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物的統治
在走上「共產極權特色的市場經濟」道路的中國，人民沒有選擇地，牲口般地被一步步誘導為忠誠的消費者。單向度的人。在他們所能扮演的社會角色裏，「見義勇為者」、「反叛者」、「信仰者」、「持異議者」、「投票者」、「結社者」、「反對者」，「社會運動者」，甚至傳統的角色如「俠客」、「刺客」、「狂人」或歸隱山林市井的「隱者」都被一刀斬斷。更確切地說，人們扮演這些角色的空間和意志力一起被從根斬斷。從八十年代到今天，人民經歷了期盼，苦悶，壓抑，絕望幾個明顯的心理斷層。行走在這些人民中間，就好似行走在一頭意志力從內部被銷毀的巨人身體內部。現代中國是一個意志力崩毀的巨人。說謊的豐盛物資下再也隱藏不了的，是「我們都是乞丐」這個一語道破的真相。人人都是乞丐，人人都是獄卒與囚徒。在建設發展、神五神六的表像下，是一整個民族的緊急生存狀態。
在一種扭曲的遊戲規則長期制約下，當人民不斷被迫做出臺面下的各種利益交換行為，沈默與謊言等同，成為與金錢一樣，可以進行兌換的幣值 – 這也就是說，當全體人民都是行賄和受賄者時，對人民進行的最大賄賂是把生命代換為偽生活。代換為一種非道德的生存狀態。在波濤洶湧的上半個世紀裏，我們經歷了一個詭異的交叉鏡像：從在大躍進偽造的數據下所掩蓋的餓殍遍野、與豬搶糠而食的大饑荒，到九十年代至今，在歡樂和麻木的商品極權掩蓋下的，一種真正致命的精神上的大饑荒。這場大饑荒在國土四處蔓延，一場沒有解藥的瘟疫。當SARS在謊言的遮蓋下在中國的領土上悄悄滋生，人人戴上死亡面具般的口罩陷入沈默的極度恐懼中，難道僅僅是純屬偶然的事件？
從物質上的大饑荒到精神上的大饑荒，這可以說是一個極為徹底的交叉轉換。在大躍進、文革時期以恐怖統治和偽造資料來文飾一切的極權手段，到了市場經濟化的今天，蛻變成以說謊的物質及被人們內化了的，共謀式的意識形態全方位運作的後極權機制。我們不得不承認，後者對人民反抗驅動力的繳械無疑是以一種無形，因此更難抵抗的威力而青出於藍的。它誘使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對部分的自己 – 對那具有天生反骨的精神，行使了自我否決權。誘使我們在不知不覺中走到了自我的對立面，成為了陌生，缺乏明確面孔的「非我」。這樣的自我閹割和君主時期底層人民為了入宮而自宮的行為隔著千年時間的深淵遙相呼應，而今天這自我閹割的集體化、自動化迫使我們不得不深思中國的「現代化」把人們攜帶到了哪一個詭異的地方？
如何描述我們的偽生活？那充滿了豐富多采的細節，為各種物質高高撐起來的偽生活。不可低估那些貌似無辜的細節不可抗拒的摧毀性 – 在貨幣經濟化的社會，它們成為了意識形態無孔不入的載體。如何馴服這些淳良的老百姓？給他們一件墨綠色燈心絨牛仔褲，一輛黑色桑塔那，一個帶輪子的猩紅色旅行箱。給他們必勝客和麥當勞，烤全鵝、全羊，給他們一張一旦坐下去之後就再也站不起來的，天鵝絨墊子鋪就的沙發。最後，給他們一個會唱歌、會說話的黑盒子。
要記得，這是一個在十五年前全國幾乎沒有一個胖子的國家，一個直到現在有些鄉鎮上馬、騾、驢子，各種新式、舊式、改良的二輪、三輪、四輪車輛並肩走在大馬路上的國家。一個擁有九億農民的國家。一個背上沉沉一籮筐還沒完全成熟的綠柑桔、幾塊路上充饑的饃饃、幾張破舊的，遠遠不足路費的鈔票，坐上幾天幾夜的火車去探女兒的農民的國家。一個懷裏抱著一頭作為禮物，自家養大的母雞登上飛機的國家。給這樣一個國家的人民一輛寶藍色電瓶車，一頓從桂花魚到海豚一應俱全的江鮮大餐，一件鮮麗貼身的時髦洋裝(或是一個穿上這件鮮麗洋裝的時髦女人) ，你想，會有怎麼樣的結果？
由於生命內部的關閉，身體只能從外部去發揮自己，證實自己。對於感官和激情的追求成為一種必然：無論是物質、權力的合法獲取或非法獵奪，成為人們證實自己還活著的重要渠道，成為人們發揮生命能量的主要動力。與此平行而至的，是兩種並不相互排斥的可能：個性的扭曲或平庸化。我們或許變成內心幽暗，有犯罪傾向的人，或者變成乏味的，單向度的人，依靠時尚來掩蓋的個性的闕如。一種在各省發達的城市裏四處可見的，相互感染的集體庸俗化、平面化正在悄悄蔓延。與它一起蔓延毫不遜色的，是從農村到城市的越來越多，越來越大膽的「壞份子」。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從瘦瘠的身子上燃燒著一叢黑色稻草，瘦瘠的身子內燃燒著饑餓的、炙烈的對未知的渴望的人，成了魯迅投下不信任票的，帶有暴力傾向，沒有面孔的「眾數」。
和物的統治齊頭而駕的是一種虛假的樂觀主義。必須寄生在這消費社會情緒的膺品之上，商品極權才能維繫自己的命脈。透過由日漸精緻化的廣告和堆滿了華麗的臉孔、情節、景物的電影以及泥沙俱下的網路，欲望的輸送帶源源不斷地向人們運送刺激與滿足(無論多麼虛假，短暫)欲望的物件。在後極權統治的世界，為了彌補真實生活的空缺，沒有臉孔的物的統治者戴上這虛假的樂觀的面具，不時朝我們咧嘴狂笑，以確保自身。這兩者一齊駕馭著我們的生活，缺一不可，朝懸崖舉蹄狂奔。坐在駕駛座上揮鞭子的是誰？是一個沒有面孔的人。再仔細看：是我們所有的人。
黑盒子裏的新意識形態
讓我們討論在這物的統治裏十分重要的一個環節。當商品極權一天天走馬燈轉般急速變化著，說謊的物質逐漸獲得了一個最佳的同謀者：電視。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奇特的，多重時代斷層並存的巨獸身上，各省、區、直轄市各顯神通的頻道裏將傳送出什麼驚人的景象？從連續播放國共內戰、抗日戰爭的黑白片和各級領導講話，只有一個頻道的偏遠城鄉，到擁有在質量及時代感上具有驚人的落差，使人應接不暇的數十個衛星頻道的城市都會，今天的中國電視無疑是一個充滿了生命力的文化現象。
分析這些在形式及內容上南轅北轍的節目，或許能幫助我們對新一輪意識形態達到較敏銳的判斷 – 以及抗拒。這些在共產極權及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奇特的結合下所產生的混合體，由於其還沒有定位的好奇和新鮮，由於在這塊多民廣土的國度裏不時會出現一些個性獨具的高手以出人意表的方式發揮沒有泯滅的創造力，更由於這塊土地天賦異秉的光怪陸離，偶爾會出現叫人跌破眼鏡，難以界定的，來自真實深處的意識。
下面是一些我們能夠在電視裏收播到的節目：播報員把面孔和聲音一起戴上鐵甲面，表情僵硬的君父們(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一個個輪番上陣的中央電視臺新聞；貨幣時代混合著財產、愛情爭奪戰和倫理親情的肥皂劇；小心翼翼針砭時弊的社會檔案；殺人犯的懺悔；人格自閉症和戀子、戀母情結心理諮詢個案直播；真人實地演出，具有爆發性真實情感的原始島嶼求生；在節奏緩慢的「過時」下掩藏著以古諷今(貪官污吏、失序的倫理)的傳統地方戲曲；或高亢悖時或柔軟無骨，誘惑力十足，場面浩大的歌舞表演；大展身手，各自發揮的全國才藝大賽，以及隨而製造出來的，使全國陷入一陣瘋狂的速食明星。
在這後極權與市場經濟共謀的時代，電視的視覺教育以什麼肉眼不可見的病毒傳播偽裝的意識形態？以什麼策略試圖通過關節，指向潛伏的真相？又以什麼處心積慮的策略偽造一種言論自由的假像？在電視年齡相對年輕的中國，這南北什貨雜陳的節目充滿了待解的文化符碼，對它們的觀察將幫助我們理解當代的文化現象與社會意識。
在具有最佳監視功能的圓形監獄裏，監控者坐在身處圓心的一架高塔內，環視面朝圓心，無所遁形的囚犯、工人、學生。進入後極權時代，埋入人民體內的自我監控程序是自動啟動，二十四小時不停運轉，無所逃遁的意識形態。電視是另一種形式的自我監控器，從外部朝內監視著人民，它的黃金矩陣電眼在每一家客廳裏日夜閃爍，分秒跳動的電磁波影像對潛意識的催眠作用深嵌入它的監控密碼。由於它不似無法關閉，聲音彌漫整個空間的廣播擴音器，卻需要觀眾在意志力及視線上的主動配合，作為國家監控器，電視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在潛意識的自我監控層次上運作。
在收看電視節目時，人們在無意識間向節目裏潛伏的第二層意義(這個名詞來自雷蒙.威廉斯。在漢語辭彙裏，潛臺詞、潛規則是一個較通俗，意義不十分完整的說法)探測，在不知不覺中調整自己的意識，以和公共意識形態接軌。這是一個隱藏甚深的機制，比起網路員警的封鎖、刪除甚至身份偽裝更難識破。正由於電視在表面上給予觀眾的自主性，它隱藏的意識薰染難以抗拒。
電視節目在第一層意義上粗暴的引導：不斷在訪談節目裏出現的正直愛民的員警；民族危機如英軍侵犯西藏、抗日戰爭；被適時救援的農民、工人；各地的大豐收；與盟國再締被取消了的經濟合約；甚至美國的颶風災難等等，恰好提供了從反面來幫助我們理解真相的渠道。這是一個十分嘲諷的現象：我們時常是經由站在國家機器的反面來確定自己立場的正確無誤。以上這些偽意識早已成為了後謊言時代以被人們公開承認的膺幣非價值而流通在市場上的廢棄品。人們拋擲著這些把標籤貼得滿身都是的膺幣，拿自己的貧窮無可奈何。
真正混淆人們視聽的，因此，不是這些落破戶般破產的節目，而是緊緊卡在當代生活裏的，充分商品化的節目 – 那些把我們從真正的危機引導開的，充滿了虛假危機的肥皂劇。遊移在以古諷今和頹廢狡猾之間的宮廷劇。以展現無用細瑣的日常知識來取代活潑有力之思考的問答節目。鼓勵人們把精力發洩在發明使日常生活更便利的，無害的小東西身上的節目。把黑白沉重的兩面放在手掌上以四兩撥千斤的輕巧態度衡量的社會檔案。以個人危機取代整體危機，並提供一個輕巧的解決途徑的心理諮詢節目。殺人者的懺悔。我們必須留意，在這裏不會出現如馬加爵那樣牽涉到社會整體犯罪背景，問題尖銳的重要案件。不會牽涉到可能把社會引導向真正深沉的情感和自我大洗滌的思維方向的事件。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有些節目試圖以模棱兩可的方式通過審核，從側面切入真正的問題所在。正是在這樣的節目裏，我們看見了權力話語充滿了張力的角力，以及我們是如何困獸猶鬥地奮力拼搏出意識形態之網羅，努力去觸及問題的邊緣。當然，事情永遠可以更複雜。從相反的角度來看，以受困者謹慎、多疑的觸覺，我們看見了意識形態機器是如何逐個收編了當代資本主義文化的符碼，使之為自己服務。在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罪行之間，在可說與不可說的案件、可討論與不可討論的社會事件之間，在經由言說而釋放的犯罪心理和欲望之間，意識形態設下了不斷移動的界線。同時以更巧妙的機制，它偽造了開放和言論自由的假像。種種這些指向了話語權力場的壓力閥極度精巧、完整的控制。
在這裏，我們需要考慮國家意識形態和貨幣時代欲望取向的娛樂奇特的結合。這在抗日戰爭六十周年紀念會上，煞有介事的軍武操演和港臺式流行歌舞的同台演出獲得了極佳的展示。更詭異的是，政治人物與政治標語本身成了娛樂符號，解顏的物件。這件事本身有複雜的意義，需要從多層次解碼。一方面這標誌了政治的「墮落」為娛樂品，不復當年的絕對威權，一方面卻隱藏著一種危險的，如果不是恐怖的，政治企圖通過喜劇式的(因此非真實的)自我消解以達到對人們意識更為徹底的卸甲。這種詭異的結合決非表面上那樣無辜；恰恰相反，它在貌似無害的歡娛下所隱含的腐蝕性是需要我們更加留心的。
討論今天的中國電視節目，我們需要認清它的特殊意義在於其強烈的歧義性，及不斷遊移變化，不穩固的第二層意義。這或許是因為我們生存的當下瞬息變化，而無數真實的斷層以一種粗劣的方式鱗次櫛比，使我們難以判斷什麼才是真實。在這特殊的歷史現實下，每個人從自己所生活於其中的，迥異的角度去探視這些節目，而無法達到對真實一致的解讀，或者要求。(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