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5日訊】（大紀元記者章樂、Stéphane Meyer巴黎報導】隨著北京奧運的臨近，國際社會要求中共停止踐踏人權的呼聲與壓力日益高漲，所提出的辦法卻不盡相同。有人認為，中共暴政與奧運精神完全背道而馳，沒資格舉辦奧運，建議全面抵制奧運；有人認為，全面抵制會葬送運動員多年的辛苦準備，建議政界抵制奧運開幕式已表示對中共踐踏人權的不認同；北京奧運將有12000運動員，30000記者，其中只有20%是體育記者，因此有人認為運動員、媒體應該參與，並把民主自由的空氣帶入獨裁的中國，就像當年漢城奧運一樣；有人卻覺得今天中共對媒體、網絡、社會的控制遠比前蘇聯克格勃要嚴密，中國百姓長期受中共洗腦影響，傳播民主自由在中國並非易事。
法國媒體如何看待這些問題？我們就此採訪了法國最大的體育報紙《團隊（L』Equipe）》報電視部編輯部主任貝諾阿‧潘希維先生（Benoit Pensivy ）。他認為今次北京奧運政治環境特殊，不發生特殊事件是難以想像的，體育記者首先是記者，應該把看到的一切，包括賽事以外的事件都如實報導出來而不應有任何顧慮。以下根據採訪錄音整理。
記者：和歷次奧運相比，《團隊》派出的記者隊伍有什麼不同嗎？
Benoit Pensivy : 大致相同吧。《團隊》會派出35人，包括《團隊日報》、《團隊雜誌》、《團隊電視》4人和法國最大的網絡媒體《團隊網站》4人。大家會一道工作。對這樣的重大事件，我們習慣派出大的團隊。
記者：作為一個體育媒體，你們在奧運期間只報導體育新聞，還是對其它事件也感興趣？
Benoit Pensivy : 我們是去報導一個挺特殊的奧運會。這不是一個所有人都漂亮、所有人都友好的平淡無奇的奧運。特別對我們記者來說，命令就是：睜大雙眼，豎起耳朵，關注奧運這個環境中所發生的事情。我們也考慮到了可能我們不能想做什麼就能做，因為有些東西是上了鎖的，我們估計到工作不會那麼簡單，但我們的團隊做好了準備以應對體育之外所要發生的事件。更何況《團隊電視》不屬於那些購買轉播權的媒體，因而有一定的自由度和獨立性，我們應該讓我們的電視觀眾從中充分受益。
對於那些準備出發的特派記者們來說，不只是要計算獎牌數。由於我們也介入了的（中共）火炬在世界、特別是在巴黎的接力的事件，我們不相信在奧運期間不發生比賽外任何特殊事件。體育方面，我們會做好我們的職業，報導一應相關事情——我們特別希望法國運動員成功。但我們做好了準備應對發生的其它事情，不發生任何事情是不可想像的。
流亡海外的中國人期待著發生一些事情，還有旅遊者，會有外國人參加奧運，中國人會怎樣接待他們，特別是法國人？中國安全當局如何應對大量的外國旅遊者，現在從記者開始。我們今天的心情好比是等待一場比賽的開始，不太知道情景會怎樣。我們也預計中國當局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因為他們只希望一件事情：不要出任何不好的意外。而我們的想法是要攫取任何發生的事件，包括比賽之外的事件。
記者：一些關心中國人民人權的國際人士、包括名人表示屆時要到北京抗議，《團隊》的記者對這樣的事件是否有所討論？是否有所準備？
Benoit Pensivy : 很明顯，大家認為我們是要報導比賽的。我們會有記者在現場，無論如何，我們首先是記者和體育記者，不管發生了什麼，我們都要報導，句號。我們沒必要想，哪些好，哪些不好；哪些應做，哪些不能做。我們是記者，事情發生了，就得報導。
這是一個特殊的奧運，誇張地說，我們離1980莫斯科奧運會不遠。我們處於一個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八月的這15天我們會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媒體窗口。很明顯，人們要求我們的就是「做好準備，攫取一切新聞。如果有事情值得報導，就報導它！」而不需要有所顧慮，正相反，那是我們的義務，因為我們在現場。我還不知道有哪位我們的記者不是這麼想的。
舉個例子，1972慕尼黑奧運會以色列運動員遭襲擊時，是一位叫Charles Bietry的（法國）體育記者先報出來（有人死亡）的。體育記者首先是一個記者。不管發生了什麼都應該報導。
… …
我們還派一個製作組去了中國，做一些報導、測測溫。… …我們的一個記者還會報導（在印度的）藏人運動會。一般來講我們不會做這個事情，你看，這不會是一個平淡無奇的奧運。現在人們意識到，由於中共的宣傳、對人們日常生活的操控，我們對中國內部還不甚瞭解……
記者：諸如大氣污染、禽流感、體育場建築質量等問題會不會使記者害怕？
Benoit Pensivy : 不會。直率地講，設身處地地從記者的角度想——因為我不會去——觀察所發生的事情、報導出來，這是我們的職業。那麼多的記者去，總會有那麼幾個脫出身來報導一些與眾不同的東西來。我們會看到一些在其它場合看不到的東西。管理兩、三個記者要比管理幾千個容易得多。
記者們會不會害怕報導戰爭，我想不會。我倒是替中國人擔心，因為記者只不過呆上15天而已。
記者：您如何看全面抵制北京奧運或抵制其開幕式？
Benoit Pensivy : 我感到沒有足夠的素材來下結論……我覺得抵制開幕式可能是最好的中間辦法，但誰去做呢？總統？運動員？老實講，我有觀點，但我也替運動員想想。我一直認為要參與，在 Tommie Smith（1968墨西哥奧運會獎台上舉起拳頭的兩名黑人運動員之一）與抵制莫斯科奧運之間，我更傾向於前者。我覺得在領獎台上舉起手臂比呆在家裏更有勇氣。
有行動者，有觀察者。記者們去那裏是為了通過客觀的觀點把民主帶去。有人說記者沒有承擔義務，不是的，如果他們去了一個地方並給出客觀的觀點，就是一種形式的承擔。
記者：雖然是體育媒體，您的同事會不會去見像胡佳、楊春林這樣的異議人士？
Benoit Pensivy : 我們是去報導體育的，體育也是一個溝通的手段，是能使人互相接近的東西，是談論人的一個借口。從這一原則出發，我們當然會去見這些人。但為了和我們的報導方向一致，如果這些人與體育有某種聯繫，我們就覺得問題不大。這樣說吧，「這個不能做，否則會有問題」，不會是這樣，有沒有問題不是我們要考慮的事。
記者：不久前，法國電視（France Television）負責人表示，如果北京奧運電視轉播不是實時，而是有延時，法國就不轉播北京奧運。您是否接受這種延時？
Benoit Pensivy :不接受。
記者：謝謝您接受採訪。
Benoit Pensivy : 謝謝。(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