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9日讯】近年来，中国研修生在日本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是研修生吃不起苦？是日本雇主黑心剥削？还是国内的中介没有尽到保护同胞的义务？也使人们对原本让中日双方可以实现双赢的日本研修生制度产生了疑问。据悉，媒体报导的个案都还是冰山一角。
赴日研修 “成了包身工”
据上海侨报2月19日报导，2月17日，4名在广岛打工的中国研修生向日本华文媒体写电子邮件求救：“去年3月以来，我们每天都被工厂强迫进行8个小时以上的体力劳动，却没有一分钱的工资……如果不干活，工厂就要强行送我们回国。可我们来的时候，家里都是借的钱啊！……我们真的好无助。”
在此之前，1月26日，日本“联合北九州”工会接到一名华侨的投诉电话，称自己一名在九州大分县某缝纫工厂上班的亲戚遭到公司虐待性强制加班以及拖欠薪水等无理对待，要求工会立刻介入处理。次日，工会即展开救援。
据调查，这些研修生第一年的作息表是：早上8点钟上班，深夜3点钟下班。每天工作18个小时，每月加班高达270个小时。这种难以想像的工作强度换来的仅仅是，每小时8日元的加班费，即人民币6角。女工们每天都要在寒冷、疲惫、饥饿、头痛中完成超额工作。她们35岁不到，多名女工的两鬓竟已生出斑斑白发。
在日本工会的努力下，1月27日，“北九州事件”中的6名中国女工已得到强制性保护。2月2日，公司方面终于表示，将退还已经缴纳的宿舍费和水电费，同时把强制的存款汇入中国研修生的个人账户。
研修生：想一年挣10万元
同真正的出国留学不同，不少研修生心里都清楚，去日本就是干活儿存钱的。在日本京都工作过两年多的曾义坦言，当年自己选择去当研修生就是因为“在上海大专毕业后走投无路，既想赚钱又想学语言”。
曾义称，他在京都的工厂流水线上当小工，每个月能赚7000—10000元人民币，收入相当于上海高级白领。自己平时吃住都在工厂，没什么额外开销，两年后回国时，已经存下了近20万元人民币。
像曾义一样，不少中国研修生都怀揣着一个淘金梦，并没有准备好迎来跟国内安逸的生活没办法比拟的艰辛。在流水线上每天站立工作12个小时以上，几乎没有休息日，闷热的寝室里没有空调，10多个人合用一个洗澡的水龙头……
曾义表示，实在受不了那里的艰苦生活和工作环境，大家只能抱头痛哭，却从来不敢提出回国。“不少人出来时付给中介的几万元钱，还是家里东拼西凑借来的，家里人就指望着他们打工还债，回老家盖房子。”于是，大多数研修生只能选择隐忍。
日本雇主：他们是廉价劳工
然而，曾义他们的隐忍并不能真正得到别人的认同和尊重。不少研修生说，他们经常受到上司的辱骂：“混蛋！好好干活！”正在复旦大学留学的日本学生关骏一郎坦言，无论是否通过合法途径入境，在不少日本人的印象中，这些研修生就是打黑工的。“我觉得他们在日本的状况就像中国进城的农民工。”
关骏一郎说，在日本，这些研修生可以说是最低层次的劳动力，不少公司看中他们的原因只有一个，便宜。“在麦当劳之类的快餐店、便利店打工，像我这样的日本人一般900日元/小时，但中国研修生可能只有500-600日元/小时。”
便宜，令不少劳动密集型的日本公司十分青睐“价廉物美”、容易操纵的中国研修生。而不少日本机构也看准了这个“商机”。
关骏一郎称，据他所知，有些语言学校给研修生发留学签证，只要求他们注册，却不需要上课，任由他们打黑工。
“总体来说，日本是个法治国家，很多公司并不敢明目张胆违反法律。他们往往使些小伎俩，找合同约定中模糊不清的地方来钻空子。”
国内中介：“娘家人”成“周扒皮”？
“研修生遭受不公平对待，日方公司能钻到合同中的空子，国内的中介应该负很大的责任。”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管教授坦言，中介本应是研修生的“娘家人”，可现在却成了“周扒皮”。
“比如说，进入诉讼阶段后，起诉的主体可以是研修生，也可以是中介公司，因为劳务合同其实是中介跟当地公司签署的。但是，这么多研修生劳资纠纷中，中介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几乎没有帮研修生共同起诉的，这很说明问题。”
2009年1月，研修生施骏向日本《新华侨报》投诉：“当时浙江某中介公司招工时说得很好，每周工作的时间不超过40小时，超过的都算加班，第一年每月的研修津帖是60000日元，第二年的技能实习是月基本工资130000日元。于是，我们交了26000元人民币的中介费来当研修生。”
可实际上，到了日本，施骏才发现，基本工资、加班费、休息日等都远少于合同约定。“我们跟中介交涉，他们只让我们等。”更令施骏气愤的是，第二年，这家中介公司又非法向他们征收了200000日元（近15000元人民币）的管理费。最终，当施骏等人跟日方公司交涉时，他们却在2008年7月被开除了。此时，原本可为他们做主的、拥有完全资质的中介还是不管不顾。
在管建强教授看来，这样的案例中，国内的中介公司充当了极不光彩的“帮凶”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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