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0日讯】近来武振荣先生、陈泱潮先生、刘荻女士等民运人士展开了关于在互 联网上辩论“四大”的问题。笔者不打算对他们的观点进行评价。笔者想说的是：“四大”本身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混淆视听的概念。 毛泽东所谓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本质上就是“一大”──大字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鸣、大放是虚指，讲的是声势，而不是具体的行为方式或者行为手段。而大辩论 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从来就没有实行过。只有党认为正确的言论和思想才可以真正得到充分的表达。党所反对的或不喜欢的言论和思想 却受到严格限制和打压，从来也没有机会与党的正统观念进行辩论。毛泽东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合在一起通称为“四大”，实 在只是为了装潢门面，为他情有独钟的大字报壮大声势。
毛泽东为什么会对大字报情有独钟呢？那是因为从大字报产生的第一 天起，他就吃尽了大字报的甜头。大字报始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贴出了反对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第一张大 字报。接着，一张又一张大字报相继出现在北大校园。北大是全国高 校之首，北京其他高校和全国各地的高校争相效仿，接二连三地贴出了许多大字报，形成了大字报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在此高潮中，大字 报助纣为虐，帮助毛泽东和共产党在全国抓出了上百万右派分子，把 有良心、有正义感的敢言知识份子几乎一网打尽。中国从此进入了万 马齐喑的黑暗年代。
1966年，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25日，北 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的七人贴出了被毛泽东称颂的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攻击北大校党委领导人陆平、彭佩云。 随后，大字报的狂飙席卷全国，形成了大字报史上的第二个高潮。在 此高潮中，大字报再次助纣为虐，帮助毛泽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 无数侥幸逃过大字报史上第一个高潮的中国知识份子罹难，同时也树 立了毛泽东的个人绝对权威。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发难攻击刘少奇，用铅笔在一张旧《北京日报》的边缘空白处写几十个字。在秘书誊清以 后，毛泽东在誊清稿上加了一个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份稿子当时并没有抄成大字报张贴出来，与大字报毫无关 系，毛泽东却把它称为“大字报”。这是因为他在1957年和1966年接 连两次尝到大字报的甜头，对大字报有无法形容的浓情蜜意。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授意他的党和他 的举手代表们修改《宪法》。在《宪法》中增加了人民群众“有运用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从而把“四大”──实际上 就是大字报──堂而皇之地列进了《宪法》条文。
毛泽东运动群众，以大字报攻击政敌，使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形形色色的大人物吃尽了苦头。所以，邓小平在重新上台以后说：“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 ‘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 1980年9 月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定，修改《宪法》第45 条，取消“四大”。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取消了有关 “四大”的条文。
毛泽东提倡“四大”、邓小平取消“四大”，表现不同，思想基础却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他们个人的权 力。“四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并不等于这个做法本身是错误的，而是利用这个做法来运动群 众、打击政敌是错误的。“四大”（即“一大”──大字报）的主要功能，一是揭露，二是批判。只要揭露不是无中生有、断章取义；批 判不是上纲上线、乱扣帽子，那么在报刊杂志都是‘党的喉舌’，人 民没有任何发声手段的情况下，大字报可以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事 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全国的十亿人都听任毛泽东一个人的脑 袋进行思维和指挥，人民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大字报表达了自己的 意愿──对社会的不公、对党官的欺压，作出了批评和控诉。因此， 我们热爱民主自由的人们绝对不能同意取消“四大”，自断喉舌。
目前，互联网已经充分普及，国内上网人数已经过亿。我们应该跟上 科学技术前进的步伐，把传统的“一大”──往墙上贴大字报，提高 为现代化的“一大”──往网上贴文章，从而在报刊、杂志都是‘党 的喉舌’的情况下，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意愿、创造言论自 由的环境，直至最后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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