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0日訊】每年一到“7.1”，中共上下就慶祝一番，為什麼慶祝呢？據說這一天是中共的生日。今年“7.1”對中共來說有雙重的喜慶，一是過“生日”，一是香港回歸第一個十年，自然更少不了一番慶祝。
中共不是1921年7月成立的，“7.1”的政治色彩是人們加上去的，實際上中共既不是1921年7月成立，中共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也不是1921年7月1日召開，無論從那方面說，“7.1”都不能算是中共的生日。但由於這個生日是由中共黨魁毛澤東定的，大家就這樣糊塗廟裏糊塗神地紀念了將近70年。
1938年5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提出：“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17周年紀念日。”毛澤東就這麼順嘴一說，“7.1”就成了中共誕生紀念日了。這就是所謂“匹夫而為天下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手裏有權，想怎麼幹就怎麼幹。
根據中共早期的黨員包惠僧回憶，1920年的春天，共產國際派威基斯克和華僑楊明齋來中國發展共產黨組織，北大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陳獨秀中國文科學長，五四運動後遷上海住法租界漁陽裏二號，主編《新表年》雜誌。共產國際派來的人先找到北大的李大釗，經李大釗介紹，威基斯克在上海會見了陳獨秀，又由陳介紹會見了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張東蓀等人。威基斯克提出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威基斯克和陳獨秀共同起草了一個《中國共產黨黨綱十五條》，用來統一思想，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陳獨秀任總書記。後又相繼成立了五個支部，總共是上海、北京、廣州、湖南、湖北、濟南六個組織。成立的具體日期，現在一般公認的是1920年8月。當時，共產國際的人就住在上海新漁陽裏六號，華俄通訊社就在這裏發稿。
據中共早期黨員張申府回憶：中共成立是由第三國際推動的，當時那些對馬克思主義有濃厚興趣的人都還很幼稚，陳獨秀於1920年8月給張去信商議是叫民主黨還是叫共產黨？沒有定，威基斯克說還是叫共產黨，人們就都同意了。張申府說：“可以肯定，黨的建立是在1920年8月間，（因為）羅素到中國來，我到上海去接他，時間是1920年9月。我在上海見到了陳獨秀，就住在他家裏，（環龍路漁陽裏二號），也就是黨的總部。”（見《一大前後》550頁）
關於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的日期，現在普遍認為是在1921年的7月23日。由於受中共毛澤東的影響，有些直接參加過一大的中共重要頭領也認為會是在7月1日召開的了。中共的一大代表張國濤在《我的回憶》中說：“1921年7月1日下午3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了。我被推為主席，首先宣佈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接著通過原擬定的四項議事日程，決定每日分上下午舉行兩次會議，並即開始第一項議程的討論。”後來經過人們考證，張國濤的這個關於一大召開日期的回憶是錯誤的。
比較經得住推敲的是7月23這個日子，根據多方材料查證，一大於7月23日召開，在第五天時由於發現有人監視而使會議停了下來。兩天以後，由王會悟建議到她的家鄉南湖去開。這樣會址換到南湖的船上，一大結束於8月2日而非7月31日。關於日期的問題，王會悟回憶的最為詳細，董必武說：“回憶那件事，難於擺脫現在的思想意識。”王會悟沒有參加會議的具體討論，是會議事物的具體組織安排者，這就使她對會議的前後兩個日期有較為深刻的記憶。
把1921年的7月1日作為中共的誕生日，基本是出於毛澤東的意願，因為只有把中共成立時間延後到1921年，毛澤東才可以進入中共創始人行列。至於說“7.1”這個日子，不過是由於毛澤東隨便一說，就變成黨的生日了，由此也可看出毛的獨裁和其治學的不嚴謹。
中共是在國際勢力的操控下成立的上個世紀初，中國知識份子中雖然有些人學了一點馬克思主義，但如果沒有外來勢力介入和操控，中國最起碼在當時是不會產生共產黨的，中國也就可以免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共產災難。前不久在美國共產主義者受難者紀念碑落成典禮，美國總統布希在銅像揭幕儀式上上發表講話，強烈批判了共產極權的殘暴和沒有人性，中共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反對”。說布希講話是“冷戰思維”，是以意識形態劃線，並要求美國“停止干涉別國內政”。
美國干涉中國內政了嗎？美國沒有，布希只是說出了一些歷史事實，自由、民主、人權具有普適價值，是人類的共同追求，不存在“內政”問題。相反，上個世紀之初，蘇俄派代表來中國建立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成立國中之國，在國民黨中建立黨中之黨，才真正是幹涉中國內政。蘇俄共產黨在列寧操控下，以暴力推翻了臨時政府，建立了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然後就開始了向歐洲和亞洲以及世界其他國家輸出共產主義革命。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共產國際多次派人到中國來，操控中國一部分人進行共產革命。
據出席一大的廣州代表包惠僧回憶，中共在共產國際派員威基斯克策動下于1920年成立，共產黨的名稱也是由威基斯克起的。1921年7月召開中共一大時，又是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主持，所有費用勻由蘇俄支付。包惠僧回憶說：“‘一大’會議實際由馬林主持，但前台出面的是張國濤，開會時由張主持一切。錢由馬林拿出來，張國濤使用。當時我們來上海，每人發了100元路費，回去時又每人給50元。”“陳獨秀書生氣很重，他當書記時，大事是由第三國際當家作主的。”（見《一大前後》377頁）
中共建黨之初，是蘇俄亞洲的一個支部，接受蘇俄指令工作。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蘇俄為了策動別國搞共產主義革命，很下本錢。當時的蘇俄並不富有，但還是拿出了相當的錢在中國搞活動。除支持孫中山錢之外，支持中共的也很多。“每人發了100元路費，回去時又每人給50元。”
如果我們參照毛澤東一篇文章比較來看，我們就會知道，這是一筆相當可觀的錢數。毛澤東說：“我在長沙師範學校的幾年，總共花了160塊錢──其中包括我的許多學校報名費；在這筆錢裏，大概有三分之一花在了報紙上，訂閱費每月一元。我還常常買報攤上的書籍和雜誌。我的父親責駡我浪費。”在另一處，毛澤東又說：“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學教師楊昌濟當時是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較書館的主任。這個人就是李大釗，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創始人……李大釗讓我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我每月可以領到一筆钜款──八塊大洋。”
160元浪費著用可以支付幾年的學習和生活費用；每月八元錢的工資就成了領到的一筆巨款。可以想見，150元是讓每個人都發了財，參加一次會議幾年生活都沒問題了，這也是最初那些人投入共產革命的動機之一。（見《一大前後》238頁）
最初搞共產革命的人大多對馬列瞭解不多
一大中湖南代表是毛澤東和何叔衡，何叔衡參加沒參加一大，說法不一。據張國濤的回憶說，何叔衡沒參加一大，原因是他對馬克思主義沒有多少瞭解，當時沒有代表資格審查，張國濤把這些同毛澤東一說，毛澤東藉口湖南有些事要處理，就讓何叔衡回去了。不管何參加沒參加，起碼有一條可以肯定，何叔衡對馬克思主義沒什麼瞭解。
1936年陳潭秋在回憶第一次代表會時說：當時到會參加的有13人，湖南的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代表董必武和陳潭秋；濟南的代表王盡美和鄧恩銘；北京的代表劉仁靜和張國濤；廣東的代表包惠僧和陳公博；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還有一個留日學生的代表周佛海。
這13個人後來的情況如何呢？據陳潭秋說，王盡美和鄧恩銘那時是兩個英俊活潑的青年，不可能是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後來王病死，鄧被濟南韓複榘槍斃了。北京的劉仁靜當時只有19歲，後來被開除出黨，到國民黨員警機關工作去了。包惠僧後來也投降了國民黨，依靠周佛海謀生活，周佛海也是被開除出黨的。上海的李漢俊和北洋軍閥關係密切，四大時被開除出黨，後死于桂系軍閥槍下。李達在“五、卅”後脫離了中共，陳公博幫助陳炯明反對孫中山，被開除黨籍，不久就成了國民黨的要人。北京的張國濤幹了20年共產黨，反了40年共產黨。張國濤說毛澤東馬列水準很低，和王盡美、鄧恩銘差不多。
有關回憶說，最初組建共產黨的時候有戴季陶、張東蓀，開始他們都同意組黨，首先威基斯克起草的《中國共產黨黨綱十五條》嚇跑了張東蓀，接著，由於黨綱中有“共產黨員不作資產階級政府的官吏，不加入資產階級政黨，不當議員”的規定，戴季陶也不幹了。
從以上十幾個人的情況看，當時組建中共，一方面是由於國際操控，一方面是由於利益驅使，並不是真正的以理想救國。當時真懂馬列，又堅持下來的，能有幾人？李漢俊被張國濤稱為當時中共的理論家，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研究有興趣，但四大時還是被開除出黨，別人就更不用說了。
中共黑箱操作始於一大
現在說黑箱操作始於一大，是因為有關於這方面的材料說明，所以應該說最起碼是從一大開始中共就有黑箱操作的記錄了。
劉仁靜在回憶一大時的情景時說：“我們在南湖開會時，選舉了黨中央的領導機構。當時是用無記名投票的形式進行的。當唱票人念到李漢俊的名字時，董必武馬上就問：‘是誰選的？’我說：‘是我選的。’董必武沒有吭聲……在1923年或1924年我碰到蔡和森時，蔡對我說，‘一大’時我選李漢俊有歷史意義，因那時選舉好象有默契，選誰心中都有數。
包惠僧的回憶也說，在南湖開會時選會了中央委員會。“選舉的結果是陳獨秀任書記，張國濤為組織委員，李達為宣傳委員，還有兩名候補委員，是周佛海和李大釗。這是張國濤安排的，因為陳獨秀不在，由周佛海代理書記，而周佛海是日本留學生，要回日本完成學業，遲早要走，所以還是張國濤掌權的。”
中共一開始就是個作弊黨，無論是在黨內還是黨外都沒實行過民主。
“七．一”慶祝又多了個香港回歸
據媒體報導，“7.1”還沒到，中共就開始慶祝了。《新華網》北京6月28日電 綜合新華社駐外記者報導：中國駐美國、英國、加拿大、荷蘭、新加坡大使館和駐紐約總領館，以及香港特區駐外機構近日分別舉行招待會，隆重慶祝香港回歸十周年。在幾千字的報導裏面，沒有提“7.1”是中共生日這件事。看起來是要搞經濟強化，政治淡化，就象鄧小平的女兒鄧林所說的，經濟搞好了，發財了，大家都高興。
不談政治只是為避免不利中共的事發生，如果有利，還是要談的。鄧小平就是個很強的政治人物，《新華網》報導：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周年，中國偉人蠟像館向香港市民贈送了一份特殊的“重禮”——一尊鄧小平蠟像及鄧小平1984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閱兵時乘坐的紅旗檢閱車。28日，蠟像及檢閱車在香港正式展出。展出結束後，這兩件展品將永久留在香港。把這些東西愣塞給香港，顯然是出於一種政治需要，決不是香港人要求的。
今年3月媒體報導：臺灣近來大搞“去蔣化”，先是軍方移走二百多座蔣介石像，13日又拆除了高雄市文化中心的全臺灣最大的蔣介石銅像，並切割成200多塊碎塊，引起各方的關注。我不是說臺灣作法對，我只是說那裏更注重的是民意，這是獨裁暴政和民主的不同。
前幾年人們曾在香港搞過一個民意調查，一共列舉了四件事，其中有股市變化，地震災情，鄧小平去世等，想瞭解一下那件事在人們心目中產生的震動最大？結果是鄧小平的死在港人中沒有一點震動。港人根本就不理會你鄧小平是死是活，你在他們心中什麼也不是，只是在鄧家人和中共那裏，才把鄧小平當成個人物。最近借香港回歸十周年，鄧林又在為鄧小平評功擺好，好像香港是鄧小平要回來的，其實有沒有鄧小平，香港都要回歸，如果香港交到一個民主政權手中，各方都會很高興。鄧林借香港回歸往鄧小平臉上貼金，掩蓋其89年所犯罪行，還說“6.4”屠城的做法是對的。對此，我把章太炎從前罵吳稚暉的話送給她：“善鉗爾口，毋令生疽；善補爾褲，毋令後穿。”
“7.1”作為一個政治節日強行慶祝了幾十年，現在好像是漸行漸遠了。本來也是，這樣的節日和老百姓沒什麼關係。相信用不了多久，它就會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到那時再看，“7.1”可能是中國壽命最短的一個節日。
──原載首發《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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