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安培采访报道）最近几年，中国的一些爱滋病毒感染者也加入了上访大军。中国爱滋病防治教育人士万延海先生认为，中国政府部门不应该以简单粗暴方式对待上访的爱滋病毒感染者。记者安培与万延海先生的对谈。
记者︰万延海先生，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中国的爱滋病毒感染者中，进行上访的人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万延海︰在全国各地都有，前几年上访主要是跟爱滋病的基本治疗有关系。特别是河南地区全国农村地区输血感染爱滋病的情况，过去都是比较严重。后来政府出台了“四免一关怀”政策，基本上在农村地区上访的情况就明显的减少；还是有，但是总的来讲就是矛盾没有过去那么激化了。
记者︰您刚才谈这些因为卖血感染爱滋病毒的人上访，主要是跟治疗有关，就是说因为缺乏治疗才上访的是吧？
万延海︰前几年上访的一些人，主要是卖血感染的人缺乏药物。很多集中在一个村庄里面，所以很多人有一些上访的行动或者激烈的示威行动。后来政府出来了四免一关怀政策，提供免费的药物。现在整体上来讲，上访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
记者︰就是说这一部分人上访的少了，那么还有没有一些导致爱滋病毒感染者上访的其他的因素呢？
万延海︰政府对于一些问题还没有那么重视。比如通过输血和用血液制品感染爱滋病的人，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农村，也发生在城市里面，这些人可能还相信政府的政策。
所以这些通过输血感染的人，觉得自己有很多的冤屈，他们通过法律诉讼寻求赔偿。那么在法庭上不能得到相应的赔偿之后，他们又去通过上访，通过示威的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记者︰那么现在因为输血感染爱滋病毒的这些人上访的情况，您能不能举几个案例呢？
万延海︰比如说昨天在吉林省德惠市有一些感染者，他们赔偿当中有一些问题和医疗部门发生冲突，那么警察就来人把有关的人员带走了，他们今天就跑到长春市的公安部门去上访去了。
在上个月的时候，河南商邱市的一些输血感染爱滋病感染者在北京就到国务院、到卫生部去上访。这些人本来经济条件就很差，来北京又花了很多的钱。
记者︰那么万延海先生您觉得中国的政府部门或者是一些官方机构，在对待这些因输血感染爱滋病毒的人这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呢？
万延海︰在他们上访过程当中，卫生部门往往采取一些比较简单处理的方法。比如说吉林德惠上访的一些感染者到卫生部信访部门，信访部门就一句话：你们打官司去吧，这个事情我们管不了。然后他们到了国家爱滋病中心，爱滋病中心的人说：我们是政府事业单位，不是政府部门，上访的事情不归我们管。
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说政府的相关责任部门，态度不是很积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上访的过程当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缺乏沟通，那么民间组织有心来帮助这些上访的人去处理一些权益方面的问题，又担心政府的一些干涉。
记者︰万延海先生，那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呢？
万延海︰我们的建议就是总体来讲，政府应该在政务方面，应该采取一个公开的态度。最近我们看到一些比较积极的现象，比如说中央政府开办了自己的网站，在网站上也有一些提供公众投诉的信箱。在卫生部、在有关的一些地方政府方面，都有一些直接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政府官员递交信息和投诉的途径。
记者︰这是您注意到的一些好的方面。那么对于您刚才提到的，政府在处理与上访的爱滋病毒感染者关系中的那些问题，那种不好的处理方法，对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呢？
万延海︰政府在处理这些社会的抱怨方面，缺乏社会组织的参与。
记者︰您所说的政府在这方面应该鼓励民间组织的参与，就是政府应该咨询民间组织的意见是吗？
万延海︰一方面可以咨询民间组织的意见，咨询一些学者的意见，同时它也可以委托民间组织来做一些事情。它可以把民间组织的一些意见，工作当中搜集的材料，作为政府相关部门作决策的依据。
还有一个，就是说政府的一些信访部门，可能对很多问题不了解；或者说面对社会公众去投诉的现象，他们可能非常不知所措。
如果政府能够和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法律援助机构、学术机构、社会志愿人员一起工作，去充分利用这些民间组织和志愿人员的精神，他们和社群良好的信任关系；去和这些社会抱怨的投诉的这些人，建立一种经常性的良好的沟通渠道。
对于政府的任何问题，来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方面，包括去和当事人进行沟通方面，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记者︰那您觉得政府在处理与上访的爱滋病毒感染者方面，一方面要咨询民间组织社会人士的意见；另一方面政府部门是不是也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呢？帮助这样的访民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万延海︰我觉得政府的责任部门总体上来讲，效率不是很好，而且态度比较粗暴。那么一些上访部门，经常以粗暴的态度对于访民，这都经常在发生，或者说政府的一些官员敷衍了事。
政府不仅仅应该相信民间组织来参与社会的维权这些工作，它事实上也应该保护这些关注上访现象的帮助访民的机构和一些社会志愿人员；而且政府应该把处理这些相关问题的资金，可以交给一些民间组织去处理相关的问题。
记者︰您觉得这个沟通是一个大问题？
万延海︰我觉得政府可能在整体上、在公共关系层面上、在技术上也应该有所改变。它不应该用一个“人民来访接待室”这样一个简单的这种方式，来处理社会的抱怨。政府应该建立一些经常性的公众进行沟通的一种制度，对于社会反映的一些问题，进行即时的沟通。
因为我们也知道看到很多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很多冲突，事实上是因为彼此对于问题的理解的差距产生的；如果能够建立一些经常性的，政府和民众直接去沟通的这样一种公共层面关系的话，可能问题会更好解决。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