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7日讯】作为一个反对任何以暴易暴的共生主义研究者，对于“3、14西藏暴力事件”，我首先对强权政治深深悲哀。
从历史经验来看，一次暴力事件的主要解释权，往往在强者，但强权的解释大多是掩盖真相，就像一个“大人打小孩”事件，事件的起因也许是小孩不听大人的话，甚至是小孩先失去理智动了手，但最终恶化事态，造成悲剧的根源，一定是大人，在强弱悬殊的暴力冲突中，大人永远要负激化升级的主要责任。如若不信，且看一例——汉文帝处理“西藏问题”时化干戈为玉帛的智慧。
以“联邦自治”的方式和平解决南粤
或问，“西藏问题”最早出现于唐代，汉文帝时只有“匈奴问题”、“南越问题”，哪有什么“西藏问题”？不错，整个汉代都没有“西藏问题”，但“西藏问题”的实质不过是“自治问题”，而“匈奴问题”、“南越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处理“弱者自治”（少数民族自治）。在这一意义上，从秦朝一统华夏，中国就一直陷入“西藏问题”的困境——要么是强权朝廷以极大的穷兵黩武成本征服夷荻，要么是强大的蛮夷以非理性的复仇心骚扰腐败的中原，其间最理想的状态只有一些短暂的“文景之治”——与夷荻真正实行“联邦自治”。这类历史纪录，其经典可推《汉文帝赐南越王书》。
公元前179年，登基才两年的汉文帝，决定以“联邦自治”的方式和平解决南越（粤）分裂独立问题。其时朝廷主旋律认为，南越（岭南广东、广西一带）乃前朝秦朝的领土，而今汉朝取代秦朝，南越王赵佗理当归顺新朝称臣，然而南越王赵佗却趁秦汉易代之机独立，实属分裂国家的罪魁祸首，应当按吕后时的既定方针办，坚决对其进行武力镇压或保持武力威慑。但崇尚“黄老之道”，信奉“无为而治”的汉文帝，却力排众议，决心“上兵伐谋”，“不战而胜”，对“化外之国”南越实行“联邦自治”：只要南越能去帝号，“奉汉约”，称臣纳贡，就可封王自治。于是修书一通，派与南越王赵佗有交情的能吏陆贾出使南越劝归。许多人对这一“劝匪自治”的结局高度怀疑，但却出人意料，大获成功：南越王赵佗读罢《汉文帝赐南越王书》，心悦诚服，当即写了《报文帝改帝号书》，从此南越和平归顺汉朝，多年没有什么大反复。
待夷以诚，真心共生
总结起来，汉文帝能以一纸书简解决“西藏问题”，有两条重要经验：
其一，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择善而从。
在汉文帝之前，有两种处理“西藏问题”的方式，一是汉高帝刘邦的“和辑百粤”宽容政策——汉高帝开国时，面对“自立为南粤武王”赵佗，采取了“为中国劳苦，故释佗不诛”，“遣陆贾立佗为南粤王，与部符通使，使和辑百粤，毋为南边害”。
二是汉高帝驾崩后吕后执政，故意压制南粤经济发展。“高后时，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这一看似可以防止南粤强大为患的妙计，却以背信弃义之违约行为激变南粤愤而由自治重行独立。“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欲倚中国，击灭南海并王之’，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武帝，‘发兵攻长沙边，败数县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领。岁余，高后崩，即罢兵。’”
汉朝国力在吕后执政时与文帝在位时没有什么明显差异，何以吕后以兵威不能压服的“西藏问题”，在文帝手上却能不用一兵一卒就圆满解决？关键是汉文帝从这历史经验中看到，还是平等待夷，以诚求和，宽容为上是上策，像高后那样“近细士，信谗臣，别异蛮夷”，出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和母马母牛母羊，只会逼夷造反独立。故而有了以“联邦自治”破“化外之国”的高明。文帝弃吕后尊高帝，实在是一“和谐真经”。
其二，待夷以诚，真心共生。
有人曾以为，汉文帝能以一通尺牍解决“西藏问题”，关键在信写得好。此言似是而非。诚然，《汉文帝赐南越王书》的确写得既谦虚诚恳动人，又讲事实摆道理暗藏威慑。但如果信中“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皆言不由衷，所云“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塚”，是假话空话，并没有处分对南粤逞霸道的长沙将军博阳侯，并没有“为佗亲塚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赵佗断不会上当受骗，马上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愿奉明诏，长为籓臣，奉贡职”，“去帝制黄屋左纛”。说到底，文帝以一短简代替百万雄师安定南粤万里，关键在于诚心诚意想让南粤自治，而不是以有名无实的“自治”行骗。
诚所谓，真诚所至，金石为开，古今中外，凡真心想与人共生者，皆能心想事成。凡将他人当傻瓜，存心“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最终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国共一百年来的数次合作何以一再破裂？皆因国共两党皆无真诚平等共生之心，总是将“合作”当作拖延时机，积蓄力量突然袭击对方的阴谋诡计！
“北京空话”并非只对于夷人
“西藏问题”之所以五十年来多次反复，不能说藏人团体没有失误和私心，但其主要责任，当在于“北京空话”——“西藏自治”始终是有名无实，藏人从来没有真正当“一号人物”，从来都是北京做主，西藏听令。当然，公平地说，“北京空话”并非只对于夷人少数民族，它是一视同仁，不仅仅在边缘地区实行，就是对待许多汉族地区，说是“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又哪有真正兑现过呢？到处都是官僚政府，永远都是“代表官人”。
比较起来，我以为近五十年来北京对西藏的许多“信”，不仅远多于文帝时代，而且远比文帝处理“西藏问题”的《汉文帝赐南越王书》写得动人，像什么“毛主席的光辉像金色的太阳照亮拉萨”，“和谐西藏和谐社会”，实在是激动人心。可惜，实际上都是空话或假话。
为何“和谐西藏”结果变为了“恐怖西藏”，“和谐社会”最终带来“恐怖社会”，这适得其反，需要我们深深反思！
对照汉文帝处理“西藏问题”的智慧，今天的执政者，是否太愚不可及？
有一则新闻，“西藏自治区负责人说，近日，拉萨极少数人进行打、砸、抢、烧破坏活动，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我想，从短期来说，也许这样说不无理由；但是从历史来看，从未来观之，这样的诊断未免太片面，太简单，太草率，不论怎么说，就如“9、11”事件一样，不论有多少原因，美国政府都要对“9、11”事件的实际后果负主要责任——“3、14西藏暴力事件”中的主要责任者，毫无疑义是西藏政府及其背后决策者：至少有激化矛盾或防范不力之过。这从汉代南粤称帝事件中吕后与文帝两种不同应对方式产生不同的结果，足以证明。
今日北京政府能否学习文帝从处分长沙王入手解决南粤问题，先追究西藏政府有关负责人之过？
2008年3月31日于深圳早叫庐
转自《民主中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