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4日讯】看到征文启示，我便动了想写一篇文章的念头，但迟迟没有动笔,不知从何写起。必竟我没有完全经历那个年代，我是从父母断断续续讲诉的往事中，了解了我们家受邪党迫害的一些零散的故事，每每想起，都足以使我控制不住流泪。我们平时很少谈及那些辛酸的往事，似乎已经淡忘了，其实不然，它已植入心灵的深处，稍一触动,就会掀起阵阵波澜。
我出生于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我刚刚记事，我经常看到一大群人站在大卡车上，头带柳条帽，手拿扎枪，从我家门前的大马路上呼啸而过；一群人肩背统一配发的棍棒，列队跑过;大马路上经常有一群“牛鬼蛇神”被戴上纸做的大尖儿帽子，敲着锣游街示众，我年纪小，躲在远处，只看见人群中间十几只尖儿帽子在晃动；邻居一位温和、漂亮的阿姨胸前挂着“打倒XXX”的大牌子，被几个造反派揪着头发，推推搡搡的逼她站在凳子上弯下腰被批斗……，每看到这些，我都吓的躲在角落里。
我的家庭出身地主，文革时，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这样的家庭是街道的重点户，除了按规定请示、汇报之外，街道主任带着民兵经常在半夜到家里来，说是查夜。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砸门声和叫喊声，让人毛骨悚然，我在被窝里不敢大喘气，不知他们今天又要查什么。我们家的亲属和我们处境一样，所以很少往来，偶尔他们来家里探望，我们要向街道登记、汇报，我们过着非人的生活。
在党文化的灌输下，刚刚懂事的我认为地主就是坏人，我不明白，我的祖辈怎么都是坏人呢？他们做的“坏事”和控诉会上说的、电影里演的那些地主老财做的“坏事”一样吗？我不愿就此事询问父母，我不相信、不情愿这是事实。
我的祖辈是早年从山东移民到东北的,在东北的一个山村定居。这里山清水秀，耕地少，而且是山地，祖辈靠开荒山地维持生活。曾祖父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是冬天，地都冻实了，刨开很费劲，如果当时下葬，雇人挖穴就要多付钱，由于家里穷，付不起，就只有把其放在场院里，到了第二年春天才下葬。曾祖母是个勤劳、智慧的女人，她过门以后，与曾祖父一起勤劳持家，精心的侍弄自家的山地，农闲时，就用自产的粘玉米面制成粘火烧，用高粱穗扎成刷锅的刷子等，一起拿到火车站卖掉，积攒一点钱就置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积攒家业，逐渐拥有了部分土地和山林；曾祖父母生有九个子女，曾祖母教子有方，孩子们长大以后，有的管理家业，有的在外做事，家境一年比一年好，真是人财两旺，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户。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农民精心管理土地，遇上年景不好，粮食欠收，就减免农民的粮租，就这样与村民们和谐相处，互相依存。每年春天拿出大量的资金在山上植树，保持了水土，生态环境好，和村民们共同受益。春天农民上山栽树不但给工钱，还给午饭，村民们觉的是个不错的差事。
土地改革开始以后,号召农民分地主的田地和财产,搞流血斗争，当地村民没有下狠手,只拿走部分财产,于是邪党政府派来帮翻队,帮助本地村民搞斗争,而且帮翻队一批接一批的来，结果我们家的财产多数被外来帮翻队的人抢走,当地村民得到的很少。在此之前，家里的男丁多数在外面做事、做工，只有少数在家，曾祖母的二儿子为人厚道，都说他是好人。由于斗争残酷，他也准备离开村子，在山里跑了一夜，发现自己并没有跑出去，还在村子附近，他想：不跑了，我没有做什么恶事，在灾荒年间，我不止一次的帮助和赈济灾民，帮翻队不会把我如何。事与愿违，帮翻队发现他后，对他进行批斗，把他给活活的打死了。
由于男丁不在家，以为共产党政府不会对女眷下狠手，其实不然，他们把我们家的土地、山林收走，把家里房屋、粮食、衣物全部抢光，从此这一大家人没有住处，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开始乞讨度日，他们是把人往死里赶。母亲也抱着未满周岁的孩子沿街乞讨。有的人同情给些饭食，并说些安慰的话：你们是大户人家，这是暂时的等。也有的人嘲笑她，不情愿的给一点小豆，可数的一点小豆在她手中的盘子里滚来滚去，母亲的心都碎了。由于天气特别冷，母子俩长时间在外冻着，每到一户人家讨饭，怀里的孩子就用手指着人家的房门要往屋里进，他实在是太冷了。晚上，母亲和孩子睡在一处废弃的房子里，四处漏风，墙上、炕上都是霜，孩子就整夜睡在母亲的肚子上，母亲用体温给他取暖。不知道父亲的音信，母亲娘家离这儿很远（娘家也挨斗，财产被分光，姥姥被逼的精神分裂），二个多月后，父亲的亲属把母亲接走，在他们的接济下，日子好过了一点儿，由于长时间的奔波、挨饿、挨冻，不久，母亲怀里的那个孩子就妖折了。听九十多岁仍健在的大姑说，在帮翻队搞斗争期间，他们把家里的女眷也抓去毒打，我的母亲当时怀里抱着未满周岁的孩子，被他们抓去扒光了衣服吊起来毒打，母亲羞辱万分，为了怀里的孩子她忍辱活了下来。母亲和女儿是无话不说的，她曾经给我讲过许多她过去的故事，可直到她八十岁去世的时候，她也没有说出此事。我了解母亲，尊敬母亲，她忍辱负重，能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因此，母亲在世的时候我从未同她提及此事。一个出身富裕人家，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女人，默默的把这奇耻大辱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几经周折，母亲与父亲团聚，并搬家到城里。一九五八年，号召大炼钢铁，居民组织的十几个家庭妇女组织起来，把废旧的工作服洗净晾干，改制成炼钢工人用的手套，母亲有文化，负责管理工作。大伙从家里拿来案板、剪子、缝纫机等开始生产，干的红红火火。一九六一年，公社（现在是街道）的领导怀疑母亲贪污，就给办学习班、谈话，让交待问题，母亲请领导查账，领导说你的手法高，我们查不出来，你自己交待吧，不交待学习班就没完，他们轮番休息、吃饭，不让母亲休息，每天谈到很晚，几个月大的我放在婴儿车里不让母亲照顾，说我是反属，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母亲的料理，我的大便都弄到身上和头发上了，实在熬不下去了，母亲说这是逼我死呀，违心的说贪污三百元，公社领导说不行，你没有完全交待，五百元、八百元都不行，公社领导说你只承认了一半，母亲索性说一千六百元，这回他们满意了。可母亲被逼的不想活了，这太丢人了，而且这么多钱要“倒赃”家就败了，她要父亲带着两个大孩子过，把小的（指我）送给别人，她就不活了。在父亲的劝说和安慰下，母亲才放弃了轻生的念头，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现金、值钱的东西、像样的衣服都送到了公社。之后，父母写信向有关部门反映此事，经查实，母亲没有贪污，其企业的账目角分都不差，给予平反。之后，办理此事的公社领导全家被下放农村，上级领导和组织不承担任何责任。此事以我们两个家庭的受害而告终。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的家又是运动的对象，父亲因家庭出身不好以及在工作中说话被人断章取义而定为历史反革命。那是一个署期，我就要上小学了，听说父亲今天到学校礼堂开会，我特别高兴，和伙伴们在操场玩的时候不断的说此事，礼堂高高的窗户里不时的传来声音，我想着父亲就在礼堂里，心里挺美的，可是当我玩够了回到家里，看母亲边哭边给父亲收拾行李，邻居和街道主任都在我家，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过一会儿，父亲拿着行李和一个箱子被几个不认识的人带走了，家里又出事了。父亲被潜送农村，管制劳动。父亲被带走后，母亲扒在床上痛哭，我们几个孩子站在地上都傻了（当时我们都未成年，老大十八岁知青下乡了，最小的弟弟只有四岁）。我呆呆的站在那想，那个礼堂高高的窗户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呀？父亲被押到台上，宣布为历史反革命，潜送农村，管制劳动……，父亲是那天台上斗争的对象，我感到莫大的耻辱。从此我们家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父亲在农村被劳动改造，只要生产队需要，可以随时把他拉过来批斗，贫下中农的大人小孩都可以对他指手划脚。冬天农闲的时候，要他到山上给生产队长家砍木头，就是把碗口粗的树砍倒，把树干拉到山下给队长家做烧柴。山上的积雪很厚、很滑，一次父亲往山下拉木头，由于下山的速度快，带着小跑儿，突然那木头被一棵树给挡住了，拉木头的绳子被挣断了，父亲身体带着很大的惯性，一下子就悬起来冲出去好远，重重的摔在壕沟里，幸好沟里只有积雪和落叶，才没有出现危险。那年中国新年，母亲带着我们到农村和父亲一起过年，年三十了，家家都忙着做年夜饭、贴对联、放鞭炮，父亲被叫去给生产队劈柴，我看着平时难得一见的饭菜，盼着父亲早点回来，我到门外向生产队的方向望着，天都快黑了，父亲才拖着疲惫的身子推开房门。父亲受罪，我们也成了地道的狗崽子，出门矮人一头，说话办事低人一等。我最头疼的是学校填写登记表，家庭出身：地主；父亲政治面貌：历史反革命。参军、入党、入团、上大学、下乡回城没我们的份儿，哥姐到了谈恋爱的年龄没人愿意和他们谈……，我们被迫害的阴影笼罩着，我们做错什么了？
由于受年龄的局限，我写的这些邪党迫害事实，只是我们家遭受迫害的一丁点儿而已，这是真实的，尽管写的少，可我流的泪很多，让我们尽早认清邪党的面目，彻底摆脱邪灵控制，迎接光明、美好的未来。
二○○九年十一月十日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