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北大教授陶希圣的生离死别

张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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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15日讯】范泓是笔者的文友,通读他的《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对于前北大教授陶希圣与女儿陶琴薰生离死别的人生悲剧的历史重现。陶琴薰女士的长子沈宁恰好也是笔者的文友,笔者此前也从沈宁笔下读到过陶希圣与陶琴薰父女的人生传奇。因此觉得有必要综合相关资料,对于北大教授陶希圣一家三代的生离死别,重新进行一次较为完整的历史叙述。

一、五四时期的陶希圣

1899 年,陶希圣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孔家埠陶胜六湾。3岁时跟随先后任河南夏邑、新野等县知县的父亲来到河南。1915年,16岁的陶希圣投考北大预科,师从章太炎弟子沈尹默、钱玄同、朱希祖、朱蓬仙等人攻读传统国学,课本包括《文心雕龙》、《吕氏春秋》、《淮南子》、顾亭林《日知录》、章太炎《国故论衡》、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尤以自修宋儒学案与明儒学案最为得心应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已经是北大法科(后改称法学院)二年级学生的陶希圣,只是政治运动的追随者。5月3日这一天,法科大礼堂挤满了学生,政治系学生谢绍敏登台演讲,“在慷慨激昂之中,咬破手指,撕下衣襟,写了‘还我青岛’的血书”。5月4日天安门集会之后,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挨打,外交总长曹汝霖的赵家楼住宅被烧,一时间秩序大乱。陶希圣随大队后退,“眼看着保安队向胡同里走进来,只得靠到一个住宅的门口,作出旁观者的姿式,才避过保安队,然后从容走出赵家楼和石大人胡同”。

当天晚上北大学生在法科大礼堂集会,校长蔡元培登台讲话,先生声音低微沉重:“现在已经不是学生的事。已经不是一个学校的事,是国家的事。同学被捕,我负责去保释。”

次日,北大法科学生照常到译学馆上课。第一堂课是刑法,学生们最关心的是这场运动的法律问题以及被捕同学的责任问题,兼任总检察厅首席检察官的刑法教授张孝簃被学生团团围住。张孝簃面对学生出言谨慎而又斩钉截铁:“我是现任法官,对于现实的案件,不应表示法律见解。我只说八个字:法无可恕,情有可原。”第二堂课上宪法,陶希圣清楚地记得,宪法教授钟庚言神情凄然步入课堂,“声随泪下,全堂学生亦声泪并下”。

当时的陶希圣对于《新青年》杂志所开启的白话文运动及新文化运动几乎是毫无兴趣,而且从来没有听过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胡适的授课。尽管如此,陶希圣依然没有置身于时代洪流之外,用他自己写在《潮流与点滴》中的话说:“民国八年(1919年),我在学生时期,参加了北京的五四运动。十四年(1925年),我在自由职业者时期,遭遇了上海的五卅事件。这两个事件对于我的学业、思想与生活都有重大影响,也是自然和必然的事。”

二、陶希圣的政学传奇

1927 年1月,陶希圣被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聘为政治教官,从此与第一次合作的国共两党有了实质性接触。在他担任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咸宁县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期间,由于禁止农会书记随便枪毙当地农民,被指控为“反动军阀”,在陈独秀救助下才得以保全性命。共产党元老施存统告诉他说:共产党没有拉你入党,是想留一个左派以便于党外合作。如果你入了党,今天的生命就不可知了。陶希圣听后“毛骨悚然”:“在此一年中间,我见知与观察所及,对国际共产党之思想理论与战略战术,有深切之了解。”

1928年春天,陶希圣脱离国民党武汉政府到上海卖文教书。1930年底,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聘请他担任法学院教授。一学期后,他被母校北京大学法学院聘为教授。在随后六年里,北大教授陶希圣陆续出版四卷本七十余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初步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分为五阶段”的历史观。他所办的《食货》半月刊,还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一个新领域和新学派。

1937年7月17日,陶希圣与胡适、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等人一同出席“牯岭茶话会”,蒋介石在会上正式宣布“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抗战决心。这年8月,陶希圣加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事国际宣传工作,9月被聘为国民参政会议员。

1938 年12月,陶希圣、高宗武等人跟随汪精卫前往越南河内。同年12月31日,他在致驻美大使胡适信中写道:“自武汉、广州陷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完全的师,说打是打不下去了。财政是一年廿七万万,收入不到两万万。壮丁补充大成问题。焦土政策引起人民怨恨,至长沙事件而达于极点。这样不可乐观的内容,到了这样一个外交情势,当然应考虑存亡绝续的办法。”

所谓“存亡绝续的办法”就是与日本议和。与汪精卫不同,陶希圣的政治立场是“从旁打开日本与中国谈判的路,战与蒋战,和与蒋和,再向蒋公建言力劝其乘时谈判。如果做不到,我们便退隐不问政事……”

1939 年8月28日至29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指定周佛海为“中央”秘书长、梅思平为组织部长、陶希圣为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发布通缉令,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开除这些人的党籍。由于陶希圣的名字被蒋介石从通缉令中亲自勾掉,致使汪精卫及日本人大为猜疑。危难关头,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带领五个子女从香港来到上海,打算拯救火坑里的丈夫。

1940年1月3日,陶希圣和高宗武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逃离上海,万冰如留下18岁的大女儿陶琴薰与泰来、恒生两个儿子充当人质以应付汪精卫。陶琴薰和两个弟弟脱险之后,在香港《国民日报》发表《我家脱险前后》,文章写得真切动人,重庆、昆明的报纸立即转载,在大后方引起很大轰动。参与营救的杜月笙秘书万墨林,也在《沪上往事》中回忆说:“陶小姐跟她的两个弟弟密议一番,事毕,泰来和恒生两公子声声说外面压路机太吵,无法做功课,也睡不着觉。陶小姐被他们吵得‘没法’,便跟监视人员讲明了,把她两个弟弟送到沪西姑母家住一天,明日由姑丈姑母派人送他们上学。……陶氏三姊弟,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个个都那么沉着镇静。”

1月21日,高宗武、陶希圣在香港《大公报》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这一举措毕竟是对日本诱降与汪精卫卖国逆流的重大打击,也是给尚留在重庆阵营中的那些悲观动摇分子的深刻警示——求和之路走不通!”史称“高陶事件”。

三、名门之媛陶琴薰

1941 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陶希圣随惠阳还乡队逃离香港,辗转来到陪都重庆,被蒋介石任命为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1942年10 月,陶希圣替蒋介石执笔撰写了《中国之命运》(原名《中国之前途》)。跟随蒋介石到台湾之后,他出任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后改任第四组组长,主管舆论宣传工作。蒋介石的另一本书《苏俄在中国》也是由他捉刀代笔的。前外交部亚州司司长高宗武却没有如此幸运,只好远走美国投靠驻美大使胡适,终其一生流落异国他乡。

1948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宣布的43名头等战犯中,陶希圣名列41号。1949年5月,陶希圣跟随蒋介石乘坐“太康”舰航行到上海吴淞口复兴岛一带,为了挽救女儿及其家人,他请求蒋介石稍停兵舰,再次给陶琴薰发出电报,并派出一只小汽艇接陶琴薰至吴淞口会合。然而,他所钟爱的女儿还是选择了分道扬镳。陶希圣在5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苏儒、琴薰决心不离沪。彼等前途悲惨而不自觉,可哀也。”第二天,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为琴薰及宁宁悲伤。彼等之悲惨命运乃自取耳……”

若干年后,陶琴薰回忆说:“外公身居要职数十年,罕见为私谋便利。吴淞口这一次是大大的破例。而蒋先生竟然准许了外公的请求,十万火急之中,停下兵舰,专门等候一个普通少妇的妈妈。无论怎样愁肠寸断,妈妈还是决意留在上海。外公不得不忍痛远行了……”(沈宁:《我心中的妈妈》)

按照范泓的访谈与考证,作为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的高材生,陶琴薰之所以坚持与丈夫沈苏儒留在大陆,与她的同窗挚友、陈布雷之女陈琏有很大关系。作为新闻记者的沈苏儒,一边是担任国民党要员的岳父陶希圣,一边是被周恩来称为“民主人士左派旗帜”的老堂兄沈钧儒。在对于中共代表团的采访中,他也直接接触过周恩来、范长江(沈钧儒女婿)、梅益等人,感到这些人“可亲可敬”,并非“青面獠牙”。

1949年之后的新社会给予沈苏儒、陶琴薰夫妇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失业,是陶希圣托人辗转送来的一根金条,帮助已经怀上第二个儿子沈熙的陶琴薰度过了难关。

陶琴薰怀女儿沈燕时已经是1952年秋天。在此之前,沈苏儒在大自己40多岁的老堂兄沈钧儒的疏通下“走上革命工作岗位”,随后被分配到北京外文出版社《人民中国》编辑部。陶琴薰经沈钧儒的民盟好友冯亦代之妻郑安娜介绍,进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工作。“为革命立过功”、先后担任过湖北省交通厅长、水利厅长、副省长的嫡亲伯父陶述曾,以及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陶述曾儿子、农机专家、农业部党组成员陶鼎来,也为困境中的陶琴薰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安慰。尽管如此,身负“头等战犯之女”的政治包袱,陶琴薰再也没有了18岁时临危不惧的从容镇定。

1954年,周恩来发表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文告,陶琴薰抓住机会上书周恩来,表示愿意做陶希圣的工作,为和平解放台湾贡献一份力量。周恩来办公室派出化名海澜的工作人员与陶琴薰“单线联系”,陶琴薰写给父母的家信,经海澜审查后由香港亲友转寄台湾。母亲万冰如及弟弟们先后寄来回信和照片,父亲陶希圣却没有写过一个字。

1957 年“大鸣大放”时,沈苏儒写了《请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看》的小字报。“不平则鸣”的陶琴薰,也在总工会国际部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我和祥林嫂一样,领导上看见我不愉快,这也不许我摸,那也不许我动。我的父亲是‘战犯’,因此领导上对我的怀疑和不信任比任何非党同志都深。……我只能感恩地、无声无息地在这儿干下去,什么要求都不必提。”

“和祥林嫂一样”的陶琴薰因此被扣上“右派”帽子。只是由于来自最高层的影响,她才得以从轻处理,不降级、不减工资、不下放劳动,继续在原单位工作。到了1962年,沈苏儒下放农村,陶琴薰也被调出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到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外语教研室任教研员。

1966年春天,陶琴薰患上急性类风湿关节炎。这年秋天,所在单位的“革委会”强令部分教职员工到潭柘寺农村劳动改造,陶琴薰在惩罚性劳动中弯不下腰,只好跪在水田里干活,最后一头栽倒在水田里。

1971年初春,沈苏儒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一起“谋杀案”,陷入绝望的陶琴薰想到了自杀。“那年月,自杀也是大罪”,她不得不放弃自杀念头,与女儿沈燕抱头痛哭。

1975年初,陶琴薰收到五弟陶范生的美国来信,说是要给姐姐寄药。陶琴薰只收到一次从美国寄来的特效药品,之后的药品全被查扣。

1978 年3月12日,陶琴薰在小说《望眼欲穿》中回想起上海吴淞口的生离死别:“碧绿的海连着天,蔚蓝的天连着海,看到镶着金边的白色、粉红色和淡紫色的云光映在海波上起起伏伏,形成了瞬息间千变万化的霞光异彩,多么辽阔绚丽的景色呵!妈妈又是惊讶,又是赞叹,她高兴极了。……到了北京,我们看不到江和海,也看不到轮船了……”

这一年的8月14日,陶琴薰在病痛中去世,终年57岁。对于这位名门之媛,范泓以诗化笔触表达了自己的大同情怀:“她就像在风雨中走失的一只孤雁,误入藕花深处,几声哀鸣,溅起几多离愁……”

在海峡彼岸,万冰如已经于三年前去世。80高龄的陶希圣,深夜提笔写下古诗一首:“生离三十年,死别复茫然;北地哀鸿在,何当到海边。”诗后附有注解:“琴薰儿病逝北平,近始得确息。所遗男儿二,女儿一。小女燕儿既失学,又丧母,何以为生?怜念之余,口占如右。”

1986 年,先后赴美的沈宁、沈熙、沈燕兄妹,打算到台北探望外公,陶希圣闯进“总统府”向蒋经国索取特许令。一切妥当之后,三兄妹又犹疑起来:“1986年夏天,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大陆人,进入过台湾。……我们的老父亲,则还留在北京,就住在皇城根下,不能不是我们深切的后顾之忧,中国历有一人落罪,诛连九族的传统。”

于是,望九之年的陶希圣不得不亲赴美国。1987年7月的一天,坐在轮椅上的陶希圣抵达旧金山机场,三兄妹在见到外公的刹那间,“不知不觉地跪了下去……”

十个月后,陶希圣在台北逝世。临终前,他在写给儿子陶恒生的信中表白说:“九十岁……连感慨都没有了。”

(录自新书《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文汇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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