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4日讯】自从《九评》问世，中共邪恶的政教合一的流氓政治嘴脸就已昭彰天下，退党大潮在解体恶党的同时已将邪灵连根拔起，中共邪党在垂死挣扎中又搞起了“保先”教育。对此，笔者试将恶党邪灵的歪理邪说骨架——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 邓小平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江泽民的 “三个代表”、 胡锦涛的“立党为公”等一一拆开，看看中共邪党究竟有什么“先”可保？
二拆邓小平“为人民币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歪理邪说，看中共恶党自造贪官、自造穷人的流氓政治嘴脸
在中共邪灵维护流氓政权制造的一系列荒谬理论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谓最恶。可以说它既是恶党进行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政治纲领，又是恶党政权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邪灵为使其能够攫取天下人财富归一党所有而施放的一种让国人看似“公平”的烟幕。恶党所以敢自造贪官，据天下人财富为己有；所以敢自造穷人，对生存在中华民族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十三亿老百姓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均得益于中共邪灵通过邓小平为恶党制造的这个歪理邪说。那么，中共恶党究竟为什么要制造这样一个谬论来自造贪官、自造穷人呢？对此，笔者倚天屠龙，戳穿恶党“为人民服务”的假象，让天下人看看邪灵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烟幕之下是怎样玩转“为人民币服务＞为人民服务”的。
首先，从一个新的角度，笔者把中共恶党的“革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党至建政，这可称之为中共“政治大革命时期”，是恶党为推翻他党统治，实施暴力革命进而建立政权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个阶段经历了镇反、肃反、一打三反，及打倒“九大类”等无数次的政治运动，目的是清洗异己、奴化全中国人民，把国人的思想统一到恶党的歪理邪说上来，用恶党自己的话叫全面占领意识形态领域，这个阶段可叫做“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三阶段，则是文革结束后至今仍在搞的改革开放，这个阶段可称之谓中共自造贪官、自造穷人的“经济大革命时期”，这个时期中共恶党的施政纲领正是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歪理邪说。
为了让全中国的民众都能看清中共恶党不断“闹革命”的真实目的，笔者试将讲恶党执政后对天下财富的再分配过程，用打麻将这种游戏方式做个比喻：其实，中共恶党通过它的三大革命，对于象征着天下人财富的麻将牌，进行了有目的三次运作，即发牌——洗牌——再发牌。
第一次发牌是中共恶党刚打了天下时，为赢得天下人的拥护，便把从地主、资本家手里抢来的财富分给了天下穷人。穷人是既得利益者，谁给了穷人好处，穷人就拥护谁。当穷人有了自己的土地、房屋、牲畜时，他们便欢呼：“天亮啦！解放啦！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至此，中共夺得了天下之后，又通过分有钱人的财富给穷人的办法得到了穷人的拥护，便稳稳地掌握了政权。
评：中共恶党把从地主、资本家手里抢来的财富分给了穷人，表面看是杀富济贫，用恶党党魁的话讲是“为人民服务”。其实不然，假如中共把从天下富人手里抢来的财富分给穷人后，就此不再索回，那么中共恶党打天下干什么呢？！因为这个恶党从最早期的流氓无产者们闹革命时起，就是不守别人的法度，不服别人的统治，就是为了共别人的产，怎么可能把抢来的财富分给天下穷人，而自己甘愿永远当无产者呢？说穿了，中共恶党的第一次“发牌”，并不是真心把有钱人的东西分给穷人，而是中共恶党玩了一个用好吃的东西哄骗小孩的办法，把最终还是要被恶党自己吃掉的东西，先拿出来放到天下穷人的手上，等骗得天下穷人拥护恶党从而达到政权稳固时，恶党再收回那些只是为了让穷人拥护自己而暂时给他们过了一下手的财富。
于是中共恶党便通过“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洗牌”——就是要收回那些在打土豪、分田地期间送给了穷人的财富，归自己所有。
当恶党确认其政权已得到大多数因分得有钱人财富而欢呼雀跃的穷人拥护之后，便开始了让曾经的穷人再回归为穷人的收回生产资料进程。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再从总路线、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好”，恶党放出花样繁多的建设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烟幕弹，对老百姓的私有财产进行砸锅卖铁式的强制性“拉马入社”。当毛泽东发现回收已经分给天下人的财富颇有阻力时，就毫不客气地来了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当时的阻力一方面来自民间的一些“钱广”式的老百姓不愿意入社，另一方面来自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的相当一部分开明领袖，从国家、民族、百姓切身利益出发，倡导“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插注：刘少奇是恶党里最愚忠恶党章程的一个，他信以为真地实践着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他怎么可能知道毛泽东心里想的是什么? 这里不提刘少奇被毛打倒的问题，单就毛泽东鼓吹“走合作化道路”的真正动机，也是让刘少奇连做梦都不敢想的。换言之，刘少奇直到被毛泽东整死，也不知道自己正是死于其愚忠的那个“权力>真理”的民主集中制之“中央服从帝王”的组织原则，而刘少奇的死因恰恰是他天真地想实践恶党用以欺骗世人的“为人民服务”，这与恶党“共天下人之产”的真正宗旨完全背道而驰，他不死谁死？】于是，毛泽东从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反党集团、“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开始，无所顾忌地饿死了四千万人，消灭了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再一鼓作气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去“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达到“砸烂一个旧世界”的目的。对此，读者参阅《九评共产党》便不难看出：中共“砸烂一个旧世界”，就是要砸烂别人的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就是要把别人的财富抢来变成自己的。
中共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时期”，既达到了用一党文化、“道德”、信仰取代民族文化、道德、信仰，把全中国的人都洗脑后变成了“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忠诚奴仆的目的，同时也回收了曾经分配给天下穷人的财富，顺利地实现了“公有化”。于是，恶党便踏踏实实地拥有了可以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恶党便开始了“再发牌”的过程。这一次，邓小平将中共恶党通过文化大革命把从天下穷人手里收回去的财富，打着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旗号，一股脑的分给了恶党内部掌握着相应权利的实权派党徒。众所周知：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共几乎把全国各省、市、区、县（包括乡村企业及城市的街道企业）95%以上的企业进行了企业产权改革，即把农村归全体农民所有、城市归国家所有及工人集体所有的企业的所有权改给了中共恶党党内任职的大大小小的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及厂长、经理和乡长、村长所有……。
《九评共产党》指出：“脱开共产党的障眼法，人们就能看清，五十五年来，共产党的统治不过是导演了一出财产再分配的人间闹剧，走了几个回合，最终把别人的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已。”中共恶党进入“经济大革命时期”后，根据邓小平制造的这个“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流氓政治纲领，使自己成为中国最大利益的占有者，彻底完成了中共恶党对天下财富“发牌——洗牌——再发牌”的全过程，由此，中共恶党的无耻骗术及唯私、唯我、彻头彻尾“为人民币服务”的贪婪邪恶的嘴脸暴露无遗。
那么，恶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歪理邪说究竟恶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实质，是让恶党自己富。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讲“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当时，中国的老百姓既没有生产资料，又不懂什么先进技术，谁也富不起来。那么究竟谁能先富起来呢？中国是共产党掌握绝对权利的极权社会，能够先富起来的人一定是手中有权的人，而手中有权的人就是中共恶党自己的党员干部。实践中，恶党根据邓的歪理邪说发展到今天，资料显示，中国贫富分化已经超过1949年中共建政前的“旧社会”，目前中国85%以上的财富积聚在0.2%的人手里。我们看看中国的财富是不是掌握在中共恶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的贪官、“一把手”手里？对邓抛出这个谬论的险恶用心不就昭然若揭了吗？其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前者，恶党是富自己的人；后者，恶党是为自己的人服务。
第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唯有抢了天下人的财富才能使自己暴富。中共自己不事生产，要富起来唯有依仗执政党的权势去巧取豪夺。为了把天下财富据为己有，中共恶党在邓的谬论指导下，公然掀起了造贪官运动——企业产权改革（简称产改）。如国内某县农村生产队的有集体资产1.35亿元，产改时由村、乡、县政府出面，在中共自已授权成立的县产改委领导下，村长或村党支部书记（企业改制受益人）掏出500万元给方方面面送礼，然后县产改委授意评估部门估价，将1.3亿元资产作价为8000万元与集体脱钩，就这样中共一句话就把村办集体企业变成了村长或村支书的个人资产，这个村的产改工作便告结束。这种产改的组织程序，也可以说是我国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所有的农村企业产改的通用程序。同样，城市国有、集体企业也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着资产流失，如某大城市一个国有中型企业，产改时评估资产值为2800万元，产改委一番操作之后，竟以800万元卖给了厂长，工人们被告知领取三年的生活补助（约1万元左右）便下岗回家。类似情况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比比皆是。
对于中共恶党这种名为产权改革，实为巧取豪夺的行径，笔者从两个方面谈谈其违法性：一方面，我们国家为了规范农村土地制度，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其中对农村集体财产（动产、不动产）的性质及处分方式有着明确的规定：农村集体组织的动产、不动产归集体组织内的成员共有，如改变其性质需经过村民大会……。这个规定表明，农村的产改是必须履行法定的村民大会程序的，但中共却将法律一脚踢开，另立机构任意而行。另一方面，中共通过自己成立的产改委擅自将农村集体企业改给了恶党内部的掌握相应权利的各级党徒，实际上，就是抢劫归农民所有的财产。为什么？因为中共做为执政党，在建政初已经把抢来的有钱人的财产分给了天下穷人，这种分配财产的行为应该理解为在中共执政时对财产的所有权的原始分配，即某一财产分给了谁，其所有权就归谁。那么在中共大搞合作社、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对农民入社的财产在法律上就应当视为原始股份的投入。对这些入股的穷人而言，自己入股成立的人民公社，不论今天如何发展、增值，其财产均应该是入社者人人有份。可是现在这些已增值的财产被中共避开村民大会的法定程序，在企业产权改革的烟幕下抢劫到自己手里，这些农民或许正在那个霸占着自己财产的党徒所开的工厂里为其打工、讨要工钱呢，却不知道、不懂得自己就是那个工厂的股东！
如果中共当真履行法定程序，让农村集体企业经过村民大会（城市的全民、集体企业产权改革应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进行企业产权改革，那么，产改会像今天这样：富了中共自己党内的官员，穷了天下百姓吗？如果全国广大下岗工人、失地农民们知道了产改的真相，知道了现在贪官（产改后的企业家、老板们）手里的财富原本就属于他们，是被中共搞暗箱操作分给了贪官的。那么，这千千万万的下岗、失业工人及农民们会接受这种强盗式的产改吗？会答应把原本就归他们所有的财富，无偿的、白白送给厂长、经理和村长、书记一个人吗？相信中国老百姓再善良，也不会容忍中共耍这样的流氓！问题是中共愚民政策下的老百姓不懂法，不知道这些被中共暗箱操作了的财富原本就属于他们自己。
第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中共恶党在自造贪官、自造穷人中走上了“为人民币服务＞为人民服务”之路，完全暴露了其“共天下人之产”的真面目。中共恶党所进行的“经济大革命”，实际上是中共全面走向邪恶，自己毁灭自己的革命。中共的三次大革命实质上是为了一个目地，即掠夺、瓜分别人的东西归自己。中共手下的厂长、经理、总裁、主任们买断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村企业的过程和八国联军在紫禁城拍卖从园明圆抢走的国宝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只是八国联军是明火执仗地抢了中国的东西，强盗们自己定价，自己卖买；而中共恶党是以强权和欺骗手段攫取了全中国老百姓的财富掌握于自己手中（所谓公有化），然后连法律的遮羞布都不要了，不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职工代表大会等法定权力形式的许可，就在中共自己成立的产改委主持下，明为拍卖竞价，实为暗箱操作，让自己的党徒们举手之间就鲸吞了一个企业——本来归国家、集体和广大工人、农民所有的资产，就造出一个贪官，造出一群穷光蛋（下岗工人或失地农民）来。这就是中国大地上买断产权、自造贪官之现状。
中共的“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的“共产”性质，在其进入造贪官时期后，真是一览无遗了。据《法制日报》2005年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2004年，全国共立案侦察4.3万多名贪官，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900多人”。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在中共把持的国家机器里，平均每天有117名中共自己造的贪官进了自己的监狱，其中，县处级以上的每天进监狱近8人。另据2005年《新华社》记者摘自国家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目前，中共外逃贪官数量大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达500亿美元。”以上数字是中共自已见诸各大报端的，中共每天见诸报端被判刑的高级官员也触目皆是。这说明中共自己都乐于承认其党确是一个真正会造、能造贪官的“伟、光、正”。事实上，中共公布的贪官数字只是其党造就诸多贪官中的一小小部分。试问，在中共现有官员中，究竟还有几人不是贪官呢？！
评：中共各级权势集团如此使用非法手段掠夺农民土地和工人创造的财富，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导致的后果是中国民众被迫为生存权和基本公民人权而进行的维权抗争风起云涌。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中共最近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国家基本国策定位于以“共富论”替代邓小平早年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立即有人吹捧道：改“先富”为“共富”已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其实，这也不过是在欺骗中国善良百姓！如果“胡温政府”真想使人民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就把用来镇压法轮功的国家专政机器，调转目标，从查处违法产改抓起，把自已造的贪官揪出来，把属于人民的财富还给人民！问题是，中共恶党从上到下所有的既得利益者们，有谁肯把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所巧取豪夺来的财富再还给老百姓呢？这岂不是与虎谋皮吗？！在他们的心目中，“人民币”的份量要比“人民”高出何止上万倍。当中共邪恶贪婪的真面目完全暴露时，也就走向了自我毁灭。于是在大厦将倾之际，连官位高至政治局常委一级的罗干，都急急忙忙去阿根廷寻找退路了。
第四，“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必然造成腐败治国，也使中共变成了比黑社会更黑的政治流氓集团。正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歪理邪说，使中国大陆从此沦丧为无道德规范、“一切向钱看”的十恶毒世。有大陆学者说，当今大陆社会问题严重已积重难返，是因为“贫富悬殊，贪污腐败严重，道德大滑坡”。笔者认为这只是看到了社会的表面现象，其实这些问题都是中共恶党一手造成的。当老百姓瞪大了眼睛，看着中共恶党把归天下人所有的财富都分给了恶党内部掌握着一定权力的党徒，看着官员、党员靠权力、靠歪门邪道生了官发了财，不但不受党纪国法制裁，反而成了改革开放的模范、英雄人物时，怎么会不纷纷效仿哪？于是，从邓小平讲“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刻起，在中国大地上就必然会产生党员、干部们靠权力富，贫民百姓就靠拳头富、靠坑蒙拐骗富的现象。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可以说：中国老百姓做坏事的教师爷正是中共自已；中国社会的一切丑恶现象都是源自于中共的邪恶。从江泽民时代开始，腐败治国已经成为中共的基本国策，依靠腐败来换取大大小小党官的效忠，同时也导致了全民的腐败，把中国搞乱了，民心搞散了，道德搞没了。
中共这个自诩为“最根本利益的代表”，为了占有并保住其巧取豪夺来的“最根本利益”，处心积虑的狠抓“社会稳定”。近年来，恶党一直把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归咎于老百姓的不守法，而为了镇压所谓的不守法的老百姓，恶党不惜血本，一方面在封锁网络的同时，以一言堂的媒体粉饰太平、遮掩丑行；另一方面用暴力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对平民屡开杀戒。为了霸占汕尾的农民土地，甚至凭借武装进行血腥的抢夺，这表明中共恶党的统治已经不需要任何借口、任何意识形态的东西，就凭赤裸裸的武力。那些黑社会干坏事还需要顾忌官府，而中共可以无所顾忌地行恶，它已经完全成了比黑社会更黑的官府+黑社会模式的政治流氓集团。中共恶党和老百姓已经形成了水火不相容的关系，已经成为人民的敌人
试问：二十多年来，中共恶党为了中饱一党之私囊，居心险恶的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歪理邪说当做施政纲领，通过自造贪官、自造穷人的企业产权改革，使自己成为中国最大利益的占有者及第一大腐败集团。在此腐败透顶之时，却还恬不知耻地搞什么“保先”活动，岂不知连世上的羞耻二字也自叹不如中共恶党之不知羞耻！@(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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