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日讯】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肯定会觉得窝火：本已经平安着陆，退休后挂一个中国药学会理事长的头衔，总可以悠然地度过晚年，并肆意享用此前大捞特捞的真金白银了，却不料阴沟里翻船，致使前功尽弃。正如一位知情人所说：“本来以为他那一页就此揭过了，没想到药监系统大规模的整顿正在酝酿。”
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郑筱萸或许到现在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翻船。从目前披露的资讯看，郑筱萸担任国家药监局局长期间，由于体制弊端和腐败因素，整个医药系统管理混乱，致使假药横行、药品价格扭曲性上涨，对此，医药系统曾有人勇敢地挺身而出，其中有一个叫作高纯的举报人，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从未停止过对有关违法犯罪问题的实名举报，“我至少向国家药监局寄送挂号信100多封、特快专递42封、电子邮件400多封，发送电报二次，拔打电话500多次，去访21次，其中八次是在局长接待日。”对于高纯的举报，从李鹏到朱镕基再到温家宝均有批示，可是，举报材料到了郑筱萸那里，便石沉大海。不仅如此，由于举报企业的作假行为，高纯被打击报复，药政调查组的成员中有人将高纯举报的材料内容、证人及检举人姓名告诉了举报人直接领导，高纯所在单位先是勒令高纯停工、强制下岗、停发工资、威胁开除，后又被公司领导打成骨盆骨折、耻骨联合分离，移位约0.5釐米。最后，一纸文书将高纯踢出了厂门。目前高纯流落在外打工，一贫如洗，而负责造假的企业管理人员接受记者采访中却表示：“事情发生后，我只在企业作了检查，没有受到其他处分。”同年底，造假者升任企业副总经理。
高纯曾为此起诉国家药监局“行政不作为”，闻听此事，一向以“温文尔雅”著称的郑筱萸勃然大怒：“你是第一神经！”
我们虽然不能将中国药品行业暴露的一系列问题都推给郑筱萸，但这位本应负责药品检查监督的国家药监局局长对举报人的态度，却可以说明一切。因此，高纯针锋相对地对郑筱萸说：“你是第一贪官。”──这有些夸张，在当下中国，要选出第一贪官，确实不怎么容易──如果不贪，郑筱萸的屁股就不会坐到造假者一边。
但问题是，三届总理对于药品行业的混乱和作假问题既然均有了解并做了严查的批示，为什么不仅无法严查下去，反而让郑筱萸长期得势，让高纯这样的举报者长期受压呢？
同样我们要问，既然郑筱萸的官位长期“岿然不动”，为什么却又在平稳着陆后意外翻船呢？
齐二药、奥美定、欣弗、广州丙种球蛋白等重大医药事件的发生自然是一个因素，作为药品监督部门，郑筱萸局长等人对假药从源头上的放水，为中国大陆整个医药体系的安全性埋下了巨大隐患，正如国家药监局一位官员日前所说：“造了多少孽，郑筱萸自己心里最清楚。”不过，真正导致郑筱萸落马的导火索是一家外国制药公司举报了几家企业向中国国家药监局行贿20万欧元。“这件事在国外闹得沸沸扬扬，国家有关部门得知后果断采取了行动。”
看吧，高纯的举报材料最多从三届总理的办公桌转到郑筱萸的办公桌上，除此之外，高纯还能有什么办法？即使体制内有人同情并帮助他，在权力大于一切的封闭操作体系中，既然举报人自身的命运都成了问题，药品作假的问题又如何能得到解决？谁能指望作假分子的总后台对作假者痛下杀手呢？但“一家外国制药公司”就不同了，他们的举报材料不是从总理的办公桌旅行到药监局局长的办公桌就算完了，你郑筱萸不管，人家外国的制药公司还有别的管道寻求公道，那就是新闻媒体，虽然只是国外的新闻媒体，却同样可以对中国的腐败起到一定监督作用（十分悲哀的是，对于揭露中国境内的药品腐败问题，中国媒体表现糟糕）。
一切黑暗的地方，只要有阳光照射，肮脏的东西就再难以存活，而这阳光，就是新闻自由和民众的知情权。有关反腐问题，这是郑筱萸给我们的又一次启示。借助权力反腐的幻想是可笑的，三届总理的批示又如何！在那个狭小的权力范围之内，有太多我们既不知晓也无从把握的错综复杂关系，而身居高位的官员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也与我们不同，贪官有很多办法糊弄他的上级。既然花瓶式的人大机构和难以独立的司法体系根本无法起到权力制衡的作用，没有外力的介入，一股独大的党权、行政权如何能够积极反对自身的腐败？这也就是三届总理的批示如此无力，而一家外国制药公司的举报却如此锐不可挡的实质。面对立法权、司法权的疲弱，包括互联网和境外媒体在内的第四权──舆论监督权在反腐中可以起到很大的补充作用。
在系统性的腐败面前，不应信任权力，而要相信公众的判断，正如米奇尼克所说：“没有什么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只要有了公开的言论，公众的压力就能形成。对于无处不在的腐败问题，除了向上的举报，更要有公开揭露的勇气。
或许，对反腐败而言，一次曝光胜似三届总理。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