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章乐、Stéphane Meyer巴黎报导】随着北京奥运的临近，国际社会要求中共停止践踏人权的呼声与压力日益高涨，所提出的办法却不尽相同。有人认为，中共暴政与奥运精神完全背道而驰，没资格举办奥运，建议全面抵制奥运；有人认为，全面抵制会葬送运动员多年的辛苦准备，建议政界抵制奥运开幕式已表示对中共践踏人权的不认同；北京奥运将有12000运动员，30000记者，其中只有20%是体育记者，因此有人认为运动员、媒体应该参与，并把民主自由的空气带入独裁的中国，就像当年汉城奥运一样；有人却觉得今天中共对媒体、网络、社会的控制远比前苏联克格勃要严密，中国百姓长期受中共洗脑影响，传播民主自由在中国并非易事。
法国媒体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我们就此采访了法国最大的体育报纸《团队（L’Equipe）》报电视部编辑部主任贝诺阿‧潘希维先生（Benoit Pensivy ）。他认为今次北京奥运政治环境特殊，不发生特殊事件是难以想像的，体育记者首先是记者，应该把看到的一切，包括赛事以外的事件都如实报导出来而不应有任何顾虑。以下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记者：和历次奥运相比，《团队》派出的记者队伍有什么不同吗？
Benoit Pensivy : 大致相同吧。《团队》会派出35人，包括《团队日报》、《团队杂志》、《团队电视》4人和法国最大的网络媒体《团队网站》4人。大家会一道工作。对这样的重大事件，我们习惯派出大的团队。
记者：作为一个体育媒体，你们在奥运期间只报导体育新闻，还是对其它事件也感兴趣？
Benoit Pensivy : 我们是去报导一个挺特殊的奥运会。这不是一个所有人都漂亮、所有人都友好的平淡无奇的奥运。特别对我们记者来说，命令就是：睁大双眼，竖起耳朵，关注奥运这个环境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也考虑到了可能我们不能想做什么就能做，因为有些东西是上了锁的，我们估计到工作不会那么简单，但我们的团队做好了准备以应对体育之外所要发生的事件。更何况《团队电视》不属于那些购买转播权的媒体，因而有一定的自由度和独立性，我们应该让我们的电视观众从中充分受益。
对于那些准备出发的特派记者们来说，不只是要计算奖牌数。由于我们也介入了的（中共）火炬在世界、特别是在巴黎的接力的事件，我们不相信在奥运期间不发生比赛外任何特殊事件。体育方面，我们会做好我们的职业，报导一应相关事情——我们特别希望法国运动员成功。但我们做好了准备应对发生的其它事情，不发生任何事情是不可想像的。
流亡海外的中国人期待着发生一些事情，还有旅游者，会有外国人参加奥运，中国人会怎样接待他们，特别是法国人？中国安全当局如何应对大量的外国旅游者，现在从记者开始。我们今天的心情好比是等待一场比赛的开始，不太知道情景会怎样。我们也预计中国当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为他们只希望一件事情：不要出任何不好的意外。而我们的想法是要攫取任何发生的事件，包括比赛之外的事件。
记者：一些关心中国人民人权的国际人士、包括名人表示届时要到北京抗议，《团队》的记者对这样的事件是否有所讨论？是否有所准备？
Benoit Pensivy : 很明显，大家认为我们是要报导比赛的。我们会有记者在现场，无论如何，我们首先是记者和体育记者，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要报导，句号。我们没必要想，哪些好，哪些不好；哪些应做，哪些不能做。我们是记者，事情发生了，就得报导。
这是一个特殊的奥运，夸张地说，我们离1980莫斯科奥运会不远。我们处于一个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八月的这15天我们会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媒体窗口。很明显，人们要求我们的就是“做好准备，攫取一切新闻。如果有事情值得报导，就报导它！”而不需要有所顾虑，正相反，那是我们的义务，因为我们在现场。我还不知道有哪位我们的记者不是这么想的。
举个例子，1972慕尼黑奥运会以色列运动员遭袭击时，是一位叫Charles Bietry的（法国）体育记者先报出来（有人死亡）的。体育记者首先是一个记者。不管发生了什么都应该报导。
… …
我们还派一个制作组去了中国，做一些报导、测测温。… …我们的一个记者还会报导（在印度的）藏人运动会。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做这个事情，你看，这不会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奥运。现在人们意识到，由于中共的宣传、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操控，我们对中国内部还不甚了解……
记者：诸如大气污染、禽流感、体育场建筑质量等问题会不会使记者害怕？
Benoit Pensivy : 不会。直率地讲，设身处地地从记者的角度想——因为我不会去——观察所发生的事情、报导出来，这是我们的职业。那么多的记者去，总会有那么几个脱出身来报导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来。我们会看到一些在其它场合看不到的东西。管理两、三个记者要比管理几千个容易得多。
记者们会不会害怕报导战争，我想不会。我倒是替中国人担心，因为记者只不过呆上15天而已。
记者：您如何看全面抵制北京奥运或抵制其开幕式？
Benoit Pensivy : 我感到没有足够的素材来下结论……我觉得抵制开幕式可能是最好的中间办法，但谁去做呢？总统？运动员？老实讲，我有观点，但我也替运动员想想。我一直认为要参与，在 Tommie Smith（1968墨西哥奥运会奖台上举起拳头的两名黑人运动员之一）与抵制莫斯科奥运之间，我更倾向于前者。我觉得在领奖台上举起手臂比呆在家里更有勇气。
有行动者，有观察者。记者们去那里是为了通过客观的观点把民主带去。有人说记者没有承担义务，不是的，如果他们去了一个地方并给出客观的观点，就是一种形式的承担。
记者：虽然是体育媒体，您的同事会不会去见像胡佳、杨春林这样的异议人士？
Benoit Pensivy : 我们是去报导体育的，体育也是一个沟通的手段，是能使人互相接近的东西，是谈论人的一个借口。从这一原则出发，我们当然会去见这些人。但为了和我们的报导方向一致，如果这些人与体育有某种联系，我们就觉得问题不大。这样说吧，“这个不能做，否则会有问题”，不会是这样，有没有问题不是我们要考虑的事。
记者：不久前，法国电视（France Television）负责人表示，如果北京奥运电视转播不是实时，而是有延时，法国就不转播北京奥运。您是否接受这种延时？
Benoit Pensivy :不接受。
记者：谢谢您接受采访。
Benoit Pensivy : 谢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