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9日訊】近年來，中國研修生在日本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新聞時常見諸報端，是研修生吃不起苦？是日本僱主黑心剝削？還是國內的仲介沒有盡到保護同胞的義務？也使人們對原本讓中日雙方可以實現雙贏的日本研修生制度產生了疑問。據悉，媒體報導的個案都還是冰山一角。
赴日研修 「成了包身工」
據上海僑報2月19日報導，2月17日，4名在廣島打工的中國研修生向日本華文媒體寫電子郵件求救：「去年3月以來，我們每天都被工廠強迫進行8個小時以上的體力勞動，卻沒有一分錢的工資……如果不幹活，工廠就要強行送我們回國。可我們來的時候，家裏都是借的錢啊！……我們真的好無助。」
在此之前，1月26日，日本「聯合北九州」工會接到一名華僑的投訴電話，稱自己一名在九州大分縣某縫紉工廠上班的親戚遭到公司虐待性強制加班以及拖欠薪水等無理對待，要求工會立刻介入處理。次日，工會即展開救援。
據調查，這些研修生第一年的作息表是：早上8點鐘上班，深夜3點鐘下班。每天工作18個小時，每月加班高達270個小時。這種難以想像的工作強度換來的僅僅是，每小時8日元的加班費，即人民幣6角。女工們每天都要在寒冷、疲憊、飢餓、頭痛中完成超額工作。她們35歲不到，多名女工的兩鬢竟已生出斑斑白髮。
在日本工會的努力下，1月27日，「北九州事件」中的6名中國女工已得到強制性保護。2月2日，公司方面終於表示，將退還已經繳納的宿舍費和水電費，同時把強制的存款匯入中國研修生的個人賬戶。
研修生：想一年掙10萬元
同真正的出國留學不同，不少研修生心裏都清楚，去日本就是幹活兒存錢的。在日本京都工作過兩年多的曾義坦言，當年自己選擇去當研修生就是因為「在上海大專畢業後走投無路，既想賺錢又想學語言」。
曾義稱，他在京都的工廠流水線上當小工，每個月能賺7000—10000元人民幣，收入相當於上海高級白領。自己平時吃住都在工廠，沒什麼額外開銷，兩年後回國時，已經存下了近20萬元人民幣。
像曾義一樣，不少中國研修生都懷揣著一個淘金夢，並沒有準備好迎來跟國內安逸的生活沒辦法比擬的艱辛。在流水線上每天站立工作12個小時以上，幾乎沒有休息日，悶熱的寢室裡沒有空調，10多個人合用一個洗澡的水龍頭……
曾義表示，實在受不了那裏的艱苦生活和工作環境，大家只能抱頭痛哭，卻從來不敢提出回國。「不少人出來時付給仲介的幾萬元錢，還是家裏東拼西湊借來的，家裏人就指望著他們打工還債，回老家蓋房子。」於是，大多數研修生只能選擇隱忍。
日本僱主：他們是廉價勞工
然而，曾義他們的隱忍並不能真正得到別人的認同和尊重。不少研修生說，他們經常受到上司的辱罵：「混蛋！好好幹活！」正在復旦大學留學的日本學生關駿一郎坦言，無論是否通過合法途徑入境，在不少日本人的印象中，這些研修生就是打黑工的。「我覺得他們在日本的狀況就像中國進城的農民工。」
關駿一郎說，在日本，這些研修生可以說是最低層次的勞動力，不少公司看中他們的原因只有一個，便宜。「在麥當勞之類的快餐店、便利店打工，像我這樣的日本人一般900日元/小時，但中國研修生可能只有500-600日元/小時。」
便宜，令不少勞動密集型的日本公司十分青睞「價廉物美」、容易操縱的中國研修生。而不少日本機構也看準了這個「商機」。
關駿一郎稱，據他所知，有些語言學校給研修生發留學簽證，只要求他們註冊，卻不需要上課，任由他們打黑工。
「總體來說，日本是個法治國家，很多公司並不敢明目張膽違反法律。他們往往使些小伎倆，找合同約定中模糊不清的地方來鑽空子。」
國內仲介：「娘家人」成「周扒皮」？
「研修生遭受不公平對待，日方公司能鑽到合同中的空子，國內的仲介應該負很大的責任。」華東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副教授管教授坦言，仲介本應是研修生的「娘家人」，可現在卻成了「周扒皮」。
「比如說，進入訴訟階段後，起訴的主體可以是研修生，也可以是仲介公司，因為勞務合同其實是仲介跟當地公司簽署的。但是，這麼多研修生勞資糾紛中，仲介處於集體失聲的狀態，幾乎沒有幫研修生共同起訴的，這很說明問題。」
2009年1月，研修生施駿向日本《新華僑報》投訴：「當時浙江某仲介公司招工時說得很好，每週工作的時間不超過40小時，超過的都算加班，第一年每月的研修津帖是60000日元，第二年的技能實習是月基本工資130000日元。於是，我們交了26000元人民幣的仲介費來當研修生。」
可實際上，到了日本，施駿才發現，基本工資、加班費、休息日等都遠少於合同約定。「我們跟仲介交涉，他們只讓我們等。」更令施駿氣憤的是，第二年，這家仲介公司又非法向他們徵收了200000日元（近15000元人民幣）的管理費。最終，當施駿等人跟日方公司交涉時，他們卻在2008年7月被開除了。此時，原本可為他們做主的、擁有完全資質的仲介還是不管不顧。
在管建強教授看來，這樣的案例中，國內的仲介公司充當了極不光彩的「幫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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