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4日訊】中國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發端是中共的《五一六》通知。1966年4月24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準備推出討論「彭、羅、陸、楊」即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反革命集團」問題。
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中共通過了《五一六通知》。通知中說：「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一旦時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任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份注意這一點。」5月18日，林彪作了會議的總結講話，除了對彭、羅、陸、楊問題作了總結之外，並充份迎合毛澤東的心理，用大量危言聳聽的言論大談特談政權及政變問題，歌頌毛澤東是馬、恩、列、斯之上的天才，煽動性地說：「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的行動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若有誰作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五.一六通知》後，全國上下陷入了政治上互相爭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經濟上陷入了全面癱瘓，社會秩序全面混亂的災難性局面，中國的民主、法制、人權狀況出現了歷史性大倒退。
文化大革命開展以後，各種造反組織相繼登台亮相，斗走資派，抓反黨分子，清理反革命修正主義者。特別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全國範圍內又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清查所謂「五一六」運動，並一直延續到文革後期，是無數的普通人民群眾被中共和中央文革小組蒙騙的並被中央文革操縱的各種紅衛兵組織的無知學生，遭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無情打擊和摧殘，幾十萬無辜的人遭到審查和迫害。
文革初期，北京的造反組織有冠以紅衛兵五一六兵團的稱號。文革運動中出現的「揪軍內一小撮」的動向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毛深深懂得，在反對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未獲全勝的時候，搞亂軍隊，勢必動搖其統治地位，使軍隊渙散。失去它對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根本基石的解放軍的全面控制。所以通過中央文革，決定在全國範圍內解決「五一六」反黨反軍分子的問題。1966年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舉行擴大會議，江青在講話中說：「並有一部分壞人在背後亂搞，以極「左」面貌出現的就是『五一六』，他們以極「左」面目出現，同志們要提高警惕。」陳伯達說：「江青同志講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以極左和極右的方面動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把矛頭對準軍隊，對準革命委員會，企圖使我們亂套。『五一六』是一個反革命組織。」9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長篇文章，說「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是極右的口號，刮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圖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江青的「九五」講話和姚文元的文章，成為向所謂「五一六」進攻的總動員令，清查運動從此開始。
抓「五一六」的問題，從清「罪行」到清「組織」，又從清「組織」到清「罪行」，反反覆覆地進行，全國各地的各種形式的「攻心會」、「批鬥會」全面開花，文革派對人們實施了各種專政手段，抓人逮捕、刑訊逼供，所謂「五一六」問題嚴重的人，被單獨隔離，斷絕與親人來往，不斷接受批鬥，交待罪行，並從事繁重的勞動改造來洗刷自己的「骯髒的靈魂」。在清查中，採取了種種手段殘害人心，如「坦白運動」「一般號召」「個別突破」，不讓被審的人吃飯睡覺，一熬就是三天三夜，最高紀錄的達七天七夜不許睡覺。人們在半夜裡時常聽到被刑訊的罵喊聲。在某被強制勞動改造的「五七干校」1700人中，竟揪出「五一六」份子400多人。清查「五一六」的罪惡運動禍害殃及了廣大的普通民眾。中國人民成了文革中政治集團派別權力鬥爭和角逐的犧牲品。在中共的導演下，廣大人民的人身和權利遭到了又一次巨大的摧殘，人性和理智喪失殆盡，中國成為人斗人的罪惡天下，雖然清查 「五一六」直至「九一三」林彪事件發生後，並沒有結束，直至76年「四人幫」的覆滅而不了了之，但人們對毛澤東發動文革而造成的歷史性災難對中國帶來的巨大危害，對共產主義制度帶給中國人民的苦果的認識也開始有了清醒的認識和醒悟。
2006年5月10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