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2日讯】(亚洲时报记者吴忠10月12日撰文)香港 — 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简称十六届六中全会）于11日结束，为期4天。是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为贯彻执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制定政策方针。
这是已逝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推行经济改革后25年来，中共中央首次召开年度全体会议，研究社会平等问题。在过去1/4个世纪里，所有这类会议都是集中讨论经济改革或意识形态问题。而今年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把构建“和谐社会”列为重要议程，有以下的双重意义：
一方面，胡锦涛显然已经巩固了自己的权力，这样他的指导思想才可以体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自2002年底接替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这是胡第六次主持这种全会。然而，直到两年前，江才最后放弃中央军委主席这一最重要职位。因此，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胡自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一直处在江的阴影笼罩之下。
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两周，胡把上海市党委书记陈良宇撤职查办。普遍认为陈良宇是所谓的“上海帮”的重要成员之一，也是政治局委员，胡敢把他拉下马，说明了他已经走出江的阴影。中央政府在是次全会召开前把陈良宇撤职查办决不是巧合，此举意在发出这样的资讯：胡已经完全控制了全会的议程，使其理念得以清楚阐述及付诸实践。此外，这表明中共可能会在明年十七大召开期间修改党章，把胡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理念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纳入其中。
另一方面，本届全会的主题强烈表明，中国社会现在存在很多“不和谐”因素，已经到了中共决策者不得不在年度聚会上思考解决办法的程度。因为如果社会稳定，中共政治精英们就可以把他们的宝贵时间，花在解决其他更紧迫问题上。
的确，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越积越多，中共再不妥善解决，其执政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和挑战。
贫富差距扩大
讽刺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哪里没有阶级斗争，他就会想办法在哪里制造。毛一心想把中国变成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他认为实现这一理想的唯一办法，就是挑起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在毛泽东逝世30多年之后，许多中国人至今仍怀念他，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如今社会不平等现象不断扩大。
在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通过土改和国有化运动剥夺了所有人的私有财产。他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平等：大家都一样穷。不过，毛泽东认为应该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继续压制工人阶级的敌人，因此他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运动，1966至76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这种打压行动推向高潮。毛泽东逝世才使这场十年浩劫结束。
文革与经济改革对中国的发展影响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开历史的倒车，使中国愈来愈倒退；而过去20年的改革开放，则令中国变得更加富有强大。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贫富悬殊不断拉大。因此，胡及其领导的官员现在不得不尽一切努力解决该问题，使中国社会变得更“和谐”。换句话说，他们担心如果社会阶层分化不能被有效制止，阶级斗争就会不可避免地爆发。
中共精英有充分理由担忧上述情况发生。贫富悬殊已经引起日益明显的社会分化，威胁到社会稳定。
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处于最上层的10%的城市居民，占有了45%城市财富；而处于最底层的10%居民，只拥有其中2%的财富。《新财富》杂志的调查表明，2003年上榜的中国四百名富人手中，积聚了超过3030亿元人民币（折合380亿美元）的财富，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贵州那一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倍以上。
中国各大城市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远远高于0.4。根据南开大学一个研究小组所作的一项调查， 198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35，2003年上升接近0.5。基尼系数是全世界公认的，衡量贫富差别是否适度的一根标竿，在0和1之间取值，系数越大，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公平。普遍认为0.4是警戒线，而0.5意味着可能爆发社会动乱。根据这个衡量标准，中国城市现在濒临爆发社会骚乱的边缘。（编注： Gini coefficient，它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提出的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
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2005年，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民的3.22倍。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东部沿海最富有省份的人均GDP，是西部最贫穷省份的10倍。各行业工人的收入差距也日益拉大。
中国官员和研究员如今都认为，贫富差距日趋严重是妨碍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绊脚石。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Ding Yuanzu，音译）表示，为了建设和谐社会，政府应该更多照顾落后地区和低收入人群。
官员和研究员还担心，如果政府不能拿出有效措施缩小贫富差距，民众可能不再支持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最终引发更多社会动乱。因此，预计中共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通过改革现行财富分配体制，为缩小收入差距制定政策方针。
社会不公
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社会不公，这也是公众越发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人发家致富依靠的并非是自己的聪明才智艰苦创业，而是官商勾结这条歪门邪道。例如，许多高官的子女被指定出任大型国有企业的高层，尽管这些人经验全无。即便他们决定自己创业，也很容易就获得金融支持。例如，陈良宇的儿子在北京开始做生意时，陈就批下10亿元贷款鼎力支持。
尽管中国经济已转型为市场导向型，但许多资源仍然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因此，对私营企业主来说，致富的捷径就是与官府勾结。深圳一私营企业家说：“如果靠自己的辛勤劳动，那只能做小生意混口饭吃，但如果想大富大贵，就必须与官员拉关系。”
如此一来，官商勾结之风越吹越盛。最臭名昭著的致富捷径之一，就是与官员勾结炒卖地皮，以超低价从农民手中收购土地，然后再高价卖出。圈地已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2004年涉及百人以上的9万多次示威游行中，占了大多数是因违规收购土地而引发的。
煤矿领域的官商勾结活动也十分猖獗。由于有地方官员庇护，私营煤矿主为了削减成本，根本不把安全生产规则当回事儿。结果，矿难频发，许多矿工白白搭上性命。国营企业改组也使一部分管理人员，有机会通过所谓的管理层收购机制，以低价将国有资产收入囊中，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大批工人则面临下岗的厄运。
社会不公的例子不胜枚举。官员腐败是引起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所在。正所谓弊绝风清，只有官员腐败这股歪风被刹住，社会才可能恢复公平和公正。
胡通过把陈撤职查办，表明了他打击腐败的决心。然而，由于官员腐败之风如此强劲，中共中央仍需花大力气才能制止。此外，应该制定一套更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防止社会不公问题继续恶化。
总而言之，要使中国社会变得更和谐，中共还有很多其他问题需要解决。然而，恢复社会公正、缩小贫富差距是当前最重要、也是最紧迫的任务。中共中央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可以制定政策方针，但关键在于这些政策方针能否被彻底贯彻实施。
在中国老百姓看来，胡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听起来不错，但如果不能付诸实践，看起来再美好也与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