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知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海变。根据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人类的历史在共产世界于上个世纪末的雪崩后进入了单一向度的，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主导的后历史时期。即使不同的体系依旧存在，而局部的冲突因此仍然不可避免，然而一切已定调，不会再有真正的历史事件给人类文明带来新的冲击。
这种对于人类文明的轨迹，对于人类的终极命运十分偏狭的理解同时忽略了两个与所有的人悠关的事实：我们已无可避免地朝现代文明的终结接近。这五年间发生的种种足以为证：二十一世纪正是在一种末世情结与接续不断的灾难图景中展开的。在这充满了生存危机感的背景中，二十世纪共产主义以无数生命为实验场域的惨痛挫败，以及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化所带来的，从道德到生存环境的灾难性后果形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迫使我们慎重思索人类今后的道路。历史终结论所忽略的第二个事实因此是更加重要的：在今后有限的时间里，人类将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力图寻求一种和现有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迥异的，与自然、万物更为契合的生活方式。人类将鼓起己有的最大勇气和智慧，以求迈入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历史的转捩点扮演了什么角色？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东方专制帝国、共产阵营最后的军事强国、加速度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大国的三重身份在上个世纪末终于进入了世界舞台，它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是什么样的历史悖论？由政治改革入手，经济改革迂回前进而同时朝独裁回返的苏俄，和“摸着石头过河”，以经济改革为第一要务，政治上渐趋于法西斯化的中国形成了两个意味深长的交叉镜像。在这两个(前)共产大国身上，我们看见了作为一种社会体系的乌托邦(这对于前苏联或许更为贴切)以及一种后极权政治形态，共产主义幽灵是如何顽强多变，难以连根拔除。
在讨论中国和苏俄这两个具有特殊文化背景及民
族尊严的国家时，我们无法忽视这两者对西方世界怀抱的，渊源甚深的情结。这两个亚细亚小农社会的国家，出于一种历史的不幸，成为欧洲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社会所设计的共产主义悲惨的实验场域。对于身处欧亚大陆，深受鞑靼民族东方草原文化及基督教东正教影响的俄罗斯，现代西方所带来的工业文明是在苏联解体后，许多哲学家重新思考今后道路时极力批判的物件。在同样属于前共产世界的东欧，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科技文明的批判有雷同的犀利。以一种独特的，苏俄哲学家自称为“落后者的优势”，这些前共产国家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宰治后并没有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资本主义大潮；相反的，或许由于过去一个世纪来惨痛的经验，从哈威尔、米奇尼克到梅茹耶夫，这些知识份子对于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抱持着一种深思熟虑的审慎。
反观中国，在顽强抗拒自己必死之命运的共产幽灵下，政治改革久等而不至。相反的，是意识形态日益缩紧的紧匝咒。在被压缩的思想空间里，知识份子停留在对于个人、自由主义，以及与西方新左派落差甚大的，介于史达林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新左派思维中。选择隐入书斋的学者则或者迫不及待地遁入后现代主义所提供的把一切消解的氛围里，提出一种人们无法认真对待的，对于真实于事无补的后谎言时代喜剧式的抵抗策略，或者采取一种以古讽今的迂回道路，介入历史、农村的研究。
不可讳言，意识的深度钳制以及意志力的瓦解形成了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界的大片沉默，很难在这个历史的转角处加入人类中的睿智者，思索举凡关于现代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式或资本主义式的)、工业文明、无神论所引领人类一步步落入的陷阱。凡是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困境，对资本主义、理性甚至启蒙的质疑，以及对神秘主义和宗教前瞻性的探讨 – 在国家意识形态的长鞭下，这些思考被封锁在一个范围内，无法激发更多的思索，更无法开花结果。2000年以来意识形态的进一步收束更使得初初崭露头角的多元思考无疾而终。在知识界对于改革的反思被提前阻断后，严重迟到的中国，出于一种可以理解的匮乏，无力阻挡这个民族朝具有摧毁性的，与共产极权结合的货币经济“现代化”宾士而去。
造成这个将为我们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集体沉默有许多因素，可以追溯至历史及文化上的各种深层因果。在这里，由于它的紧急性，我们不得不首先提及一个最致命的原因。很显然，我们急需说却无法说出口的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是：现在，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极权主义。是这块土地上逼迫我们成为思想和行动的侏儒的极权者，以及他们所使用的种种隐形与可见的武器。是迫使我们再度在世界上无可救药地迟到的共产极权。我们最困难的敌人，是挟持我们，迫使我们成为它诡谲的运作机制一部分的共产后极权主义。
1907年，鲁迅写下<文化偏至论>。正如跨越千禧年之时人们对未知充满了焦虑, 他也曾对刚刚开始的新世纪抱着极高的期盼，预言这将是黑格尔、叔本华等为代表的神思、唯心一派神采飞扬的世代。然而对于我们民族自身的命运，以他一贯的黑暗智慧，鲁迅做了不祥的预言。无论是对于那时的人们或是一百年后的我们，鲁迅所提出的“非物质”、“重个人”，他对群众的判断力和集体意识的不信任，以及对尼采式“天才”的倚重，甚至是他对在卢骚《社会契约论》后渐渐成为人类现代化标杆之一的“平等”的质疑，都和中国直到今天的思维倾向或意识形态背道而驰。作为一个悖时的孤独者，所有鲁迅以恐怖先知般预知的历史翻过了许多页，没有转寰的余地，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
关于鲁迅对民族的未来，也就是我们所生活着的现在悲剧式的预言，我们能说什么？同样的问题可以掷向在八十年代卷起一阵旋风，成为一整个时代标签的，崔健的“一无所有”。如何丈量我们和那首歌的距离，我们和鲁迅荒漠预言间的距离，凭仗着每个人心里的那一把尺。然而和所有当代中国的事情一样，没有人的尺度是雷同的。这头人类文明史上不自然地，不祥地长寿的巨兽在据称是属于它的二十一世纪向世人呈现的是一个超现实的荒谬剧场，一块以越过空间来表现时间纵深的古老大陆，一个每个人有迥异的、彼此矛盾的故事向他人诉说的国度，一个被自己制造的谎言吞噬了的国家。出于一种紧急的生存需求，迫降、建筑在至偏至伪的现代化进程上的，被打败的国度。一个被西方铁一般的意志，被自己的古老和懦弱击败的国度。
这是一个没有人深究的公案：在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亚叙、埃及、印度、希腊等在时间之河里拦腰折断后，唯有中国，这父权之极至的东方古国硕果仅存地和自己的文明源头维系着绵延不断的脐带，继续改造、使用着稀有动物 – 象形文字，翻修、祭拜着祖先祭拜过的庙宇、神祉，挖掘、出卖祖先的陪葬祭物。没有人质疑这奇迹般的文明韧性之真伪虚实，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得不喟叹和上述的“影国”一样，古老的中国已死。它早已死去，只是出于我们的软弱，出于一种古国子孙惯有的鲁钝，不曾发现这个事实。长久以来我们和死亡并存，疏忽了作为这古国后裔，我们应该给予它一个庄严的葬礼，把它埋葬。
出于一种集体的软弱，一种和恐惧有关的精神病征，我们迟迟没有举行这在时间上极为必要的仪式。正因为这样，我们被迫和自己的死亡共生共寝 – 多少年？在这长久的死亡里，我们纵使有舌头却失去了声音。活人的声音。这种奇特的死亡状态导致进入了现代的我们迟迟不能对举凡列强入侵、辛亥革命、文革等贯穿了血泪之历史篇章说出该说的话来。更致命的是，我们甚至不能对我们自身所生活的现在像一个人一样说出该说的话来。我们甚至不能说出是什么制造了我们的沉默。或许这，造就了最彻底的沉默。没有人能够预知，“无声的中国”在一百年后无声依旧。
我们经历了殖民、次殖民的悲惨命运，却没有能说出一切被殖民者所深切体验的，内在精神分裂的悲哀，如法农以雄辩的法语所做；我们中的一半经历了性别上最难析解的内部殖民，却没有献出第二性哀伤而崇美的吟咏、控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历了两次轰轰烈烈的政治革命，两次内部换血的文化革命(如果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越的部分也算在内) ，然而我们的国民行走在路上，恬恬然自适或是悲愤内蕴难以自持或是冷然漠然麻木不仁，就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历经过任何的革命 – 没有经过妇女解放运动，毁家弑父、种人换血的新文化运动，也没有经过以平等为启蒙的无产阶级革命，更没有受过黑暗大陆反殖民风潮的洗礼。这一切是出自什么原因？莫非是因为身为文明古国的子孙，我们的基因里充满了突变的因素和顽强的抗药性？充满了匪夷所思的还原性不断向自我回归？站立在迂回婉转了一个世纪后的原点，一方面大开洋扈大肆改革开放，一方面把下一代男女的比例调整到了致命性地失调，把妻妾成群的古风一点点恢复了过来 – 站立在这恍如隔世的原点，我们该朝彼此脱帽致哀，还是举手欢庆？
生而为此深受挫败的古国子民，每当我们试图思索自身的命运和未来时，时常避免不了从头说起、追溯源头的坏习惯，无论是五四运动的功过、文革对固有的民族性所催生而出的海变，或是远涉封建帝国时期对百姓在肉体和精神上的阉割，以及科举对文人骨头从根部的侵蚀。为了证明吾国历史之悠久，更有上溯至尧之祭天，舜之朝廷，乃或甲骨、岩画、彩陶纹路，甚或上古先民不可得而闻之的，从肉体发出来的与兽同欢如鸟鸣唱，在所有的文字与文明之前，充满了最为纯粹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声音。
简而言之，我们几百年来一直无解的问题是：我们是如何失去了它？
在这里我要做的不是回答这个问题，更无意为“它”给出任何具体的界定。那或许是因为我们失去的确实是太多了。我也无意为这式微的，影子般的古国发任何哀声。谁都清楚，对于我们的现在，人们有着迥异的判断；从表面上看来我们也的确与鲁迅的世代相去甚远。时间并非白白流逝，我们的祖辈也不是白白牺牲、死去。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耗尽了几代人的鲜血所抵达的到底是哪里？我们并不可惜那些血，就像我们从不吝惜不值一分钱的眼泪，但无论如何，这一切有一个代价，如果它不能有什么收获 – 而这血的代价又岂能够是更为可贵的，我们的精神？
这里试图做的仅仅是对我们的现在的一种描述。完全可以把它视作对鲁迅预言跨越一百年的遥相呼应。不，这不是对鲁迅荒漠预言一百年后的实地考察报告，因为任谁，不管她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向愤世疾恶，忧国而亡的鲁迅交出这样一份书面报告。和国族一样，一个人可以不止一次死去。所以，这仅仅是意图在我们彼此之间传阅的一份关于我们自身生存现状的描述。
来自人民的证词胜过一切言语，这里将尽量引用他们朴质的话语来为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事件作证。由于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心理、意识的层面(虽然这是十分重要的面向)，数字和事件本身成为最雄辩的证据。(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