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30日讯】每年一到“7.1”，中共上下就庆祝一番，为什么庆祝呢？据说这一天是中共的生日。今年“7.1”对中共来说有双重的喜庆，一是过“生日”，一是香港回归第一个十年，自然更少不了一番庆祝。
中共不是1921年7月成立的，“7.1”的政治色彩是人们加上去的，实际上中共既不是1921年7月成立，中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不是1921年7月1日召开，无论从那方面说，“7.1”都不能算是中共的生日。但由于这个生日是由中共党魁毛泽东定的，大家就这样糊涂庙里糊涂神地纪念了将近70年。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就这么顺嘴一说，“7.1”就成了中共诞生纪念日了。这就是所谓“匹夫而为天下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手里有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根据中共早期的党员包惠僧回忆，1920年的春天，共产国际派威基斯克和华侨杨明斋来中国发展共产党组织，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陈独秀中国文科学长，五四运动后迁上海住法租界渔阳里二号，主编《新表年》杂志。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先找到北大的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威基斯克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又由陈介绍会见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等人。威基斯克提出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威基斯克和陈独秀共同起草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党纲十五条》，用来统一思想，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总书记。后又相继成立了五个支部，总共是上海、北京、广州、湖南、湖北、济南六个组织。成立的具体日期，现在一般公认的是1920年8月。当时，共产国际的人就住在上海新渔阳里六号，华俄通讯社就在这里发稿。
据中共早期党员张申府回忆：中共成立是由第三国际推动的，当时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有浓厚兴趣的人都还很幼稚，陈独秀于1920年8月给张去信商议是叫民主党还是叫共产党？没有定，威基斯克说还是叫共产党，人们就都同意了。张申府说：“可以肯定，党的建立是在1920年8月间，（因为）罗素到中国来，我到上海去接他，时间是1920年9月。我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就住在他家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也就是党的总部。”（见《一大前后》550页）
关于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现在普遍认为是在1921年的7月23日。由于受中共毛泽东的影响，有些直接参加过一大的中共重要头领也认为会是在7月1日召开的了。中共的一大代表张国涛在《我的回忆》中说：“1921年7月1日下午3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接着通过原拟定的四项议事日程，决定每日分上下午举行两次会议，并即开始第一项议程的讨论。”后来经过人们考证，张国涛的这个关于一大召开日期的回忆是错误的。
比较经得住推敲的是7月23这个日子，根据多方材料查证，一大于7月23日召开，在第五天时由于发现有人监视而使会议停了下来。两天以后，由王会悟建议到她的家乡南湖去开。这样会址换到南湖的船上，一大结束于8月2日而非7月31日。关于日期的问题，王会悟回忆的最为详细，董必武说：“回忆那件事，难于摆脱现在的思想意识。”王会悟没有参加会议的具体讨论，是会议事物的具体组织安排者，这就使她对会议的前后两个日期有较为深刻的记忆。
把1921年的7月1日作为中共的诞生日，基本是出于毛泽东的意愿，因为只有把中共成立时间延后到1921年，毛泽东才可以进入中共创始人行列。至于说“7.1”这个日子，不过是由于毛泽东随便一说，就变成党的生日了，由此也可看出毛的独裁和其治学的不严谨。
中共是在国际势力的操控下成立的上个世纪初，中国知识份子中虽然有些人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如果没有外来势力介入和操控，中国最起码在当时是不会产生共产党的，中国也就可以免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共产灾难。前不久在美国共产主义者受难者纪念碑落成典礼，美国总统布希在铜像揭幕仪式上上发表讲话，强烈批判了共产极权的残暴和没有人性，中共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说布希讲话是“冷战思维”，是以意识形态划线，并要求美国“停止干涉别国内政”。
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了吗？美国没有，布希只是说出了一些历史事实，自由、民主、人权具有普适价值，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不存在“内政”问题。相反，上个世纪之初，苏俄派代表来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成立国中之国，在国民党中建立党中之党，才真正是干涉中国内政。苏俄共产党在列宁操控下，以暴力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然后就开始了向欧洲和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输出共产主义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共产国际多次派人到中国来，操控中国一部分人进行共产革命。
据出席一大的广州代表包惠僧回忆，中共在共产国际派员威基斯克策动下于1920年成立，共产党的名称也是由威基斯克起的。1921年7月召开中共一大时，又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主持，所有费用匀由苏俄支付。包惠僧回忆说：“‘一大’会议实际由马林主持，但前台出面的是张国涛，开会时由张主持一切。钱由马林拿出来，张国涛使用。当时我们来上海，每人发了100元路费，回去时又每人给50元。”“陈独秀书生气很重，他当书记时，大事是由第三国际当家作主的。”（见《一大前后》377页）
中共建党之初，是苏俄亚洲的一个支部，接受苏俄指令工作。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苏俄为了策动别国搞共产主义革命，很下本钱。当时的苏俄并不富有，但还是拿出了相当的钱在中国搞活动。除支持孙中山钱之外，支持中共的也很多。“每人发了100元路费，回去时又每人给50元。”
如果我们参照毛泽东一篇文章比较来看，我们就会知道，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钱数。毛泽东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花了160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学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有三分之一花在了报纸上，订阅费每月一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的父亲责骂我浪费。”在另一处，毛泽东又说：“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较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李大钊让我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笔钜款──八块大洋。”
160元浪费着用可以支付几年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每月八元钱的工资就成了领到的一笔巨款。可以想见，150元是让每个人都发了财，参加一次会议几年生活都没问题了，这也是最初那些人投入共产革命的动机之一。（见《一大前后》238页）
最初搞共产革命的人大多对马列了解不多
一大中湖南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何叔衡参加没参加一大，说法不一。据张国涛的回忆说，何叔衡没参加一大，原因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少了解，当时没有代表资格审查，张国涛把这些同毛泽东一说，毛泽东借口湖南有些事要处理，就让何叔衡回去了。不管何参加没参加，起码有一条可以肯定，何叔衡对马克思主义没什么了解。
1936年陈潭秋在回忆第一次代表会时说：当时到会参加的有13人，湖南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代表董必武和陈潭秋；济南的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北京的代表刘仁静和张国涛；广东的代表包惠僧和陈公博；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还有一个留日学生的代表周佛海。
这13个人后来的情况如何呢？据陈潭秋说，王尽美和邓恩铭那时是两个英俊活泼的青年，不可能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王病死，邓被济南韩复榘枪毙了。北京的刘仁静当时只有19岁，后来被开除出党，到国民党员警机关工作去了。包惠僧后来也投降了国民党，依靠周佛海谋生活，周佛海也是被开除出党的。上海的李汉俊和北洋军阀关系密切，四大时被开除出党，后死于桂系军阀枪下。李达在“五、卅”后脱离了中共，陈公博帮助陈炯明反对孙中山，被开除党籍，不久就成了国民党的要人。北京的张国涛干了20年共产党，反了40年共产党。张国涛说毛泽东马列水准很低，和王尽美、邓恩铭差不多。
有关回忆说，最初组建共产党的时候有戴季陶、张东荪，开始他们都同意组党，首先威基斯克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十五条》吓跑了张东荪，接着，由于党纲中有“共产党员不作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政党，不当议员”的规定，戴季陶也不干了。
从以上十几个人的情况看，当时组建中共，一方面是由于国际操控，一方面是由于利益驱使，并不是真正的以理想救国。当时真懂马列，又坚持下来的，能有几人？李汉俊被张国涛称为当时中共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研究有兴趣，但四大时还是被开除出党，别人就更不用说了。
中共黑箱操作始于一大
现在说黑箱操作始于一大，是因为有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说明，所以应该说最起码是从一大开始中共就有黑箱操作的记录了。
刘仁静在回忆一大时的情景时说：“我们在南湖开会时，选举了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当时是用无记名投票的形式进行的。当唱票人念到李汉俊的名字时，董必武马上就问：‘是谁选的？’我说：‘是我选的。’董必武没有吭声……在1923年或1924年我碰到蔡和森时，蔡对我说，‘一大’时我选李汉俊有历史意义，因那时选举好象有默契，选谁心中都有数。
包惠僧的回忆也说，在南湖开会时选会了中央委员会。“选举的结果是陈独秀任书记，张国涛为组织委员，李达为宣传委员，还有两名候补委员，是周佛海和李大钊。这是张国涛安排的，因为陈独秀不在，由周佛海代理书记，而周佛海是日本留学生，要回日本完成学业，迟早要走，所以还是张国涛掌权的。”
中共一开始就是个作弊党，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都没实行过民主。
“七．一”庆祝又多了个香港回归
据媒体报导，“7.1”还没到，中共就开始庆祝了。《新华网》北京6月28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导：中国驻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新加坡大使馆和驻纽约总领馆，以及香港特区驻外机构近日分别举行招待会，隆重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在几千字的报导里面，没有提“7.1”是中共生日这件事。看起来是要搞经济强化，政治淡化，就象邓小平的女儿邓林所说的，经济搞好了，发财了，大家都高兴。
不谈政治只是为避免不利中共的事发生，如果有利，还是要谈的。邓小平就是个很强的政治人物，《新华网》报导：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中国伟人蜡像馆向香港市民赠送了一份特殊的“重礼”——一尊邓小平蜡像及邓小平1984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阅兵时乘坐的红旗检阅车。28日，蜡像及检阅车在香港正式展出。展出结束后，这两件展品将永久留在香港。把这些东西愣塞给香港，显然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决不是香港人要求的。
今年3月媒体报导：台湾近来大搞“去蒋化”，先是军方移走二百多座蒋介石像，13日又拆除了高雄市文化中心的全台湾最大的蒋介石铜像，并切割成200多块碎块，引起各方的关注。我不是说台湾作法对，我只是说那里更注重的是民意，这是独裁暴政和民主的不同。
前几年人们曾在香港搞过一个民意调查，一共列举了四件事，其中有股市变化，地震灾情，邓小平去世等，想了解一下那件事在人们心目中产生的震动最大？结果是邓小平的死在港人中没有一点震动。港人根本就不理会你邓小平是死是活，你在他们心中什么也不是，只是在邓家人和中共那里，才把邓小平当成个人物。最近借香港回归十周年，邓林又在为邓小平评功摆好，好像香港是邓小平要回来的，其实有没有邓小平，香港都要回归，如果香港交到一个民主政权手中，各方都会很高兴。邓林借香港回归往邓小平脸上贴金，掩盖其89年所犯罪行，还说“6.4”屠城的做法是对的。对此，我把章太炎从前骂吴稚晖的话送给她：“善钳尔口，毋令生疽；善补尔裤，毋令后穿。”
“7.1”作为一个政治节日强行庆祝了几十年，现在好像是渐行渐远了。本来也是，这样的节日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相信用不了多久，它就会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到那时再看，“7.1”可能是中国寿命最短的一个节日。
──原载首发《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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