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7日讯】一个学者的生涯主要包括求学时期和研究时期。我们现在反思中国为什么没人得诺贝尔科学奖时，似乎都在关注研究时期，比如，重新审度我们的研究条件、设施、经费、课题等，希望在这方面加以改善，增进与国际接轨，以求早日出诺奖成果。几年前,科学院出台的“百人计划”等就是这些反思后的举措。
这种只关注研究时期的思路，只对了一半。我以为一个学者的求学时期的情况对他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诺贝尔科学奖的得主，尤其是那些理论领域作出贡献的得主，和其它科学大奖的得主，基本上都是一些天才型人物。他们有非常优异的天赋。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求学时期，在中学大学里，得到很好的培养和训练，潜能被充分发掘，为日后在科学上作出杰出贡献打下良好的基础。
中国大陆本土没人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大学缺乏发现选拔和培养顶尖人才的机制，我们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也不利于顶尖人才的脱颖而出。有些天赋极好的学生，在大学里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培养和训练，无法脱颖而出，错过最好时光，最终泯为凡人。
为什么说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出在求学时期，是出在学校，而不是研究时期？因为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们的毕业生不但在国内工作的没得诺奖，在美国等外国发展的也没有得诺奖和其它大奖。
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很多，我认为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即诺贝尔奖、菲尔慈奖和图灵奖等科学大奖项的得主。中国大学的毕业生，如果能有十个、八个获得这些大奖，那全世界就会刮目相看，自然差不多是世界一流大学了。中国大学要创一流，可以先从培养世界一流人才开始。因为培养人才相对容易，成本小，尤其是理论方面的人才。假定人类的资质、天赋是服从正态分布的话，以中国十三亿之巨的人口基数，应该有许多秉赋优异的学子，俗称天才。中国本土之所以多年来没有出现象杨振宁、霍金、纳甚这样的杰出人才，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学校没能把这些秉赋优异的学子培养成为未来的大师。
比如，我们的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就限制太死。一个班上的学生都上同样的课，大学四年，年年如此。实际上一个班的学生虽然在考分上差不多，但在潜能上资质上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中国大学的班级的设置从行政上和生活管理上看可能有必要，但它却意外地成了一些优异学生的学业发展的障碍。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
美国的大学，至少就我所知道的哈佛和斯坦福等大学，就没有中国大学意义上的班级。每个学生所选的课都根据他的水平兴趣因人设置。“因才施教”这一古老的中国教育理念在美国得到发扬光大。
除了课程设置上，在具体的课程的教学方法上，我们的大学也有问题。我们的课程通常都以一本教科书为准，读完就没了。而在哈佛斯坦福等学校的课程都不是以一本教科书为准，而是布置大量相关的阅读材料，有深有浅。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那些天资聪颖、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多读多看，以至于很快就能够进入本学科或者本领域的研究前沿，脱颖而出。
不要忽视中美大学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的差别，正是这些差别遏制了杰出人才的成长，使得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失去迅速发展的机会。对他们个人来说是一个遗憾。从宏观角度看，就是中国本土至今不出诺贝尔科学奖得主。
我注意到中国的教育界已经觉察到中美大学在教务管理上的差异，并且已经开始在小范围内借鉴西方大学的教务模式和经验，即开办各种试点班，比如，清华的“诺贝尔班”，北大的“元培班”等等。
许多诺奖得主大学时的老师或校长都没得过诺奖。我没得过诺奖，但是我管理的学校可以为秉赋优异、天资聪颖的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他们得到良好的训练，让他们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掘，成为未来的诺奖得主。
我个人并没有诺奖情结。我讲话中多次提到诺奖，是因为我注意到公众很关心诺奖，尤其是中国的媒体，似乎有你说的“诺奖情结”。我讲话时提到公众关心的事情，是有的放矢，是对公众的尊重。
我的遗憾在于，我在青少年时代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动地浪费了大量的时光，没 有得到良好的训练和培养。对我而言，这种训练和培养不是指名师指导，而只是 一个普通的读书机会。中小学时，新课本发下来，我用两三周就把课本全部读完。 开始，老师让跳级，后来就不跳了。所以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我中学毕业后，没有立即上大学，浪费了几年的时间。上大学后，我曾经用三个月的时间读完了 理论物理专业除了实验课外的全部课程。之后我又闲置了几年。研究生毕业后， 按规定我不能马上出国留学，又耽误了几年时间。我的一生已经在无所事事中沦 为平庸，不足多谈，但我希望我的教训能对后来者有帮助。
多年前，我在苏联物理学家兰道的传记中看到兰道曾经说过：他当年读广义相对 论时，曾经被它的美感所陶醉得彻夜难眠。兰道说，如果一个人读广义相对论时， 会如醉如痴，彻夜难眠，那他必定是理论物理的天才。 兰道的话令我感慨万千。因为我想起在大二自学广义相对论时，与兰道有同样的反应。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