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维录:“七一”这个日子

曹维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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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30日讯】每年一到“7.1”,中共上下就庆祝一番,为什么庆祝呢?据说这一天是中共的生日。今年“7.1”对中共来说有双重的喜庆,一是过“生日”,一是香港回归第一个十年,自然更少不了一番庆祝。

中共不是1921年7月成立的,“7.1”的政治色彩是人们加上去的,实际上中共既不是1921年7月成立,中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不是1921年7月1日召开,无论从那方面说,“7.1”都不能算是中共的生日。但由于这个生日是由中共党魁毛泽东定的,大家就这样糊涂庙里糊涂神地纪念了将近70年。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就这么顺嘴一说,“7.1”就成了中共诞生纪念日了。这就是所谓“匹夫而为天下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手里有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根据中共早期的党员包惠僧回忆,1920年的春天,共产国际派威基斯克和华侨杨明斋来中国发展共产党组织,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陈独秀中国文科学长,五四运动后迁上海住法租界渔阳里二号,主编《新表年》杂志。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先找到北大的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威基斯克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又由陈介绍会见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等人。威基斯克提出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威基斯克和陈独秀共同起草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党纲十五条》,用来统一思想,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总书记。后又相继成立了五个支部,总共是上海、北京、广州、湖南、湖北、济南六个组织。成立的具体日期,现在一般公认的是1920年8月。当时,共产国际的人就住在上海新渔阳里六号,华俄通讯社就在这里发稿。

据中共早期党员张申府回忆:中共成立是由第三国际推动的,当时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有浓厚兴趣的人都还很幼稚,陈独秀于1920年8月给张去信商议是叫民主党还是叫共产党?没有定,威基斯克说还是叫共产党,人们就都同意了。张申府说:“可以肯定,党的建立是在1920年8月间,(因为)罗素到中国来,我到上海去接他,时间是1920年9月。我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就住在他家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也就是党的总部。”(见《一大前后》550页)

关于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现在普遍认为是在1921年的7月23日。由于受中共毛泽东的影响,有些直接参加过一大的中共重要头领也认为会是在7月1日召开的了。中共的一大代表张国涛在《我的回忆》中说:“1921年7月1日下午3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接着通过原拟定的四项议事日程,决定每日分上下午举行两次会议,并即开始第一项议程的讨论。”后来经过人们考证,张国涛的这个关于一大召开日期的回忆是错误的。

比较经得住推敲的是7月23这个日子,根据多方材料查证,一大于7月23日召开,在第五天时由于发现有人监视而使会议停了下来。两天以后,由王会悟建议到她的家乡南湖去开。这样会址换到南湖的船上,一大结束于8月2日而非7月31日。关于日期的问题,王会悟回忆的最为详细,董必武说:“回忆那件事,难于摆脱现在的思想意识。”王会悟没有参加会议的具体讨论,是会议事物的具体组织安排者,这就使她对会议的前后两个日期有较为深刻的记忆。

把1921年的7月1日作为中共的诞生日,基本是出于毛泽东的意愿,因为只有把中共成立时间延后到1921年,毛泽东才可以进入中共创始人行列。至于说“7.1”这个日子,不过是由于毛泽东随便一说,就变成党的生日了,由此也可看出毛的独裁和其治学的不严谨。

中共是在国际势力的操控下成立的上个世纪初,中国知识份子中虽然有些人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如果没有外来势力介入和操控,中国最起码在当时是不会产生共产党的,中国也就可以免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共产灾难。前不久在美国共产主义者受难者纪念碑落成典礼,美国总统布希在铜像揭幕仪式上上发表讲话,强烈批判了共产极权的残暴和没有人性,中共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说布希讲话是“冷战思维”,是以意识形态划线,并要求美国“停止干涉别国内政”。

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了吗?美国没有,布希只是说出了一些历史事实,自由、民主、人权具有普适价值,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不存在“内政”问题。相反,上个世纪之初,苏俄派代表来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成立国中之国,在国民党中建立党中之党,才真正是干涉中国内政。苏俄共产党在列宁操控下,以暴力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然后就开始了向欧洲和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输出共产主义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共产国际多次派人到中国来,操控中国一部分人进行共产革命。

据出席一大的广州代表包惠僧回忆,中共在共产国际派员威基斯克策动下于1920年成立,共产党的名称也是由威基斯克起的。1921年7月召开中共一大时,又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主持,所有费用匀由苏俄支付。包惠僧回忆说:“‘一大’会议实际由马林主持,但前台出面的是张国涛,开会时由张主持一切。钱由马林拿出来,张国涛使用。当时我们来上海,每人发了100元路费,回去时又每人给50元。”“陈独秀书生气很重,他当书记时,大事是由第三国际当家作主的。”(见《一大前后》377页)

中共建党之初,是苏俄亚洲的一个支部,接受苏俄指令工作。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苏俄为了策动别国搞共产主义革命,很下本钱。当时的苏俄并不富有,但还是拿出了相当的钱在中国搞活动。除支持孙中山钱之外,支持中共的也很多。“每人发了100元路费,回去时又每人给50元。”

如果我们参照毛泽东一篇文章比较来看,我们就会知道,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钱数。毛泽东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花了160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学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有三分之一花在了报纸上,订阅费每月一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的父亲责骂我浪费。”在另一处,毛泽东又说:“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较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李大钊让我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笔钜款──八块大洋。”

160元浪费着用可以支付几年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每月八元钱的工资就成了领到的一笔巨款。可以想见,150元是让每个人都发了财,参加一次会议几年生活都没问题了,这也是最初那些人投入共产革命的动机之一。(见《一大前后》238页)

最初搞共产革命的人大多对马列了解不多

一大中湖南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何叔衡参加没参加一大,说法不一。据张国涛的回忆说,何叔衡没参加一大,原因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少了解,当时没有代表资格审查,张国涛把这些同毛泽东一说,毛泽东借口湖南有些事要处理,就让何叔衡回去了。不管何参加没参加,起码有一条可以肯定,何叔衡对马克思主义没什么了解。

1936年陈潭秋在回忆第一次代表会时说:当时到会参加的有13人,湖南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代表董必武和陈潭秋;济南的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北京的代表刘仁静和张国涛;广东的代表包惠僧和陈公博;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还有一个留日学生的代表周佛海。

这13个人后来的情况如何呢?据陈潭秋说,王尽美和邓恩铭那时是两个英俊活泼的青年,不可能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王病死,邓被济南韩复榘枪毙了。北京的刘仁静当时只有19岁,后来被开除出党,到国民党员警机关工作去了。包惠僧后来也投降了国民党,依靠周佛海谋生活,周佛海也是被开除出党的。上海的李汉俊和北洋军阀关系密切,四大时被开除出党,后死于桂系军阀枪下。李达在“五、卅”后脱离了中共,陈公博帮助陈炯明反对孙中山,被开除党籍,不久就成了国民党的要人。北京的张国涛干了20年共产党,反了40年共产党。张国涛说毛泽东马列水准很低,和王尽美、邓恩铭差不多。

有关回忆说,最初组建共产党的时候有戴季陶、张东荪,开始他们都同意组党,首先威基斯克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十五条》吓跑了张东荪,接着,由于党纲中有“共产党员不作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政党,不当议员”的规定,戴季陶也不干了。

从以上十几个人的情况看,当时组建中共,一方面是由于国际操控,一方面是由于利益驱使,并不是真正的以理想救国。当时真懂马列,又坚持下来的,能有几人?李汉俊被张国涛称为当时中共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研究有兴趣,但四大时还是被开除出党,别人就更不用说了。

中共黑箱操作始于一大

现在说黑箱操作始于一大,是因为有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说明,所以应该说最起码是从一大开始中共就有黑箱操作的记录了。

刘仁静在回忆一大时的情景时说:“我们在南湖开会时,选举了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当时是用无记名投票的形式进行的。当唱票人念到李汉俊的名字时,董必武马上就问:‘是谁选的?’我说:‘是我选的。’董必武没有吭声……在1923年或1924年我碰到蔡和森时,蔡对我说,‘一大’时我选李汉俊有历史意义,因那时选举好象有默契,选谁心中都有数。

包惠僧的回忆也说,在南湖开会时选会了中央委员会。“选举的结果是陈独秀任书记,张国涛为组织委员,李达为宣传委员,还有两名候补委员,是周佛海和李大钊。这是张国涛安排的,因为陈独秀不在,由周佛海代理书记,而周佛海是日本留学生,要回日本完成学业,迟早要走,所以还是张国涛掌权的。”

中共一开始就是个作弊党,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都没实行过民主。

“七.一”庆祝又多了个香港回归

据媒体报导,“7.1”还没到,中共就开始庆祝了。《新华网》北京6月28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导:中国驻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新加坡大使馆和驻纽约总领馆,以及香港特区驻外机构近日分别举行招待会,隆重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在几千字的报导里面,没有提“7.1”是中共生日这件事。看起来是要搞经济强化,政治淡化,就象邓小平的女儿邓林所说的,经济搞好了,发财了,大家都高兴。

不谈政治只是为避免不利中共的事发生,如果有利,还是要谈的。邓小平就是个很强的政治人物,《新华网》报导: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中国伟人蜡像馆向香港市民赠送了一份特殊的“重礼”——一尊邓小平蜡像及邓小平1984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阅兵时乘坐的红旗检阅车。28日,蜡像及检阅车在香港正式展出。展出结束后,这两件展品将永久留在香港。把这些东西愣塞给香港,显然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决不是香港人要求的。

今年3月媒体报导:台湾近来大搞“去蒋化”,先是军方移走二百多座蒋介石像,13日又拆除了高雄市文化中心的全台湾最大的蒋介石铜像,并切割成200多块碎块,引起各方的关注。我不是说台湾作法对,我只是说那里更注重的是民意,这是独裁暴政和民主的不同。

前几年人们曾在香港搞过一个民意调查,一共列举了四件事,其中有股市变化,地震灾情,邓小平去世等,想了解一下那件事在人们心目中产生的震动最大?结果是邓小平的死在港人中没有一点震动。港人根本就不理会你邓小平是死是活,你在他们心中什么也不是,只是在邓家人和中共那里,才把邓小平当成个人物。最近借香港回归十周年,邓林又在为邓小平评功摆好,好像香港是邓小平要回来的,其实有没有邓小平,香港都要回归,如果香港交到一个民主政权手中,各方都会很高兴。邓林借香港回归往邓小平脸上贴金,掩盖其89年所犯罪行,还说“6.4”屠城的做法是对的。对此,我把章太炎从前骂吴稚晖的话送给她:“善钳尔口,毋令生疽;善补尔裤,毋令后穿。”

“7.1”作为一个政治节日强行庆祝了几十年,现在好像是渐行渐远了。本来也是,这样的节日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相信用不了多久,它就会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到那时再看,“7.1”可能是中国寿命最短的一个节日。

──原载首发《自由圣火》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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