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0日讯】1926年，上海一家小小的印刷所别出心裁，出版了一份面向大众的综合性画报，封面是一幅套色照片，照片中手持鲜花、笑靥迎人的美女就是后来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蝴蝶。由于没有发行管道，老板伍联德和编辑马国亮、赵家璧等人急中生智，临时派遣几名学徒到邻近的奥迪安电影院门口当街叫卖。为优待街头读者，每册定价大洋一角的画报只售小洋一角（约等于大洋的八折）。一直引领新潮时尚的上海人，毫不犹豫地喜欢上了这个物美价廉、丰富多彩的新鲜事物。各地书店闻风而来，一两年间，凡是有华人居住的地方都会有《良友》画报。该画报也顺水推舟地印上一张世界地图，密密麻麻地标明《良友》的销售点，还加上一句广告词：“良友遍天下。”
80年过去，纸质出版物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留给新版《良友》同人的是辉煌不再的旧情往事，以及退守边缘的人性坚守和人性坚守中的精神流浪及灵魂超越，新版《良友》第一辑《记忆的首日封》没有读完就被书友掠去，印象中只剩下薛原的《死在飞机上的博士》。文章的小苗过分老实，在海洋研究所一直没有实现自己的价值。留学美国后他通过到中餐馆打工刷盘子读完电脑博士课程，然后在ＩＢＭ公司赢到了120万美元的高额年薪。突然有一天，40多岁的小苗猝发心脏病死在飞机上，他的价值实现也化为乌有。小苗的遭遇并不是一例孤立的个案，他所印证的正是同为研究人员的笔者十多年如一日的所见所闻。
比起第一辑，新版《良友》第二辑《渡到对岸》要显得更加厚重也更加灵动。新书到手刚好进医院做鼻炎手术，闲坐病房，正是这本耐读的新书安抚了笔者并不平静的心灵。
蔡朝阳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养料》中引用了前法国总理克雷孟梭的一句话：“一个人30岁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如果30岁以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想，他的头脑有病。”按照笔者的个人偏见，这句话的后半句颠扑不破，前半句却并不尽然。当今世界，所谓的“左翼思潮”早就成为昨日黄花，剩下的只是因大势已去而困守校园的老左派与新左派。假如把“左翼思潮”替换为诗歌写作，这样的观点倒是可以接受的：30岁之后依然把诗歌创作视为生命的个人特别是男人，无论如何都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正常个体。在没有读到燎原的《最后的昌耀》之前，笔者几乎忘却了在大西北的青海西宁，还有一位名叫王昌耀的高原诗人，一直在从事贫困焦灼、艰苦卓绝的诗歌创作。读过这篇文章，心灵震撼之余还是觉得自己与这位高原诗人之间难以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究其原因，大概是他的人性坚守中的精神流浪及灵魂超越过于理想也过于纯粹，从而欠缺了人之为人的常态性情。
《远征军：飘在边关上空的魂》，描绘的是中国远征军于1941年底走出国门，到印度、缅甸抗击日寇的故事。作者盛雪松受凤凰卫视中文台的邀请，全程参加了《中国远征军》的实地采访，见证了许多历史遗迹和历史老人。在滇西大反攻中，为国牺牲的远征军将士共达四万多人，在腾冲、龙陵等地留下了许多烈士墓园。1949年之后，这些烈士墓园全部毁坏于改朝换代的政治运动，然而，比起英烈墓碑的毁坏破败，为数不多的幸存者迄今为止依然遭受遗弃的悲惨命运，就显得更加触目惊心。
徐雁的《何其芳：“你那是一篇坏书评”》，是对于前辈文人何其芳的文化反思。何其芳在革命圣地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之后，为了与旧我划清界限，不惜拿书评家刘西渭（即李健吾）和艾青等人十分纯粹的文化批评口诛笔伐，斥之为“你那是一篇坏书评”。随着政治地位的步步攀升，他开始写作直接为政治服务的评论文章，从而陷入斗人和被斗的怪圈之中，几乎耗尽了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而不能超脱。
单正平的《兰州知青朱化伟的1976》，讲述的是级别相当于县委书记的兰州民航局一名处长的儿子朱化伟，在“文革”末期的1976年底因为“莫须有”的政治罪名被逼疯狂的故事。
比起这些偏重于公共生活的旧情旧事，新版《良友》第二辑中最具有质感也最打动人心的，是以1949和1976为时间界标的两代人的私情私事。与笔者同时代的女作者西西，在被用作书名的《渡到对岸》一文中，回味了自己舍命上路的心灵朝圣与精神流浪。她在身体极度虚弱的绝望中感受到了死亡的宁静，苏醒过来时终于实现了灵魂超越：“两天后，看到拉萨的蓝天和阳光，近到可以伸手触摸。听Ｗ拿来的音乐，直到那天籁的声音已经植根于心底，已经再生。获救的还有灵魂。”“生命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结局。走过青藏线，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条路通向人类的秘密，是巨大无边的缄默和充满。有一条河，可以渡我们到彼岸。”
另一位同时代的女作者王占筠，以一句“我的青春就要凉了，我爱过的男人都老了”，写尽了被1976年的历史转折改变过人生轨道的一代人悲欢离合的个人成长史。她所热爱的古今中外的时尚男性萨尔瓦多．达利、哈林、毛姆、罗大佑、崔健、艾未未，虽然受到过一代人的爱恋追捧，对于当下的年轻一代的青春玉女来说已经是恍如隔世。有趣的是，蔡朝阳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养料》中推出的他与郭初阳的精神偶像，竟然是清一色的女作家和女学者，她们是肖雪慧、崔卫平、艾晓明、何清涟、龙应台，从而与王占筠对于男性偶象的单恋形成鲜明对照。
蔡晓滨的《牛津“功课”》和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在新版《良友》第二辑中属于少有的几篇当下叙事，其中的人文关怀和精神预期，关系着中国人及全世界的人文生态和前途命运。借用该书编者的话说：“《良友》丛书从一开始面世，就本着‘非虚构’的宗旨，面对真相，描述甚或评论真相。虽然稿子的形式是散漫的，但是关注的基点是一致的，它能从一些陈年芝麻、旧年谷子中采出精神的金矿。”
新版《良友》在新锐媒介的逼迫之下，已经不可能象80年前的《良友》画报那样成为引领时尚潮流的中心与焦点；她所选择的“非虚构”的精品定位，即使在以抒情虚构为主旋律的文学世界中，也是处于边缘地带。退守边缘的人性坚守和人性坚守中的精神流浪及灵魂超越，也许是她最为理智也最为沉稳的人文选择。在市声喧哗的热闹氛围里，闹中取静的精品阅读，或许不失为图书市场有待开发的生荒冷僻之地。但愿新一轮的并不繁华虚荣的“良友遍天下”，能够在边缘人等的精品阅读中得以实现。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