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1日讯】改革就是以旧更新，一个内涵非常宽泛的词。就社会而言，改革的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生活等多方面，每一方面的改革都是一个大的系统。改革的程度则有浅深之分，可浅至“勿随地吐痰”的社会风尚的倡导，可深至社会制度的变迁，它们影响社会生活的程度是迥然不同的。即使是制度变革，也有一般性的如“上下班制度”的变革和决定社会性质的制度变革之分，两者的社会意义有根本区别。所以，不要满足于“坚持改革不动摇”的信念，重要的是问：改革什么，如何改革？对此，人们的回答纷纭复杂，人言言殊。从2004年的郎顾国有企业改革之争，到刘国光挑起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地位之争，再到教育、医疗、房产改革成败之争，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改革成了令人困惑的谜语，期待着人们破解。
（一）主政者的改革底线
改革必须由主政者操持才能运行，所以，当局的改革意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人估计胡温即将启动政治改革，有人认为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这些判断增加了改革的神秘感，令人莫衷一是。
执政者真实的而不是口头的改革意向如何识别？主要看：利益的驱动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执政者的要求。邓小平时代的改革使当权者及其子女通过权力寻租大获其益，所以改革劲头很大。江泽民时代的改革将权力、资本和知识捏合为三位一体的统治体系，三者合力大肆掠夺财富，获益更大。房产、教育、医疗三大系统的改革表明，各部门纷纷积极行动，抢劫本系统社会资源。百姓形容这一掠夺是：房改把你口袋掏空，教改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提前为你送终。此时，既得利益集团依靠现有体制以求稳定的意向逐渐增强，打破现有体制平衡的改革动力正在消失。这是胡锦涛时代的改革环境。
胡在任期前5年忙于巩固权力体系，无暇顾及改革的强力部署，任期后5年受既得利益集团保持现状意向的掣肘，不可能有大的改革动作出台，所以，胡的改革大体上只能处于守摊子状态。他不必冒向市场经济推进那样的风险，又不会有按生产要素分配那样的麻烦，安全度较大。
当然，在“改革”中，他也有困难和苦恼：
（1）经济改革。胡企图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这是必要的。但囿于固有的意识形态，他要保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却是无望的。市场上多种经济成分，彼此地位平等，都依价值规律而优胜劣汰，虽有宏观调控，但以不危害平等竞争为度，如何保证它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连邓小平都说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别，胡氏却要强加给市场经济以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这种努力不是徒劳吗？他还企图培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又是绝大难题。国有经济除垄断企业可以不卷入市场竞争而存活外，大部分企业亏损严重，耗损国力甚大，不仅毫无主导作用发挥，反而成为发展的累赘。为激活国有企业，改善它的所有者缺位状况，胡企图以多种经济成分参股形式，将单一的国有制改造为混合所有制，使参股者关心企业赢亏，增强它的所有权意识。这样就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股东会决定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董事会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行使用人权，彼此制衡，相得益彰。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企业党组织必须成为“政治核心”，必须“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还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没有它的同意不得聘用企业经理。两种制度合二为一，“中心”与“核心”如水与火相混，这样的制度癌症，胡是无法疗治的。不难看出，他在经济改革的左右冲突中难于应对，这种状态将长期保持下去。
（2）政治改革。这方面，《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明白宣布：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可靠保障的民主。就是说，脱离“领导”、不要“专政”的民主是不允许的。胡在这里实际上告诫大众：毛的“反右”和邓的“反自由化”就是这种民主的边界。他并不放弃政治改革，只是把它限制在十六届四中全会规定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范围。这意味着，政治改革必须以强化中共执政地位为中心，提高执政者治党治国治军能力，提高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本领。超出这条边界的政治改革，免开尊口。
以上两方面就是不少人希望摸到的胡锦涛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底线。会不会有打破底线的可能？会的。社会压力将迫使他采取妥协政策，偏离底线。比如，突发通货膨胀，银行挤兑，人心慌慌，社会动荡，他的政策会向右倾斜；或者，突发某种势力胁迫政治局弹劾胡氏右倾，他的政策会向左倾斜。如果没有社会压力危胁到他的地位，他只能在上述底线内活动。
（二）毛派的十六字令
毛派是很有特色的一群。他们笃信毛的极权主义和一大二公，鼓吹“文革”是“新中国最辉煌的亮点”（李德胜，旗帜网04.9.20），攻击“市场经济是个大魔鬼”、“农村改革是生产力的大破坏”（陈布衣，主人公网04.10.20）这些人的观念被毛的思维浸透，因而在他们眼中，最黑暗的却是“最辉煌的”，经济的发展却是“生产力的大破坏”，说明他们是维护旧的，排斥新的，反对变化，拒绝进步。一位毛派说：“别再胡改乱改了”，“国企现在也不要改了，就保持现状”，“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就让它长期地不合理下去”。他建议中央宣布“改革开放胜利结束”，进入新阶段。做什么呢？他认为，应该抓阶级斗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中国需要十年二十年整顿期，再加十年到二十年的发展期，最后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数学，中国与世界06年2期）在他看来，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整顿才能扭转局面。毛的“文革”耗时10年，他的“整顿”要20年。整顿什么？自然是整顿“胡改乱改”。照他的谋略去做就是再一次“文革”降临。将毛派理想用一句话概括的是毛继东，他呼吁胡锦涛“回到毛泽东路线上来”！（自由中国网，06.6.20）毛继东于1997年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被判刑3年，最近在筹组“中国人民民主监督会”，拟联络万名发起人。
这种咄咄逼人的攻势说明毛派是一支活跃的力量。他们在中共资深人士中有同情者和赞助者，在愤青中有支持者和助威者，在群众“怀念毛主席”的思绪中有迎合者。尤其是房改、教改、医改如三座大山压在百姓身上，改革本身的扭曲给毛派以口实，攻击改革的反动性。他们可以据此联络各界上百人士签名上书中央，以维护“社会主义”为由提出质询，形成压力，给当局以心理危胁。这时，毛派同社会群众凝成一致呼声，摆脱了自吹自擂“文革”是“新中国最辉煌的亮点”时那种孤芳自赏状态。
毛派并非左道旁门，他们是中共正宗、嫡传。毛在世时，大陆是毛派天下，邓小平、陈云都是毛派最高核心成员，那时毛派唯我独尊。毛去世，从逮捕四人帮（毛派）的政变开始非毛化，邓、陈等用威权主义替代极权主义，用市场经济替代统制经济，以挽救执政危机，他们形成维新派。坚决维护毛泽东理念的毛派成为在野者，他们梦想恢复毛泽东王国。两派其实是一根藤上的两枝，都扎根于中共“领导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土壤上，但一方要维新，一方要守旧，难于合辙。从江时代始，双方距离渐行渐远，毛派失望情结越来越大，他们形成的压力益发显着，已是当局决策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不过，现实是严酷的，任何人都不能回避。曾任国家统计局长的李成瑞根据有关数据，仔细核对，确认2005年非公经济产值约占全国GDP的61％，公有经济比重约为39％。他在毛泽东旗帜网站举办的座谈会（06.4.9）上惊呼：这“岂不是说明改革的结果是把《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改掉了吗？没有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这样的改革方向是应当坚持下去还是应当纠正？”他们以为私有化是当局领错了路的结果。不妨请他们去翻翻邓选，邓大人可曾有一句是赞成私有化的？邓不是强调必须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吗？历史的行程却不听邓的安排。这个61％的局面的出现，根源在于：50年代强行结束个体和私营经济，那些冤死鬼借“改革”时机来讨还这笔欠账。现在达到61％，欠账尚未还够。这可不是以鬼怪吓人，冤死鬼的名字叫“经济运行规律”，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曾经被强制向左弯曲，因而现实必然向右加以校正。是的，私有化带来种种严重弊端，权力与资本勾结，贪污抢掠横行，两极分化剧烈，贫者无以立足。要知道，这正是“维新”带来的恶果。“维新”就是改良，就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就是在维护专制体制的前提下追求“船坚炮利”，恶果就是由此产生的。解救之道就是要积极而稳妥地推行民主改革：政治民主化、法制化，实行民主宪政，培育公民自治。这个目标，毛派很难认同。李成瑞的对策是：“四项原则，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个16字令无以名之，权称亡国曲吧。毛派唱的就是亡国曲。
（三）“党主”与“民主”之争
民主是禁区，这是中共潜规则。很多人不明是理，以为向当权者追索民主是理所当然，不知道那里围有铁网，而且通电。现在不断发出的启动民主改革的呼吁，作为一种舆论造势，如同战前叫阵，是有积极作用的，但真正用它来摊牌，要求执政者照办，却不会收到实效。为什么？先知储安平于1947年就指出：“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国民党主张“党主”，“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中国的政局》）党做主还是民做主，两者是不能调和的，双方博弈的实质是党权与民权之争。建政以来民众多次要求宪法上载明的民主权利，均以被镇压而结束，1957、1979、1989莫不如此。这是双方见诸实力的搏斗，民众因实力不足而失败。只有当民众实力足以起震慑作用，逼得当权者走投无路，其中动摇者才会考虑让出部分或全部党权以求妥协。空喊民主要求而无实力作后盾是不中用的。
当局是否具有实施民主政治的意图，只要看下列事实就够了。十六大召开，党内资深者李锐在小组会提出推行党内民主的建议，其中包括“从十六大起坚持差额选举，各级委员候选人至少应多于当选人四分之一。然后逐步实行竞选制，如到党的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与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这一建议是打破党内专制秩序的一小步。结果呢？决策者对建议毫无反应，决议也就泥牛入海，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这么件事。回顾10余年前的十三大，它在政治报告中就已确定，“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要求“近期，应当把差额选举的范围首先扩大到各级党代会代表，基层党组织委员、书记，地方各级党委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大会过后，这些决定无人再提起，因而无声无息地消逝。从十三大到十六大，关于党内差额选举，又是决定又是建议，为什么对全党没有什么兴奋作用？因为在一个以专制为运作机制的团体，民主非权力者所需。没有这种需要，却强加于它，就会遇到多数权力者漠然对待和消极抵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专制对民主的必然排斥。企图依靠这样的组织领导社会进行民主改革，行吗？
民主改革面对的是：多年的洗脑，长期的党文化的浸蚀，张扬暴力、鼓吹专制、绞杀知识、蔑视生命的意识扭曲了男女老幼的心灵，屏蔽了民主观念的萌生。皇权意识的原有积淀，加上党权意识的灌输，使大陆这片土壤播种民主的任务特别艰难。因此，民主改革，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民主的启蒙，没有民主启蒙就没有民主运动。而民主启蒙，要扫除对民主的意识形态歪曲，如“民主集中制”、“极端民主化”都需要批判地认识，还要正面阐述民主的基本内涵、民主的必要程序、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民主与法制的建构、民主的权力制衡、民主的普世价值。在这个民主意识相当淡薄的国度，民主的启蒙任重而道远。
民主主义的彻底化就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从上世纪90年代在大陆思想界恢复以来并无太大进展。现在又遭左翼对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攻击，更加重了它维护自身理论尊严的重要性。要亮出自己的旗帜，宣传自己对民主改革的主张，“西山会议”贺卫方教授发言就是如此。他是按照理想的社会秩序评价当今的局势，语言的尖锐和独特使他的形像特别突兀。他提出的多党制，是社会多元化和排除一党专制的必然归宿；他提出的军队国家化，是民主化要求和排除中共暴力基础的必然结论。这面旗帜一亮，自然会招来归附者，相信自由主义将对民主改革提供重要供献。
思想界各派围绕改革的纷纷交手，可能促使民主派涌出众多思想代表，如果历史赐予机遇，说不定会从这些代表中筛选出民主派的思想领袖。大陆的哈维尔将以深刻的智慧描绘具有特色的东方民主，使社会转型在成本小、收获大的状态下实现。然而，历史能够这样宽厚地对待大陆的子民吗？
（四）刘国光与高尚全对比
“改革”与社会体制的变更息息相关，因而体制内的代表纷纷围绕“改革”表达各自利益诉求，企图将“改革”纳入自己的设计规范，以利自己一群的生存、发展。这些诉求也有守旧与求新之别，彼此泾渭分明，它们源于中共内部的派别分歧。体制内代表的意见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先说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刘国光2005年7月15日讲话引起的风波。刘在讲话中以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地位被削弱和边缘化为由，指出：“一切淡化或者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企图都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这是一个主要的危险。”他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有人著文呼应刘的讲话，历数“自由化思潮大泛滥”的罪状，其中讲到党校函授大学毕业生王志华所着《大系统价值学说》（批评马克思的《资本论》），由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邹东涛作序，在香港出版。大陆《中国改革报》以头版头条将邹序发表，《羊城晚报》则刊出短文《40年“老店”亟待重修》，从事政治经济学教育40年的教授认为《政治经济学》应推倒重写。呼应者对此十分不忿，一定要扭转马克思主义受到委屈的状况。
刘国光“七一五讲话”是有来头的。多年的斗争经历使他懂得，讲话要看准风向。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为改革定了盘子，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加强执政能力的重要环节。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立即跟进，警告说，苏联塌台原因之一就是发生马克思信仰危机，“思想混乱”，“如果任凭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中国共产党就将丧失维系自身团结统一的思想纽带，同时必将失去号召群众、引导群众的精神力量”。他把问题的严重性提高到党是否散伙、群众是否失控的高度。这样的认识在一向实行严厉的思想控制的团体内是不乏认同者的。刘国光“七一五讲话”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出台的，刮起一阵刘旋风。
这阵旋风似乎很得势，体制内外都引起回响。但究其实，不过是自作正经，自欺欺人。权力者有多少还以马克思主义为崇尚标准，还以共产主义为理想？如果满脑子权和钱，口头上却呼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不是自己欺骗自己？实际上干的是镇压太石村农民、屠杀汕尾区农民的罪恶勾当，口头上却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不是欺骗大众？刘国光“七一五”慷慨激昂了一通，不过是一场自作正经的小品，他在台上演出，执政者在台下按例鼓掌，然后回家各作各的梦，如此而已。
再说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多年，参与重要改革设计和决策的高尚全。他在1985到1993的副主任岗位上，从所参加的改革实践中，深感江浙一带的经济改革走在前列。他说：在浙江，尤其是温台地区，社会、经济基本格局是：经济组织以民营为主，社会投资以民间为主，社区事业以民办为主。2000年浙江民营经济在工业中的比重已达80％以上。（高尚全文存，240页）他重视中小企业，说：它们创造了全国一半以上GDP，上缴税收达43％，创造出口占60％，提供城镇就业岗位75％。（人民日报04.11.7）正是这种求真、务实作风，使他总结出自己的主张：提倡“民本经济”，即民有、民营、民享经济。三民经济的具体化就是：“经济的组织形式以民营为主；社会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社区事业以民办为主；政府管理以创造环境为主。”他进一步概括说：经济体制转型本质上是由原来的官本经济转为民本经济。（中华工商时报02.3.13）这种见解公诸谋体，应该说是独树一帜的。他还表述了社会主义观：“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要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制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光明观察05.11.4）他的确是一位先进的改革家。
他的主张与中共基本原则并不冲突，相反，是为了中共执政的长治久安。他懂得不应与党的总决策相矛盾，所以他不接触政治改革课题，而且为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打圆场，他宣传：政府改革既连接经济体制改革，又连接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中国事务05.9.6）在“西山会议”上，他讲：“不要争论，不要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三个不要。”（中国事务06.4.18）这应该是高层意见，而不是他的独创。他与高层往来较多，高层的意图由他贯彻是很自然的。可见，他又是一位体制内的专家。
这位一心为党的改革者却不见容于党内守旧派。他们在理论上没有能力与高分辨，又长期脱离社会实际，只习惯于胡搅蛮缠，于是，一盆盆污水向他泼去。韩德强在乌有之乡讲座（06.1.15）以专家身份分析说，高尚全提出公共产品严重不足源于权力市场化，因此，权力应受制约。韩认为高既然提出“权力应受制约”，必然是主张三权分立、多党竞选，这就是叫共产党让位。结论是：他希望共产党让位，他就是美国第五纵队，客观上是颜色革命内应。帽子就是这么扣的。还有人爽直上来就骂：高尚全们是“假共产党员，假改革，假社会主义，三假乱华。”（信言不美，中国与世界06年1期）骂得最难听的是：高尚全是“顶尖右派”、“猪脑子”、“知识平庸”、“脸皮比天安门城墙还厚”、“是个虚伪的人”，最后让他“自己拉出的屎要坐回去”。怎么评价这些人呢？应该说，他们表现的正是乃祖遗风－－庐山会议上，毛刘林周把彭的“操娘40天”津津有味地重复，毛还说，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毛的遗风至今尚在。
这里只是举了刘与高两个例子，说明体制内关于改革的争斗如火如荼。害怕争论、害怕分裂是不行的。躲避矛盾，苟且求安是胡锦涛的性格。在这位总书记领导下，改革将走向何方，这是个谜。
（2006.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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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5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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