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4日讯】中国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发端是中共的《五一六》通知。1966年4月24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准备推出讨论“彭、罗、陆、杨”即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反革命集团”问题。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通过了《五一六通知》。通知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一旦时期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任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份注意这一点。”5月18日，林彪作了会议的总结讲话，除了对彭、罗、陆、杨问题作了总结之外，并充份迎合毛泽东的心理，用大量危言耸听的言论大谈特谈政权及政变问题，歌颂毛泽东是马、恩、列、斯之上的天才，煽动性地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若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五.一六通知》后，全国上下陷入了政治上互相争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经济上陷入了全面瘫痪，社会秩序全面混乱的灾难性局面，中国的民主、法制、人权状况出现了历史性大倒退。
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各种造反组织相继登台亮相，斗走资派，抓反党分子，清理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特别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又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查所谓“五一六”运动，并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是无数的普通人民群众被中共和中央文革小组蒙骗的并被中央文革操纵的各种红卫兵组织的无知学生，遭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情打击和摧残，几十万无辜的人遭到审查和迫害。
文革初期，北京的造反组织有冠以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的称号。文革运动中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动向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深深懂得，在反对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未获全胜的时候，搞乱军队，势必动摇其统治地位，使军队涣散。失去它对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根本基石的解放军的全面控制。所以通过中央文革，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五一六”反党反军分子的问题。1966年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江青在讲话中说：“并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面目出现，同志们要提高警惕。”陈伯达说：“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左和极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说“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是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图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江青的“九五”讲话和姚文元的文章，成为向所谓“五一六”进攻的总动员令，清查运动从此开始。
抓“五一六”的问题，从清“罪行”到清“组织”，又从清“组织”到清“罪行”，反反复复地进行，全国各地的各种形式的“攻心会”、“批斗会”全面开花，文革派对人们实施了各种专政手段，抓人逮捕、刑讯逼供，所谓“五一六”问题严重的人，被单独隔离，断绝与亲人来往，不断接受批斗，交待罪行，并从事繁重的劳动改造来洗刷自己的“肮脏的灵魂”。在清查中，采取了种种手段残害人心，如“坦白运动”“一般号召”“个别突破”，不让被审的人吃饭睡觉，一熬就是三天三夜，最高纪录的达七天七夜不许睡觉。人们在半夜里时常听到被刑讯的骂喊声。在某被强制劳动改造的“五七干校”1700人中，竟揪出“五一六”份子400多人。清查“五一六”的罪恶运动祸害殃及了广大的普通民众。中国人民成了文革中政治集团派别权力斗争和角逐的牺牲品。在中共的导演下，广大人民的人身和权利遭到了又一次巨大的摧残，人性和理智丧失殆尽，中国成为人斗人的罪恶天下，虽然清查 “五一六”直至“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后，并没有结束，直至76年“四人帮”的覆灭而不了了之，但人们对毛泽东发动文革而造成的历史性灾难对中国带来的巨大危害，对共产主义制度带给中国人民的苦果的认识也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和醒悟。
2006年5月10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