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慧园里6号的母子冤魂 (一)

【大纪元3月17日讯】本文叙述的“反革命世家”，是当年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称之为“南京三大反革命世家”中位居榜首的一个“反革命”家庭。所谓“世家”，即意味着该家庭中至少有两代人以上从事某种职业，代代相传，子继父业，一脉相承。过去人们普遍羡慕的“革命世家”，无非指父母是“老革命”、子女是“新革命”。这里的“反革命世家”，同样是指前辈为“历史反革命”、子女为“现行反革命”。

1966年前，在南京白下区慧园里有一栋残败的小楼房，几十年以来门牌一直是6号。里面住着一户李姓人家。原户主李剑文已于1950年逃往台湾，其妻林舜英，在南京太平路（现太平南路）一家小纸盒厂当糊纸盒女工。长子李蔚荣，因“家庭成分”之故，无法在城内就业，18岁那年去了南京东流农场当农工。次子李立荣，在三山街刘长兴面馆紧邻的一家早餐店里做大饼、炸油条。次女和幼女，一个在锉刀厂当工人，一个在读中学。另外还有个大女儿，婚后随夫在武汉教书。一家人在林舜英的带领下，老老实实做人，基本不同外界接触，日子过得倒也平静。

已去台的李剑文，早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就读于苏联莫斯科大学，两年学业期满后，会同另外三个同窗好友一起回国。这四个青年留学生中，李剑文和另一同学出于亲戚关系（按：李剑文是李宗仁先生的远房堂兄弟）去了桂系部队，另二位同学则参加了共产党。李剑文到李宗仁麾下后，曾先后任安徽无为县县长、凤阳县县长、蚌埠市长、皖南专署专员等职务。任职期间，为官清廉，政声极好。由于同情共产党，而且利用职务帮过一些潜伏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朋友的忙，在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中，被“中统”密捕关在合肥，并被列入处决名单。当时亏得一位元朋友热心帮忙，将此消息迅疾告知定居南京的林舜英。林立即去南京棉鞋营李宗仁公馆面见李宗仁，恳请老上司搭救。李碍于同乡情面、又是宗族堂弟，遂派程恩远先生携李宗仁手谕星夜赶赴合肥，经过一番交涉，总算把李剑文保释出狱。抗战胜利后，李剑文一直在国民党安徽省省政府中任参事之类的闲职。1949年春，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在南京失守前夕，李剑文、林舜英夫妇携子女五人及保姆匆匆收拾细软举家南逃。一家人历经艰辛逃到广西境内时，谁知挥师南下的解放军部队已先于李家攻陷两广。眼看南逃无望，李剑文一家只得返程北上，决定先回南京再说。孰料祸不单行，快出广西时，一家人不慎走散，由保姆背着的老七（男孩）被当地农民强行抢走，从此音讯杳无。一家人好不容易到杭州会合后，李剑文考虑到回南京很有可能被人查认出来，为了保命，独自一人去了上海朋友处暂避；林舜英则带四个儿女回到南京慧园里6号旧居。最初一些日子的生活主要是靠过去的一点积蓄支撑，同时变卖一些首饰来维持。

1949年至1950年，李剑文一直躲在上海朋友家里，这段时间倒也安然无事。1950年全国“镇反”运动开展的前十天，李剑文突然接到在上海市军管会工作的一位元朋友透露的重大消息：十天之后将在全国范围开展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这位朋友过去曾潜伏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任秘书，与李剑文私交甚笃。那时李虽已知道他是中共特务，出于私交及对国民党大势已去的估计，也就睁眼闭眼认这个朋友交，并在暗中帮过一些忙。如今改朝换代后，这位朋友虽然在上海市军管会里身居要职，却也能念及旧情，关键时刻把这个绝密的消息捅给了李剑文，并嘱其立即设法出境，越快越好！李剑文得讯后，连夜赶到南京与妻儿匆匆作别，在军管会朋友的帮助下，设法经香港逃到了台湾，总算躲过一劫。但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南京一别，不仅从此天各一方、生死茫茫两不相见，还成了与爱妻和次子的永诀！三十八年后的1989年，两岸关系有所松动，李剑文以九十高龄之躯重返大陆探亲。在慧园里那幢老楼里，我曾与老人两度促膝长谈，提及这段惊险往事时，李老先生为之唏嘘不已。这是后话。

李剑文之发妻林舜英，原籍广西，书香门第出身。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即与李剑文结为夫妇，婚后一直相夫教子，持家主内。其为人秀外慧中，婉淑贤慧，堪称李剑文的贤内助。自丈夫去台后，仅靠一点为数不多的旧日积蓄维持全家生计。偶尔李剑文通过在港澳的亲戚朋友，汇寄一些钱款以助妻儿度日。

1957年春，我国政治环境处于一个短暂的相对宽松时期（若干年后我们才看出这是一种暴风雨来到之前的短暂平静）。林舜英同香港的朋友商定，准备举家去香港定居。经多次申请，南京市公安局批准并颁发了林与四个子女的港澳通行证。当时全家已将一切料理停当，连车票都已买好，只等整装出发了。谁知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林舜英忽然犹豫起来，经过再三考虑，居然决定暂时不走，以后再说。是舍不得把已经参军的大女儿一人留在大陆？是对那幢寓居多年旧楼的眷恋？还是一个传统旧女性对“外面的世界”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现在我们再来作任何揣测都已毫无意义。当我们今天穿越时空隧道目睹着她第二天去退车票的背影时，只有两句古老的格言在我耳旁轰鸣：“一念之差定生死”！“世上没有后悔药”！十三年后，在她和爱子一同被绑赴刑场的途中，这两句话恐怕比即将面对的枪口更加令人撕心裂肺。

到了六十年代初，林舜英眼看着全家人天天挨饿、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深悔当年错过良机之余，决定再次申请全家去香港。然而时过境迁，今非昔比，这次公安部门一口回绝了她的要求。任何离开“社会主义天堂”到“资本主义地狱”去的企图，现在都一律视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背叛行为。对这个法力无边的“国家”的行事逻辑，作为一个弱女子的她，除了后悔也只能还是后悔。

后来为了生计，她进了南京太平路一家纸盒厂当糊纸盒女工，一家人凑合着打发日子。

在林舜英的五个子女中，最聪明、最有个性的是排行老五的李立荣。李立荣自幼聪颖过人，悟性极高。初中毕业后，为减轻母亲负担，他放弃了升学机会，进大饼店当了学徒。由于大饼店卖的是“早点”，每天上午九点后就算下班了。这就给平时既爱读书、又酷好西方古典音乐和电影艺术的李立荣有了充分的“业余时间”，去他爱好的“兴趣王国”里遨游。大量的读书使他迅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同时也大大开拓了自已的视野。“文革”前，同他接触过的大学老师和外国留学生，在谈及西方文学、音乐、电影时，无不为这个仅有初中学历的青年的博学多识所折服。他那不俗的谈吐和每每流露出来的真知灼见，使每个初次认识他的人都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由于共同的文学、艺术爱好，李立荣结识了一些情趣相投的热血青年，自1965年开始学习小提琴后，则又多了一批“琴友”。一干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纵谈文学、艺术之余，不免涉及西方的民主政治、人权保障，对中国的现状流露出一定程度的不满，尤其对当局的高压政治和愚民政策特别反感。在这些人中，李立荣算是最锋芒毕露的一个。

1965年，一位和李立荣一道长大并过从甚密的朋友，因为同外国留学生交往密切，犯了当局的大忌，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五年。这其中李立荣受到了一点牵连，当时南京市公安局X处一位警官曾找李谈过两次话，在讯问了与这位元朋友的关系后，还对他进行了一番“训诫”，并称以后还会找他。不久后文革开始，这位警官从此再也没有露过面。事过之后，李立荣还是做他的大饼、拉他的琴，业余时间继续和朋友们沉浸在贝多芬、莫札特、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的美妙音乐里。我们国家在当时曾上映过相当数量苏联、东欧以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西德、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影片，其中有不少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李立荣对这些电影是一场不拉，而对国产影片则从来不屑一顾——后来，这也成了他思想之所以反动的根源之一。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在那种无奈的表面平静下，他满以为今后的日子也只能这样过下去了。他不可能知道，一场铺天盖地的血腥风暴已经在天边隐现，巨大的危险正一步步逼近，逼向他，逼向他的家庭，逼向他的朋友们。他，他的家人亲友，和全国所有不甘对暴君的统治俯首贴耳的正直善良的人们一样，在即将到来的大灾大难中都将在劫难逃，无一幸免。

1966年，“文革”的腥风血雨迅速席卷全国。到了八、九月份全国“红卫兵”抄家成风，李家作为“反动派官僚家庭”自然免不了被“红卫兵小将”们惠顾。好在家中除了几张床和一张破沙发外已别无长物。除了沙发被小将用刀划出几道大口子（检查是否内藏电台之类敌特用具），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

在其后的夺权、派性武斗中，李家自然不可能参加。造反派们忙于争权夺利、互相残杀，这倒使李家这样的“反动家庭”由于置身事外而暂时平安无事。这种日子持续了一年多。在此期间，南京“革命大联委”（由双方造反派及部分军人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组织了“前线歌舞团”、海军军乐队部分成员，以及南京各企业的音乐爱好者，成立了一个革命样板戏芭蕾舞《白毛女》剧组，李立荣也报名参加，成了一名小提琴手。这个剧组在67、68年间一度很有名气，除在本市演出外，还多次应邀赴武汉等外地巡回演出。若干年后在香港颇有名气的小提琴家陶葆贞女士，那时就在剧组乐队担任小提琴首席。

剧组总共活动了一年左右。这一年，应该是李立荣短暂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不仅每天可与心爱的音乐作伴，更有使青春迸发神奇光芒的追求——从天而降的爱情！

在剧组排练、演出过程中，前线歌舞团一位歌唱女演员T进入了李立荣的生命。从相识、相好到热恋急剧升温，两人的关系很快达到难分难舍、如胶似漆的地步。在李立荣的邀约下，我曾见过一次T，这姑娘不仅貌美、清纯，一颦一笑楚楚动人，居然还是中共正式党员。那天我们在中山陵的水榭亭待了将近一亇下午，告别时，李立荣靠在她身旁，左臂搂住她的肩、右手提着琴，一脸灿烂的笑容。当我离开好远再度囬头看他们时，这对相偎的恋人在夕阳的余辉中依然在向我挥手，那幅动人的画面几十年来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直到今天仍历历在目。动笔写此文前不久，我拜访了李立荣的兄长李蔚荣君，以落实一些细节。在提及李立荣当年的恋爱时，我们都禁不住老泪纵横、哽咽难言。

时间到了1968年春夏之交。经过一年多狗咬狗的派性争斗，造反派们谁也没捞到什么好处——各地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并实行了军管。前面放的差不多了，现在该收拾收拾了，于是伟大领袖及时地作了最高指示，全国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斗争。单从运动的冠名看，也许可以理解为，运动的目标只是将“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无产阶级队伍”，纯粹是这个队伍自己的“内部事务”，与他人无关。但在这个国家的政治辞汇里，又何曾有过“名至实归”的情况？这次“清理阶级队伍”的真正内涵，体现在现实中就是：非我族类即“异己分子”，异己分子即“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则必须从“无产阶级”的人世间“清理”出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杀、或关、或管、或判！

这时，李家的厄运正式开始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