灾难等等，恰好提供了从反面来帮助我们理解真相的渠道。这是一个十分嘲讽的现象：我们时常是经由站在国家机器的反面来确定自己立场的正确无误。以上这些伪意识早已成为了后谎言时代以被人们公开承认的膺币非价值而流通在市场上的废弃品。人们抛掷着这些把标签贴得满身都是的膺币，拿自己的贫穷无可奈何。
真正混淆人们视听的，因此，不是这些落破户般破产的节目，而是紧紧卡在当代生活里的，充分商品化的节目 – 那些把我们从真正的危机引导开的，充满了虚假危机的肥皂剧。游移在以古讽今和颓废狡猾之间的宫廷剧。以展现无用细琐的日常知识来取代活泼有力之思考的问答节目。鼓励人们把精力发泄在发明使日常生活更便利的，无害的小东西身上的节目。把黑白沉重的两面放在手掌上以四两拨千斤的轻巧态度衡量的社会档案。以个人危机取代整体危机，并提供一个轻巧的解决途径的心理咨询节目。杀人者的忏悔。我们必须留意，在这里不会出现如马加爵那样牵涉到社会整体犯罪背景，问题尖锐的重要案件。不会牵涉到可能把社会引导向真正深沉的情感和自我大洗涤的思维方向的事件。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些节目试图以模棱两可的方式通过审核，从侧面切入真正的问题所在。正是在这样的节目里，我们看见了权力话语充满了张力的角力，以及我们是如何困兽犹斗地奋力拼搏出意识形态之网罗，努力去触及问题的边缘。当然，事情永远可以更复杂。从相反的角度来看，以受困者谨慎、多疑的触觉，我们看见了意识形态机器是如何逐个收编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符码，使之为自己服务。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罪行之间，在可说与不可说的案件、可讨论与不可讨论的社会事件之间，在经由言说而释放的犯罪心理和欲望之间，意识形态设下了不断移动的界线。同时以更巧妙的机制，它伪造了开放和言论自由的假像。种种这些指向了话语权力场的压力阀极度精巧、完整的控制。
在这里，我们需要考虑国家意识形态和货币时代欲望取向的娱乐奇特的结合。这在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纪念会上，煞有介事的军武操演和港台式流行歌舞的同台演出获得了极佳的展示。更诡异的是，政治人物与政治标语本身成了娱乐符号，解颜的物件。这件事本身有复杂的意义，需要从多层次解码。一方面这标志了政治的“堕落”为娱乐品，不复当年的绝对威权，一方面却隐藏着一种危险的，如果不是恐怖的，政治企图通过喜剧式的(因此非真实的)自我消解以达到对人们意识更为彻底的卸甲。这种诡异的结合决非表面上那样无辜；恰恰相反，它在貌似无害的欢娱下所隐含的腐蚀性是需要我们更加留心的。
讨论今天的中国电视节目，我们需要认清它的特殊意义在于其强烈的歧义性，及不断游移变化，不稳固的第二层意义。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生存的当下瞬息变化，而无数真实的断层以一种粗劣的方式鳞次栉比，使我们难以判断什么才是真实。在这特殊的历史现实下，每个人从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迥异的角度去探视这些节目，而无法达到对真实一致的解读，或者要求。(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