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3日讯】我在《民主论坛》上读到了《汪兆钧：对策和谐社会──致胡温公开信》后，心情非常兴奋，起先，我看它是一篇文章，读了半截，感觉到这不是一篇普通的文章，末了，我才体会到这篇文章的声音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时代不是别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在政治上普遍的装聋作哑。
就汪兆均先生是安徽省政协常委这一点判断，他在中国也应该算是一位人物的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政协、人大这样的一类人物在中国的官场，到底能起什么作用？这又是一个人人都心知肚明的事情。如果说人大是中国的第一花瓶的话，那么政协可以算是第二花瓶了，但是如果又说中国同世界上其它国家一样，也总是在起变化，那么“花瓶”式的人物突然间不作“摆设”了，而是要“复原”他的“人”之本性，就有了对中国的高层说“心里话”的欲望，和他的身份一致的是，他作为“政治协商”机构中的人物，当然说的是“政治”的话，问题就在这里：在中国人普遍而又广泛的装聋作哑的时代中，汪先生带头讲“心里话”的行为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样板”。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人都懂得了“样板的力量是无穷”的道理，那么，我假设在此后不久，河南省、山西省、陕西省的政协也会出现汪兆均式的人物，就会顺理成章；政协是这样，那么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出现汪兆均式的人物，亦在推理之中。所以，汪兆均先生的话包括着一种时代变化的信息，就是我对此的解读。
在汪先生的《公开信》中，他呼吁胡锦涛、温家宝作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呼吁中央委员会出现叶利钦，呼吁各省出叶利钦，呼吁民间出叶利钦，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中国要改革，而改革的深度必须是立即地解除、废除社会现有的一切压迫性的东西，如果说这样的行为并不是强迫统治的高层去“立”什么“丰功伟绩”的话，那么，它只要求他们“放松”统治人的“绳索”。就此而言，邓小平在上一个世纪70-80年代“放松”了统治中国人民的“经济绳索”，那么，今天就应当“放松”统治人的“政治绳索”；如果说共产党人的哲学里，“经济是决定政治的”，那么，统治人的“经济绳索”的“放松”势必要引起“政治绳索”的“放松”──这也是共产党逻辑中的事情。
正如《大纪元》采访汪先生的一位记者所说的：“他要说的话是代表了普通老百姓的愿望。”的确是这样，汪先生的话是许多人压在心里，不敢说的话，这类似的话，官场的许多人也都想说，但是不敢说的原因是怕影响自己“升官发财”，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民间不敢说，是怕惹来麻烦，普通人怕招致牢狱之灾。因此，汪兆均先生的话的价值就在于“说”，而不在于他“说了什么”。正如汪先生自己所言：
“我并不是要大家对我评价有多高，我只要大家都有共同的认知，希望把咱们中国搞得民主化，国家繁荣昌盛，大家生活心情愉快就很满足了。大家的支持，代表着我们有共同的需求，只是我把它说出来了。”
近几年来，热衷于民主的一些人在网上争论什么是民主，大家各抒己见，自然是五花八门，这期间持我着一种自己的见解，认为在一个言论压制的社会里，“说心里话”就是民主，而不计较被说出来的“心里话”是什么？如果说这样意思连带地表述是：一个人感觉到自己“说”的力量单薄，那么他和别人组织起来一起说，就是“民主的运动”。
汪兆均先生只大我一岁，我们是同时代的人，正因为如此，读了他的《公开信》后，我的第一感觉是：我们中国人还没有走进“敢说”的 时代！而按照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而言，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幼稚的耳朵里就已经灌满了“敢说”二个字，可是呢？时间已经过去了50年，到今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还生活在“不敢说话”的时代，我们中国社会中的一切人（包括胡锦涛、温家宝在内）都得装聋作哑，说那种口是心非的“热昏的胡话”！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刚刚闭幕，在十七大会议上，胡锦涛说真话了吗？没有！他明明是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组阁”，但是不敢直接说，而是拐弯抹角地说是要按照“党”的意愿“组班子”，他明明白白地是在反对江泽民的那一套，但是口上却说这符合“三个代表”，明明白白是要树立自己的权威，但是却说自己也要服从党的权威──所有这些不都是一些骗人的假话、鬼话吗？温家宝作为国务院总理，明明地享有自己“组阁”的权利，但是，他敢说吗？不敢！因此，在他作总理的国务院中，江泽民、胡锦涛塞进了他们自己的人，他敢不接受吗？胡锦涛、温家宝都装聋作哑地说话，谁还敢在十七大上说真话呢？
就在中国共产党高层人物装聋作哑地说假话的时候，不是共产党员的汪兆均先生却站了出来，说了“真话”，从而给中国人树立了一个新形象，面对这样的一个新形象，你如果用汪先生的口气发问：“中国人都软骨头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种就这么劣吗？”，你就有幸可以接触到中国问题的实质了！
其实，我们如果是一个对中国问题多少有着记忆的人，那么怎么可以忘记当中南海在坐着毛泽东时，就有人给毛上书言事，《第二种忠诚》所说的陈世忠、倪育贤就是例子，此后还产生了“提着脑袋”向毛上书的陈泱潮……，被割断了喉管的张志新……，所有这些英雄人物，他们不是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就是因此而招致了牢狱之灾，一句话，都没有“好下场”！正因为中国人还生活在“讲真话”要付出“代价”的时代，所以，汪先生就是这个系列中的英雄了。
在这里，如果认为在这50年的时间里到底还存在着一种“历史”的因素可以追究的话，那岂不是说，“汪兆钧写公开信并不觉得害怕”，这样以来，他就同我上面所列举的那些因“讲真话”而“付出”了“代价”的英雄有些不同了，上面的英雄们都是在巨大恐惧的压迫下写信的，而汪先生在写的时候“不觉得害怕”──变化在这里可能是微小的，但是，变化所有可能引出的局面却可能是大的，甚至可以说是“革命”的。
汪先生和我们大家虽然都生活在“专制时代”，但是，这个“时代”中却产生了网络这样的东西，有了它，汪先生所说的话，在一个瞬间可以自由地传到世界各地，因此接信的人想“封锁”它，是不可能的了；再，中国社会已经被宣传为“法制社会”，也已经有了形式上的法律和法院，因此，即使汪先生的信的内容被判“触及”了国家的刑法，那么，他可以在法庭上享有律师为之辩护的权利却是上面的那些英雄们不可想像的；由此，就产生第三点，中国已经签署了世界上的“人权两公约”，它自己的行为不得不在国际社会受到约束，在自己国家内肆意破坏人权的行为历史已经被揭了过去！
就上述第一点讲，网络之口，是任何人都“封”不了的，这和广播时代、电视时代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在广播时代，广播员不广播你的话，外人就不知道你说什么，在电视时代，摄影机不对着你，大家就不可能看到你，唯独在网络时代，传播信息的手段才“转移”到普通人的手里了，就在汪先生的《公开信》还没有得到胡温的表态的同时，它已经被网络炒得纷纷扬扬了，现在中国人和世界上的许多人都想知道胡温对于此信的态度，就是一桩明显的事实；针对这种事实，我就作出了这样的一种结论：一封“讲真话”的信，正在被迫着胡温也“讲真话”就是这一封信的价值。因此，我即使假设这一封信是“普通”的，但是它之中却隐藏着人类伟大的情感和人世间最宝贵的东西却证明它是“非凡”的。
朋友们：向汪兆均学习，要勇敢地走出“讲假话”的时代，不要害怕，讲真话；在目前的中国，讲真话就是“民主”，在网上讲，在街上讲，把和自己一个鼻孔出气的人组织起来讲一起讲，就是“民主运动”！面对这样的运动，只要求你“投入”，而不需要你在“投入”前去研究它到底是“拥护”共产党的还是“反对”共产党的？是“改良的”还是“革命的”？是“非暴力”的还是“暴力”？是“人民”的还是“知识份子”的？
最后，我喊几句口号以结束本文：
“网络之口谁也封不了！”
“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
“中国要民主，谁都阻挡不了！”
（2007-11-02）（转载自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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