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3日讯】姚仁杰：章诒和女士这本书要看什么地方？因为书中所提到的人，只要是在当时，自愿或者被迫看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人都会知道他们，是耳熟能详的知名人士。但我告诉大家，所有的批判文章，绝大部分对被批判者有很大的歪曲，不仅仅对人格的歪曲，当时所谓的罪行、右派言论也是被歪曲了的。今天要读这本，要对照一下，看看当时别人是怎么说的，而官方是怎么歪曲的，右派是怎样屈打成招的。屈打成招最厉害的还不是你书上写的这几位，因为你父亲在我们看来，是已经皇恩浩大、网开一面了，还保留别克汽车，别人不跟我们玩，我们自己几个玩，还能吃点东西，但是在五十五万右派里边，只有这几个人有这种特殊待遇，绝大多数人比你父辈他们悲惨得多。你那本书，我个人觉得要怎么看，看看当时被诬蔑成中国最大的右派，最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他们的人格是怎么样，看看这些闪光点。他们虽然赶出了庙堂，但远比正襟危坐庙堂之上的高官们好得多——包括我们被冠之于伟大的领袖。这本书被我误解了，我以为连大右派可以写，我们小右派吐点苦水还不可以啊？后来章诒和告诉我，她算是运气好，遇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敢于签字的人，尽管删掉很多，后来还有机会在香港补齐。章诒和给我们右派出了一口，你父亲在天之灵，要是见到你这本书，也感到欣慰的。
下面我谈杨显惠先生的《夹边沟纪事》，这本书我不是一气呵成读完的。不能一次看完，看一次要落一次泪，要想起我们自己。现在在的年轻人，很多人已经不知道我们受过的苦难，当然不能怪你们，你们现在也忙于学习、忙于生计、忙于发财，而更主要的，官方又要强迫你们忘记，你们不了解我们，我们并不怪你。
但是我希望你们看一看《夹边沟纪事》，夹边沟是甘肃省一个科级的劳改单位，接受了三千多名右派，结果在所谓的困难期间，在强力推行三面红旗，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搞总路线，饿死几千万人的时代，社会上都要饿死人，所以劳改单位饿死人一点不奇怪，应该说更应该饿死人，因为老百姓都要饿死，劳改犯右派为什么不能饿死呢？但我觉得死的比例不能容忍，三千人中饿死了百分之八十。
这里被关押的右派不仅仅是余杰所说的小学教师、中学教师，也有一些很有名的人，比如从海外归来的、治理黄河的工程师，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傅作义起义以后，写信从美国叫回来一个亲兄弟，本来留在北京工作，因为当时实行联合政府，甘肃省的省长是邓宝珊将军，是傅作义的部下，是起义将领。他给傅作义写信说，我是光杆司令，下面都是共产党的官员，你总得派几个人。傅说，好，我弟弟从美国回来，得到美国博士学位的水利工程师，拨给你吧。当时的“海归”绝不比现在的“海归”不爱国，应该说比现在的“海归”更爱国。结果听哥哥一劝，傅作义又是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水利部部长，傅作恭便去了甘肃省，因为甘肃在黄河上游，水利很重要。
这位前“海归”——现在的“海归”可能聪明一些了，不会那么傻了——心中一心一意建设新中国，美国的优异条件不要，跑回来了。后来给省政府提了几条意见，打成右派，这种人也跟我们一样的，自己觉得没有罪，所以也就不认罪，不认罪就要改变态度、纠正态度，纠正态度就把你送劳动教养。送劳动教养被饿得奄奄一息，给傅作义写信说，你给我寄点粮票，寄点钱，我吃不饱。傅作义居然这么荒唐，他相信共产党的宣传，就回封信说，粮票也不寄，钱也不寄，我不相信共产党改造你们思想会让你们吃不饱。傅作恭后来饿得野草什么都吃，最后出工走不动了，队长用草绳绑着走，没有拖到住地，就死了。后来甘肃这个事通了天了，惊动了中央，中央决定由政协同人大组织一个调查组到甘肃去，傅作义就主动请缨说，我要参加这个调查组。他心里面想，我有一个兄弟在那儿，我不知道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中央调查组到了这个农场，农场已经是凋零、荒败得不成样子了，只剩下五百多人了，三千多人剩五百多人，死了六分之五。要以法律的观点来看，他们都是没有受刑事处分的，劳动教养是最高行政处分，他们都死掉了，省了两千五百多颗子弹。
听众：我补充一点细节。我正好跟夹边沟去世的人有一点关系，他们所有去世的人都收到了通知，通知叫做“营障病”。第二个细节，中央工作组不是人大，也不是政协的，是中央监委，而且撤了甘肃的几个人。
姚仁杰：傅作义就当场问农场的人，我是不是可以见见傅作恭。当地干部就说，他早不在这儿了，早调走了，想回避这个问题。最后，据说傅作义脾气出来了，骂道：“连国民党时代的监狱，也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作为亲属来了，连亲人的尸首都见不到。”有一个医生补充说，中央调查组去了以后，要伪造病例档案，把死去的两千人都要造病例档案出来。这两本书是一头一尾，《往事并不如烟》写的是在政治结构当中上层被划成右派的人的遭遇，让我们更能了解这些人的人格的好的一面，光辉的一面。但他们受苦程度远远不如底层。夹边沟又是最底层的，幸好中国最现在揭露出来的，像夹边沟这样的情况还不是很多，相当一部分介于两者之间的。
听众：比夹边沟还要悲惨的右派集中营还有很多。
姚仁杰：我的意思是说，我在讲讲这两本书没有涉及到的，所谓中间的这一部分。中间这一段是大多数。我们被抓起来关在天津清河农场，这里职位高的是一个解放军少将。那天非常具有戏剧性，我们正在出工，来了一个吉普车，吉普车一进门以后，便推下一个军人来，领章、肩章还戴着，警察过去就给撕了，送的人一得到签字，马上就走了。据说他是总后文化部的某将军，这种侮辱、下马威也是很厉害的。但这个人到了我们农场以后，一天都没有劳动。有一天，要叫他出工、要批判他，他就把干部约在一起给他们讲长征，就摆老资格。
根据我的经历，主要的罪责在上面。法治的破坏，破坏到什么程度，主要是上层负责。真正具体的当兵的和当警察的，有很坏的，但也有良心未泯的。我们算是比较轻的右派，遭受了很多的苦难，饿死了很多人，最残酷的是长达二十一、二年的公安管制。我们摘了帽子和不摘帽子同样被公安管制，这种是非常可怕的。判刑有期，劳教无期，只要单位送你劳动教育，就是给你无期徒刑。我希望更多右派，能有两位作者的运气，他们写的东西尽管写得不如两位好，但也盼望能够有更多的老百姓看到。
赵诚：文化是需要传承的，历史也是需要传承的，长久以来我感觉一个基本的状态是：我们对于历史的记忆全部都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和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出现了断裂甚至出现了一些虚假的情况。作为一个人来说，这就是一个人出了问题；作为整个一个社会来说，如果整个一个社会不能传承历史，他就会重新回到一个野蛮状态。因为人一旦没有文化的传承，就重回野蛮，进入这个状态这是很可怕的。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传承，或者传承得不真实，所以说整个中国社会人的行为让我们感到很失望。(待续)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三味书屋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由余杰整理完毕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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