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3日讯】被称为与每一个中国人的脚下寸土、头顶片瓦都有密切关系的《物权法》终于难产出来了，这部民法典的出台，是胡温体制的痛苦抉择。
从无产阶级到有产阶级
从“无产阶级”到“有产阶级”–是谁在和中国人开玩笑？在共产党领袖们的眼里，从来不承认私有财产权。马克思认为：“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共产党宣言》）一九五三年六月，毛泽东声称要与资产阶级斗争到底，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过渡到社会主义”。一九五六年宣布改造完成，中共自称消灭了剥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最初的“合作化”、“互助组”运动将全国工商业者的私有财产风卷残云般剥夺干净，期间的“大炼钢铁运动”强迫民众将个人家里的铜铁锅投进了土制的“炼钢炉”。文革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成为毛泽东时代的官员们最主要的“革命”。农民家里的自留地、工人家里的一块瓦片都不属于自己，使国家在无休止的震荡之余是经济基础全面瘫痪，其结果是：“社会主义改造”（即破除私有制）成为以“国家”或“人民”名义掠夺老百姓的手段。当时，国有企业也好，公共财产也好，都是党权至上的“官有制”。
毛泽东二十多年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先是至少有三千万人在大跃进中饿死，后来又至少有三千万人在文革中活活整死。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寿终正寝之后，留下一个百孔千疮、一穷二白的中国。中共继任者并没有清算毛泽东对公民私有财产的破坏性。中共当权者一直将“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白纸黑字地写在宪法上。现在，又回过头来“保护私有财产”，那无疑是自己吐了涎水，自己又舐了起来。
权贵阶层找到了保护伞
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实施蹩脚经济改革，在“姓资”与“姓社”的问题上羞羞答答不做明确界定，给权贵阶层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创造了客观条件。六四天安门惨案以后，江泽民政权以迎合老百姓的改革愿望为旗号，演变为以官僚为主体，以权力寻租为手段，以瓜分、掠夺社会资源和国有资产为中心，从而使国有资产转换为权贵集团的“免费盛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老百姓几代人创造的财富“改”到了个人手里，甚至矿产资源、山林、水库也“改”到了个人手里。在历史的一瞬间，魔术般地在神州大地上劈开了世界之最的贫富鸿沟。
权贵阶层将公共资源、国有企业“改”到手后，摇身一变，成了地方经济管理的主宰者。在他们“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是以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巧取豪夺，是以官权做后盾的肆意偷逃税收，是对廉价劳动力“剩余价值”进行敲筋吸髓的剥削。于是一夜之间，拥有千万、亿万资产的富豪们“脱颖而出”，有了来路不明的钱财，他们担心被抢走，努力寻求保护。他们一方面依附官权，一方面“漂白”，再一次摇身一变，成为党身边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仅掌控着地方政治经济政策的话语权，而且堂而皇之地走进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了。
能够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兖兖诸公，大部分不是各地的官权，就是富甲一方的富豪，他们比任何人都迫切希望保护万贯家产。这次能够高票通过《物权法》，也在情理之中。全国政协委员、江西民生集团董事长王翔道出了富人们的心态，他说：“《物权法》能给人的就是对全国每个公民创造财富这种行为的认可。法律保护合法劳动获得的财产，因此，人人都可以努力创造财富，而无后顾之忧。我喊过一句口号：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有产者。《物权法》将有助于改善中国富人的怕富心理。《物权法》不出台，很多措施不到位，有些人会心存疑虑。”
左派指动摇社会主义根基
明末王朝曾发生过著名的大礼议事件。刚刚继承堂兄帝位的朱厚璁只能按儒家体系“入继大宗”，改称自己的父母为叔叔婶婶。朱厚璁地位坐稳后决定恢复对父母的正常称呼，卫道士们大为震动，以大臣王元正为首的数百名高官齐集在左顺门下，有的匐伏跪下，有的嚎啕痛哭。这片哭声，史书上记载形容“连金鸾殿上的瓦片都摇晃起来”。朱厚璁将嚎哭的官员投入锦衣卫诏狱，排斥众议追认父亲为“先帝”。
历史有太多的相同之处。《物权法》十多年难产的原因，是以李鹏为代表的顽固派拼命抵制。在他们看来，出台《物权法》，承认“有产阶级”，必将动摇社会主义的根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是台前的代表人物。他联合三千多名退休高官、解放军退役将领、学者专家和社会各界联署致函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公开反对《物权法》。二○○六年初，巩献田写信给李鹏，得到李鹏的大力支持。李鹏作了批示后转给吴邦国，导致原本决定将经第六次修改的《物权法》草案提交三月全国人大会议审议的议程流产。
巩献田反对《物权法》草案的主要理由是该法“背离了苏俄民法典的社会主义传统和概念，迎合资本主义民法原则和概念；背离了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共执政后的人民民主法制的优良传统，迎合资产阶级的旧法传统，它同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没有什么根本区别；背离了一九八六年《民法通则》的社会主义原则，迎合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谬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立法原则，迎合资产阶级立法原则和传统。”
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胡温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公安部门及北京大学党委多次找巩献田谈话。“两会”期间，巩献田终于“失声”。《物权法》最后高票通过，胡温可谓用心良苦。
承认私产否认走资的怪胎
本来，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是西方民主国家最基本的人权理念，在中国，现在是第一次承认其合法性。这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也是胡温面对世界民主化大潮而做出的痛苦抉择。
从“共产”到“私产”，中国在折腾与徘徊了半个多世纪之后，走过了比二万五千里长征还要长的弯路，又回到了原来的起跑线上。但是，承认私产制度，无疑给中共意识形态提出了难题，给党章“抹黑”。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从党章到《宪法》，只确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政治制度，现在承认个人财产的合法性，那就是彻底背离了共产主义理想。既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却不承认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一个特色“社会主义”，只能是一个畸形的怪胎，是阴阳社会主义。
转自《争鸣》２００７年４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