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9日讯】我们上次说到徐四民虽然回国后成了“死侨”，但他过去毕竟对党的海外大业做过贡献，现在也还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被安排进了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过上了无所事事的“神仙”日子。但是半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徐四民的“神仙”也当不成了。
1967年7月，文革刚刚开始，徐四民就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这个女人既没有通报姓名，也没有说自己代表谁，只是专横地说：“国家津贴你每月车马费一百元是不合理的，从7月份开始取消！”从此，徐四民的有国家发的生活费没有了，两个“委员”的身份也同样被“不清不楚”地取消了，用他的话说成了“既是无人过问的‘自由民’，又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最不自由的居民。”
他住在北京东郊呼家楼北区的一个小单元房里，过着如他所说“无聊、彷惶、痛苦”的日子。他原来在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有股息，但现在该公司通知他必须出示他不属于“黑七类”分子的证明，但他所在的全国侨联已经被砸烂，所有原来有地位的朋友都被揪斗或打倒，剩下的即便有心，也无这个胆量给他出具这样的证明，于是他连基本生活来源都成了问题，直到后来在文革高潮过后通过子女的工作单位出具证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过，和另一些知名度更大的归侨名人比起来，徐四民能有个“自由民”当当还是非常幸运的。例如徐的朋友、全国侨联副主席王源兴被强迫上午劳动，下午写材料交代过去的剥削史，又累又悲，很快就病死了。他临死前徐四民去看望他，留下了一段对于今天的人们了解文革非常有意义的对话。
当徐四民来到病危的王源兴身边时，发现他孤孤单单，儿女都不来，更不用说朋友，身边只有老伴。王一面摸着左胸心绞痛的位置一边对徐说：“朋友们都和我划清界限了。在这样的时刻，你还敢来探望我？”徐说：“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任何对不住国家民族的事，因此我还不想中断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我一旦发现你是个非爱国者，也会不同你来往的。”
面对一个临死的朋友说这样的话，还真不如不去看望。为什么徐四民会在那样的时刻说这样的话呢？他的解释时那是一个“儿女斗争父母，妻子告密丈夫，战友诬陷同志的悲剧时代。一言肇祸，就可以被活活打死，一纸不足道的揭发材料就可以送进黑牢。”因此，徐不得不防隔墙有耳，甚至对被探望的好友和他的老伴也不能在见面时留有一手，于是他说他“只能这样面面俱到地用极其审慎的修辞来回答问题。“徐一面这样说，一面感到内疚：“我对兴源兄这样说话，真是迫不得已，我不能不这样说话啊！”事隔多年，回想起那一幕，徐四民仍然内疚不已，说“如果我在源兴兄面前说了言不由衷的话，那就请他的在天之灵原谅我的苦衷吧。”
徐四民亲身经历了文革的灾难，到了1976年，侨务政策有所松动时他下决心要离开大陆去香港。他的申请得到了批准。就在他动身的前夜，他接到了一个过去和他在缅甸帮助过得中国外交官朋友的电话。这位元外交官在电话中把他怒斥了一顿，质问道：“国家有什么亏待了你？十多年来党对你的教育难道没有起作用？为什么要向往香港那样的资产阶级腐化糜烂的生活方式？”最后这位外交官终于说了真话：“在仰光时，我们就发现你的思想是有问题的！”
这位元外交官就这样把徐四民在电话中教训了一刻钟，直到徐四民忍无可忍把电话挂掉。这位外交官1950年就被派到缅甸，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是徐四民帮助他开展了工作，他表面上对徐也很尊重，一口一个“爱国侨领”。但在文革中，侨务系统和这位元外交官不同派性的造反派向徐四民透露，就是这位当年和他在仰光为党的海外大业亲密合作、“对敌斗争”的人，背后却向中共侨务和外交机构打了很多小报告，说徐四民的坏话。徐四民原来半信半疑，这次当他听到徐四民要离开“祖国”时，终于按捺不住，暴露了真面目，也完全证实了那些传言。
徐四民1976年来到香港后，因为不是党“派出来”的，所以他说“内地自然不会提供任何支持”。他曾经去找一位当时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朋友，这位朋友原来也做过侨务工作，文革前去缅甸时徐四民曾殷勤招待。徐四民对这位“朋友”的态度也有含蓄的描绘：”电话约好，一星期后才延见，他的第一句话又是‘为什么要来香港？’”。他警告徐说港英当局有他一大迭材料，建议徐“隐姓埋名做点小生意算了”。
徐四民后来办了一份曾经被内地定为“反动杂志”，不准入境。不过因祸得福，徐四民这样一来有了影响，又成了“活侨”。当中共的侨务政策配合改革开放作了大调整时，廖承志出面邀请他进政协，于是徐四民由死变活，开始了和北京的第二度合作。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