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庸: 改革,謎一樣的困惑

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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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21日訊】改革就是以舊更新,一個內涵非常寬泛的詞。就社會而言,改革的內容涉及經濟、政治、文化、思想、生活等多方面,每一方面的改革都是一個大的系統。改革的程度則有淺深之分,可淺至「勿隨地吐痰」的社會風尚的倡導,可深至社會制度的變遷,它們影響社會生活的程度是迥然不同的。即使是制度變革,也有一般性的如「上下班制度」的變革和決定社會性質的制度變革之分,兩者的社會意義有根本區別。所以,不要滿足於「堅持改革不動搖」的信念,重要的是問:改革什麼,如何改革?對此,人們的回答紛紜複雜,人言言殊。從2004年的郎顧國有企業改革之爭,到劉國光挑起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地位之爭,再到教育、醫療、房產改革成敗之爭,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改革成了令人困惑的謎語,期待著人們破解。

(一)主政者的改革底線

改革必須由主政者操持才能運行,所以,當局的改革意向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有人估計胡溫即將啟動政治改革,有人認為經濟改革實際上已經結束。這些判斷增加了改革的神秘感,令人莫衷一是。

執政者真實的而不是口頭的改革意向如何識別?主要看:利益的驅動在多大程度上滿足執政者的要求。鄧小平時代的改革使當權者及其子女通過權力尋租大獲其益,所以改革勁頭很大。江澤民時代的改革將權力、資本和知識捏合為三位一體的統治體系,三者合力大肆掠奪財富,獲益更大。房產、教育、醫療三大系統的改革表明,各部門紛紛積極行動,搶劫本系統社會資源。百姓形容這一掠奪是:房改把你口袋掏空,教改把你二老逼瘋,醫改提前為你送終。此時,既得利益集團依靠現有體制以求穩定的意向逐漸增強,打破現有體制平衡的改革動力正在消失。這是胡錦濤時代的改革環境。

胡在任期前5年忙於鞏固權力體系,無暇顧及改革的強力部署,任期後5年受既得利益集團保持現狀意向的掣肘,不可能有大的改革動作出台,所以,胡的改革大體上只能處於守攤子狀態。他不必冒向市場經濟推進那樣的風險,又不會有按生產要素分配那樣的麻煩,安全度較大。

當然,在「改革」中,他也有困難和苦惱:

(1)經濟改革。胡企圖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這是必要的。但囿於固有的意識形態,他要保持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卻是無望的。市場上多種經濟成分,彼此地位平等,都依價值規律而優勝劣汰,雖有宏觀調控,但以不危害平等競爭為度,如何保證它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連鄧小平都說市場經濟沒有姓社姓資的區別,胡氏卻要強加給市場經濟以意識形態的價值觀念,這種努力不是徒勞嗎?他還企圖培植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這又是絕大難題。國有經濟除壟斷企業可以不捲入市場競爭而存活外,大部分企業虧損嚴重,耗損國力甚大,不僅毫無主導作用發揮,反而成為發展的累贅。為激活國有企業,改善它的所有者缺位狀況,胡企圖以多種經濟成分參股形式,將單一的國有制改造為混合所有制,使參股者關心企業贏虧,增強它的所有權意識。這樣就可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股東會決定董事會和監事會成員,董事會選擇經營管理者,經營管理者行使用人權,彼此制衡,相得益彰。但是,由於意識形態的需要,企業黨組織必須成為「政治核心」,必須「參與企業重大問題的決策」,還必須「堅持黨管幹部的原則」,沒有它的同意不得聘用企業經理。兩種制度合二為一,「中心」與「核心」如水與火相混,這樣的制度癌症,胡是無法療治的。不難看出,他在經濟改革的左右衝突中難於應對,這種狀態將長期保持下去。

(2)政治改革。這方面,《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明白宣佈:中國的民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是以人民民主專政作為可靠保障的民主。就是說,脫離「領導」、不要「專政」的民主是不允許的。胡在這裡實際上告誡大眾:毛的「反右」和鄧的「反自由化」就是這種民主的邊界。他並不放棄政治改革,只是把它限制在十六屆四中全會規定的「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範圍。這意味著,政治改革必須以強化中共執政地位為中心,提高執政者治黨治國治軍能力,提高建設現代化國家的本領。超出這條邊界的政治改革,免開尊口。

以上兩方面就是不少人希望摸到的胡錦濤的經濟與政治改革底線。會不會有打破底線的可能?會的。社會壓力將迫使他採取妥協政策,偏離底線。比如,突發通貨膨脹,銀行擠兌,人心慌慌,社會動盪,他的政策會向右傾斜;或者,突發某種勢力脅迫政治局彈劾胡氏右傾,他的政策會向左傾斜。如果沒有社會壓力危脅到他的地位,他只能在上述底線內活動。

(二)毛派的十六字令

毛派是很有特色的一群。他們篤信毛的極權主義和一大二公,鼓吹「文革」是「新中國最輝煌的亮點」(李德勝,旗幟網04.9.20),攻擊「市場經濟是個大魔鬼」、「農村改革是生產力的大破壞」(陳布衣,主人公網04.10.20)這些人的觀念被毛的思維浸透,因而在他們眼中,最黑暗的卻是「最輝煌的」,經濟的發展卻是「生產力的大破壞」,說明他們是維護舊的,排斥新的,反對變化,拒絕進步。一位毛派說:「別再胡改亂改了」,「國企現在也不要改了,就保持現狀」,「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就讓它長期地不合理下去」。他建議中央宣佈「改革開放勝利結束」,進入新階段。做什麼呢?他認為,應該抓階級鬥爭、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安定團結。「中國需要十年二十年整頓期,再加十年到二十年的發展期,最後進入社會主義高級階段。」(數學,中國與世界06年2期)在他看來,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整頓才能扭轉局面。毛的「文革」耗時10年,他的「整頓」要20年。整頓什麼?自然是整頓「胡改亂改」。照他的謀略去做就是再一次「文革」降臨。將毛派理想用一句話概括的是毛繼東,他呼籲胡錦濤「回到毛澤東路線上來」!(自由中國網,06.6.20)毛繼東於1997年宣佈成立「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被判刑3年,最近在籌組「中國人民民主監督會」,擬聯絡萬名發起人。

這種咄咄逼人的攻勢說明毛派是一支活躍的力量。他們在中共資深人士中有同情者和贊助者,在憤青中有支持者和助威者,在群眾「懷念毛主席」的思緒中有迎合者。尤其是房改、教改、醫改如三座大山壓在百姓身上,改革本身的扭曲給毛派以口實,攻擊改革的反動性。他們可以據此聯絡各界上百人士簽名上書中央,以維護「社會主義」為由提出質詢,形成壓力,給當局以心理危脅。這時,毛派同社會群眾凝成一致呼聲,擺脫了自吹自擂「文革」是「新中國最輝煌的亮點」時那種孤芳自賞狀態。

毛派並非左道旁門,他們是中共正宗、嫡傳。毛在世時,大陸是毛派天下,鄧小平、陳雲都是毛派最高核心成員,那時毛派唯我獨尊。毛去世,從逮捕四人幫(毛派)的政變開始非毛化,鄧、陳等用威權主義替代極權主義,用市場經濟替代統制經濟,以挽救執政危機,他們形成維新派。堅決維護毛澤東理念的毛派成為在野者,他們夢想恢復毛澤東王國。兩派其實是一根籐上的兩枝,都扎根於中共「領導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土壤上,但一方要維新,一方要守舊,難於合轍。從江時代始,雙方距離漸行漸遠,毛派失望情結越來越大,他們形成的壓力益發顯著,已是當局決策不得不考慮的因素。

不過,現實是嚴酷的,任何人都不能迴避。曾任國家統計局長的李成瑞根據有關數據,仔細核對,確認2005年非公經濟產值約佔全國GDP的61%,公有經濟比重約為39%。他在毛澤東旗幟網站舉辦的座談會(06.4.9)上驚呼:這「豈不是說明改革的結果是把《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改掉了嗎?沒有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中國還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嗎?這樣的改革方向是應當堅持下去還是應當糾正?」他們以為私有化是當局領錯了路的結果。不妨請他們去翻翻鄧選,鄧大人可曾有一句是贊成私有化的?鄧不是強調必須堅持公有制占主體嗎?歷史的行程卻不聽鄧的安排。這個61%的局面的出現,根源在於:50年代強行結束個體和私營經濟,那些冤死鬼借「改革」時機來討還這筆欠賬。現在達到61%,欠賬尚未還夠。這可不是以鬼怪嚇人,冤死鬼的名字叫「經濟運行規律」,它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曾經被強制向左彎曲,因而現實必然向右加以校正。是的,私有化帶來種種嚴重弊端,權力與資本勾結,貪污搶掠橫行,兩極分化劇烈,貧者無以立足。要知道,這正是「維新」帶來的惡果。「維新」就是改良,就是只改經濟、不改政治,就是在維護專制體制的前提下追求「船堅炮利」,惡果就是由此產生的。解救之道就是要積極而穩妥地推行民主改革:政治民主化、法制化,實行民主憲政,培育公民自治。這個目標,毛派很難認同。李成瑞的對策是:「四項原則,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個16字令無以名之,權稱亡國曲吧。毛派唱的就是亡國曲。

(三)「黨主」與「民主」之爭

民主是禁區,這是中共潛規則。很多人不明是理,以為向當權者追索民主是理所當然,不知道那裡圍有鐵網,而且通電。現在不斷發出的啟動民主改革的呼籲,作為一種輿論造勢,如同戰前叫陣,是有積極作用的,但真正用它來攤牌,要求執政者照辦,卻不會收到實效。為什麼?先知儲安平於1947年就指出:「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國民黨主張「黨主」,「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中國的政局》)黨做主還是民做主,兩者是不能調和的,雙方博弈的實質是黨權與民權之爭。建政以來民眾多次要求憲法上載明的民主權利,均以被鎮壓而結束,1957、1979、1989莫不如此。這是雙方見諸實力的搏鬥,民眾因實力不足而失敗。只有當民眾實力足以起震懾作用,逼得當權者走投無路,其中動搖者才會考慮讓出部分或全部黨權以求妥協。空喊民主要求而無實力作後盾是不中用的。

當局是否具有實施民主政治的意圖,只要看下列事實就夠了。十六大召開,黨內資深者李銳在小組會提出推行黨內民主的建議,其中包括「從十六大起堅持差額選舉,各級委員候選人至少應多於當選人四分之一。然後逐步實行競選制,如到黨的十七大以後,政治局委員、常委與總書記都在黨代會上競選產生。」這一建議是打破黨內專制秩序的一小步。結果呢?決策者對建議毫無反應,決議也就泥牛入海,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這麼件事。回顧10餘年前的十三大,它在政治報告中就已確定,「以黨內民主來逐步推動人民民主」,要求「近期,應當把差額選舉的範圍首先擴大到各級黨代會代表,基層黨組織委員、書記,地方各級黨委委員、常委,和中央委員會委員。」大會過後,這些決定無人再提起,因而無聲無息地消逝。從十三大到十六大,關於黨內差額選舉,又是決定又是建議,為什麼對全黨沒有什麼興奮作用?因為在一個以專制為運作機制的團體,民主非權力者所需。沒有這種需要,卻強加於它,就會遇到多數權力者漠然對待和消極抵制。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專制對民主的必然排斥。企圖依靠這樣的組織領導社會進行民主改革,行嗎?

民主改革面對的是:多年的洗腦,長期的黨文化的浸蝕,張揚暴力、鼓吹專制、絞殺知識、蔑視生命的意識扭曲了男女老幼的心靈,屏蔽了民主觀念的萌生。皇權意識的原有積澱,加上黨權意識的灌輸,使大陸這片土壤播種民主的任務特別艱難。因此,民主改革,首當其衝的應該是民主的啟蒙,沒有民主啟蒙就沒有民主運動。而民主啟蒙,要掃除對民主的意識形態歪曲,如「民主集中制」、「極端民主化」都需要批判地認識,還要正面闡述民主的基本內涵、民主的必要程序、民主與自由的關係、民主與法制的建構、民主的權力制衡、民主的普世價值。在這個民主意識相當淡薄的國度,民主的啟蒙任重而道遠。

民主主義的徹底化就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思想從上世紀90年代在大陸思想界恢復以來並無太大進展。現在又遭左翼對所謂「新自由主義」的攻擊,更加重了它維護自身理論尊嚴的重要性。要亮出自己的旗幟,宣傳自己對民主改革的主張,「西山會議」賀衛方教授發言就是如此。他是按照理想的社會秩序評價當今的局勢,語言的尖銳和獨特使他的形像特別突兀。他提出的多黨制,是社會多元化和排除一黨專制的必然歸宿;他提出的軍隊國家化,是民主化要求和排除中共暴力基礎的必然結論。這面旗幟一亮,自然會招來歸附者,相信自由主義將對民主改革提供重要供獻。

思想界各派圍繞改革的紛紛交手,可能促使民主派湧出眾多思想代表,如果歷史賜予機遇,說不定會從這些代表中篩選出民主派的思想領袖。大陸的哈維爾將以深刻的智慧描繪具有特色的東方民主,使社會轉型在成本小、收穫大的狀態下實現。然而,歷史能夠這樣寬厚地對待大陸的子民嗎?

(四)劉國光與高尚全對比

「改革」與社會體制的變更息息相關,因而體制內的代表紛紛圍繞「改革」表達各自利益訴求,企圖將「改革」納入自己的設計規範,以利自己一群的生存、發展。這些訴求也有守舊與求新之別,彼此涇渭分明,它們源於中共內部的派別分歧。體制內代表的意見受到社會廣泛關注。

先說曾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劉國光2005年7月15日講話引起的風波。劉在講話中以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地位被削弱和邊緣化為由,指出:「一切淡化或者取消馬克思主義的企圖都會削弱共產黨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的方向」,「這是一個主要的危險。」他指出了問題的嚴重性。

有人著文呼應劉的講話,歷數「自由化思潮大氾濫」的罪狀,其中講到黨校函授大學畢業生王志華所著《大系統價值學說》(批評馬克思的《資本論》),由中國社科院經濟所鄒東濤作序,在香港出版。大陸《中國改革報》以頭版頭條將鄒序發表,《羊城晚報》則刊出短文《40年「老店」亟待重修》,從事政治經濟學教育40年的教授認為《政治經濟學》應推倒重寫。呼應者對此十分不忿,一定要扭轉馬克思主義受到委屈的狀況。

劉國光「七一五講話」是有來頭的。多年的鬥爭經歷使他懂得,講話要看準風向。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為改革定了盤子,即「加強黨的執政能力的建設」,「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是加強執政能力的重要環節。中國社科院院長陳奎元立即跟進,警告說,蘇聯塌台原因之一就是發生馬克思信仰危機,「思想混亂」,「如果任憑西方資產階級的理論替代馬克思主義或把馬克思主義邊緣化,中國共產黨就將喪失維繫自身團結統一的思想紐帶,同時必將失去號召群眾、引導群眾的精神力量」。他把問題的嚴重性提高到黨是否散伙、群眾是否失控的高度。這樣的認識在一向實行嚴厲的思想控制的團體內是不乏認同者的。劉國光「七一五講話」就是在這種氛圍中出台的,刮起一陣劉旋風。

這陣旋風似乎很得勢,體制內外都引起迴響。但究其實,不過是自作正經,自欺欺人。權力者有多少還以馬克思主義為崇尚標準,還以共產主義為理想?如果滿腦子權和錢,口頭上卻呼籲「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這不是自己欺騙自己?實際上幹的是鎮壓太石村農民、屠殺汕尾區農民的罪惡勾當,口頭上卻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這不是欺騙大眾?劉國光「七一五」慷慨激昂了一通,不過是一場自作正經的小品,他在台上演出,執政者在台下按例鼓掌,然後回家各作各的夢,如此而已。

再說曾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多年,參與重要改革設計和決策的高尚全。他在1985到1993的副主任崗位上,從所參加的改革實踐中,深感江浙一帶的經濟改革走在前列。他說:在浙江,尤其是溫台地區,社會、經濟基本格局是:經濟組織以民營為主,社會投資以民間為主,社區事業以民辦為主。2000年浙江民營經濟在工業中的比重已達80%以上。(高尚全文存,240頁)他重視中小企業,說:它們創造了全國一半以上GDP,上繳稅收達43%,創造出口占60%,提供城鎮就業崗位75%。(人民日報04.11.7)正是這種求真、務實作風,使他總結出自己的主張:提倡「民本經濟」,即民有、民營、民享經濟。三民經濟的具體化就是:「經濟的組織形式以民營為主;社會投資以民間資本為主;社區事業以民辦為主;政府管理以創造環境為主。」他進一步概括說:經濟體制轉型本質上是由原來的官本經濟轉為民本經濟。(中華工商時報02.3.13)這種見解公諸謀體,應該說是獨樹一幟的。他還表述了社會主義觀:「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並不是要堅持傳統的社會主義制度,要堅持與時俱進的社會主義制度,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制度。」(光明觀察05.11.4)他的確是一位先進的改革家。

他的主張與中共基本原則並不衝突,相反,是為了中共執政的長治久安。他懂得不應與黨的總決策相矛盾,所以他不接觸政治改革課題,而且為十六屆四中全會決議打圓場,他宣傳:政府改革既連接經濟體制改革,又連接社會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處於改革的中心環節,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中國事務05.9.6)在「西山會議」上,他講:「不要爭論,不要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三個不要。」(中國事務06.4.18)這應該是高層意見,而不是他的獨創。他與高層往來較多,高層的意圖由他貫徹是很自然的。可見,他又是一位體制內的專家。

這位一心為黨的改革者卻不見容於黨內守舊派。他們在理論上沒有能力與高分辨,又長期脫離社會實際,只習慣於胡攪蠻纏,於是,一盆盆污水向他潑去。韓德強在烏有之鄉講座(06.1.15)以專家身份分析說,高尚全提出公共產品嚴重不足源於權力市場化,因此,權力應受制約。韓認為高既然提出「權力應受制約」,必然是主張三權分立、多黨競選,這就是叫共產黨讓位。結論是:他希望共產黨讓位,他就是美國第五縱隊,客觀上是顏色革命內應。帽子就是這麼扣的。還有人爽直上來就罵:高尚全們是「假共產黨員,假改革,假社會主義,三假亂華。」(信言不美,中國與世界06年1期)罵得最難聽的是:高尚全是「頂尖右派」、「豬腦子」、「知識平庸」、「臉皮比天安門城牆還厚」、「是個虛偽的人」,最後讓他「自己拉出的屎要坐回去」。怎麼評價這些人呢?應該說,他們表現的正是乃祖遺風--廬山會議上,毛劉林周把彭的「操娘40天」津津有味地重複,毛還說,補足20天,這次也40天,滿足操娘要求,操夠。毛的遺風至今尚在。

這裡只是舉了劉與高兩個例子,說明體制內關於改革的爭鬥如火如荼。害怕爭論、害怕分裂是不行的。躲避矛盾,苟且求安是胡錦濤的性格。在這位總書記領導下,改革將走向何方,這是個謎。

(2006.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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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259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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