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3日讯】今年是大陆“六四”事件十八周年，每年此时，各界都会举办纪念活动。不论当时在广场上或广场外的，国内或国外的，都一再要求大陆当局重新评价此事，包括平反“六四”、查明真相、支援维权、释放民运人士、结束一党专政。虽然就中共党史的诠释，天安门事件是一场“政治风波”。但实际上，“六四”的意义除了包含中共内部的派系与路线、党内与党外、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外；在国际上也显示中国面对不同的体制、价值与文明，乃至中国未来定位的选择困境。只是当时中央“稳定压倒一切”的既定决策：四二六社论对民运的“动乱”定性、北京市的戒严、赵紫阳的去职和新政治局常委和新总书记江泽民的出线、邓小平以“反革命暴乱”定位“六四”，让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最终以政权强力镇压的悲剧收场。
中共经历“六四事件”以及东欧、苏联巨变，除了产生对僵化的警惕，同时也存在对稳定的担忧，这些意识的综合作用，巩固了实用主义对改革路线的影响。这也让江泽民主政十三年的期间，对“六四”仅以一场“政治风波”带过，而每逢“六四”则紧盯异见者，除了坚守镇压民运是巩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措施，也是反西方和平演变的正确选择。
去年四月份，四川政府以“困难补助”的名义，即扶贫为由，给予当年年仅十五岁的受难者周国聪家属两年七万人民币的补助，并要求放弃追索的权利。相较于过去，这样的结果的确被外界视为一个重要开端。但是如香港支联会的观点，认为这样的补助，是对真相的另一层掩盖，而不是承认错误，只是迫于海内外的压力，抛出的一个试探性气球，因为受难者的家属依然不能在国内公开悼念自己的亲人。但是若要中共承认当年决策的错误，也就是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必须和第二代领导人，即是对邓小平进行切割与清算，并追究当年决策者之责任，短期内也难以达成。因此这样的民间赔偿案例会否成为中共正面处理“六四”事件或相关人民维权事件的变通模式？值得我们持续观察。
中共对平反“六四”的戒慎恐惧，凸显长期以来所宣称民主人权的目标，一直是为维护中央权威与巩固领导核心所抵销。对于一向标榜亲民与开明作风，提出建构“和谐社会”口号与政策的胡温体制，更应该了解到政治专制带来的社会风险。没有一个国家应该害怕审视自己的过去，胡温当前该做的是调整对“六四”事件的态度，应查明当时到底有多少人被害、被监禁、或下落不明，而不是加强对知识界与新闻舆论的控制，违背外界的期望。让自身除了必须“定时”地承受来自各界的质疑，并且让“六四”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一个至今难以卸下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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