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9日讯】记得去年11月《工人日报》有一篇报道说，带有强烈遗憾和悲剧色彩的“过劳死”，一般认为主要发生在教师、艺术家等知识分子群体身上；但现在，“过劳死”现象已经开始向农民工蔓延。只不过，农民工因为地位的低微而屡屡被媒体忽略。
过劳死“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超过劳动强度而致死。国际定义”过劳死“是因为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大，存在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由于积重难返，突然引发身体潜在的疾病急性恶化，救治不及时而危及生命。
在我的印象中，被喻为工作狂的日本“白领”经常出现“过劳死”现象，并且日本还把“过劳死”列入工伤范畴。如今“过劳死”却悄然来到我们身边。先是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中，不断有中青年科技人员、教师和艺术家英年早逝；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向农民工群体蔓延了。今年4月，南京一个建筑工地的两名农民工被发现猝死在睡梦中；6月，重庆某厂一名农民工在车间昏倒，经抢救无效死亡；10月，北京一酒店杂工上夜班猝死于搭乘的小公共汽车上……他们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每天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及营养缺乏。目睹身边为生计而拚命工作拚命劳作的普通工人农民，一个个因劳累过度而默默地死去，不禁让人感到揪心和担忧。“过劳死”蔓延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引起知识分子“过劳死”的主要原因是繁重的违反生理规律的脑力劳动，以及超强的事业心引起的过重的心理负担。知识分子由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常常超时间工作，长期睡眠不足，休息、闲暇时间少，自我期望高，平时又很难挤出时间来锻炼。而农民工等地位较低的群体，由于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待遇，造成他们的就业、养老、看病、子女就学等各方面压力加大，加上不少企业工资水平过低，这些都迫使农民工不得不用更长的时间和更高强度的劳动，来缓解压力以便获得必要的保障。
除了“生存”的压力外，用工单位随意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也是造成普通劳动者“过劳”的主因。如今，“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保证”对一些单位的职工来说已成惯例。一个多世纪前世界各国工人举行罢工得来的8小时工作制，正与我们渐行渐远。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里，每天工作时间在十小时以上的比比皆是，有的甚至达到14小时。
其实《劳动法》对于劳动者的休息权有着明文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但在现实生活中，《劳动法》中规定的劳动者的权益往往成了没有实际意义的“象征性条款”。很难想像，在目前的体制和制度下，劳动者能向用工单位要求《劳动法》所规定的各项权利。特别在那些私营企业里，加班加点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累计劳动时间早已远远超过《劳动法》的规定。但是，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很少有人敢拿《劳动法》与老板较真的。
我不赞同用“立法”来防止“过劳死”的提法。我们已经有了一部《劳动法》，只要认真执行，劳动者的权益完全可以得到保障。相反，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得不到改观，即使细化再多的法律也解决不了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彭光华表示，“过劳死”其实是一种劳动灾害，与一些用人单位长期违反劳动法规，要求劳动者承担超时、超强度的工作任务有关。所以说，并不是我们现有法律法规不够，而是那些违法行为没有人去过问和追究，没有组织去依法维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
为什么目前超出法定劳动时间会成为普遍现象？为什么劳动者休息休假的权利长期得不到保障？为什么农民工的工资标准20年不变？为什么我们已经到了“过劳死”的地步了生活条件却依然得不到改善？……等等这一系列疑问，我们姑且把它看成是“过劳死”蔓延的社会考题吧。我想，这不仅要从有关法律法规中寻求解题之道，在很大层面上，更要从制度建设方面去寻求破题之策。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