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
“文化大革命”是邪恶中共疯狂的大曝光。
中共欺骗人民说，“文化大革命”是毛魔头晚年的错误被少数人利用所致。许多不愿动脑的中国人也就接受了这个谎言。
可是你为什么不问一问：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少数人的错误就掀起不了这么惨烈的人祸呢？（在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都可能犯错误啊）一个人或少数人的错误竟然能导致如此惨祸，那说明这个体制也真是有大问题啊！一个良好的体制应该是能限制错误的泛滥的呀。
历史的真相是：整个中共都有组织的参与了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有组织、“有法可依”地去做，又怎么能做到这种波澜壮阔的程度呢？
历史表明：唯有在共产邪恶主义制度下才会发生如此的惨剧！在一个正常的、良好的社会里，任何少数人的错误都会受到整个社会的机制的制约，使得整个社会不致于出现剧烈的动荡。唯有在共产恶党统治之下，少数人的“错误”才能大行其道。因为，这个恶党正是把错误当作最崇高的东西来推广的。这个邪教存在的最大爱好就是对社会犯罪，因为这正是它的本性。在它治下，好人是没有用武之地的，而越是邪恶的东西却越有广阔的市场……
《九评共产党》称这段历史为“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文化革命是共产党邪灵附体全中国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
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遮掩起来而不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3万3千6 百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万5千196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多达4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分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分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分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富治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分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其他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
继北京遣返地、富成分的人去农村，农村也掀起了又一轮对地、富成分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其中要点之一是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情报，协助抄家。大兴县的屠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在广西一省有9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2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1万9千多人。单从这一省的统计，就有近5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
文革中，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泽东当年讲的这句话在肆虐一时的造反运动中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那么暴力和杀戮也就广泛传播开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2778户，共4519人。全地区10个县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 天。这仅仅是文革暴行中，一个地区的一个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35万余人被杀的血案。 1968年在广西有数万人参与了对“四．二二”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11万。
由此可见文革中的暴力屠杀首案、大案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共产党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杀百姓。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员警、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如果说，土改是为了土地而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而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份子缄口，那么文化革命中这种你斗我，我斗你，并无哪个阶级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产党依靠过的工人农民，只要观点不一致，就可以杀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就是为了造就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大势。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产党、毛泽东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一定要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脑中。空前绝后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规定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么可以做，要怎样去做，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国人民实行着宗教崇拜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晚两次政治祷告。认字的人几乎人人写过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言必称语录，“狠斗私字一闪念”，“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毛主席语录。进而到不背语录、不敬祝就无法在食堂买饭。买东西、坐汽车、打电话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语录。人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或狂热兴奋，或麻木不仁，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党的邪灵之下。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业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
下面我们现再通过预言家的视角来透视中共治下阴阳反背的社会：
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第 2纪第 41首
英文：
The great star will burn for seven days,
The cloud will cause two suns to appear:
The big mastiff will howl all night
When the great pontiff will change country.
中文：
巨星将燃烧七日不息，
云雾中天上好像有两个太阳；
狰狞的巨犬整夜的狂吠，
当大教皇要改变国家。
这首是预言了毛泽东在1966年，为了打倒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又一次深重的灾难。
本诗前两句“巨星将燃烧七日不息，云雾中天上好像有两个太阳”，是指在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两个主席，一个中共主席毛泽东，一个国家主席刘少奇。这里的“巨星”指的就是刘少奇，而“燃烧七日不息”中的“七日”实际是作为时间状语代表“七年”，一方面指刘少奇在1959年后的第七年1965年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另一方面更主要指他在1962年到他被中共迫害致死的1969年，这七年间，是这个中共首脑人物，作为一个被唤醒了些良知的人，在其人生中“燃烧”最辉煌的年月。
1959年到1961年，由于毛泽东和中共的暴政，在中国造成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中华大地上的一幕幕惨状，使得铁石心肠的人也不忍动容，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此惨祸唤醒了良心，认为中国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他鼓起勇气反对毛泽东对老百姓疯狂横征暴敛的政策。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是中共党史上规模最大的会议，一月二十七日，在这天的全体会议上，一向谨慎小心的刘少奇，当着毛泽东的面，对着七千名中共政权骨干，丢开了中共准备好的《书面报告》，讲出了真话：形势不好，“人民吃的粗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
刘少奇又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的讲话在与会者心里激起强烈共鸣。有刘少奇出头，中共干部们争先恐后地发言，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反对大跃进政策再继续下去。激烈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最后，毛泽东不得已作了“自我批评”，被迫容忍从一九六二年起，把征粮指标大幅度降低。中国的大饥荒终于结束了，可是毛泽东从此对刘少奇恨得“咬牙切齿”。（见张绒《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以后的几年里，刘少奇等人对一些政策作了修改，对人民生活有关的产业投资大大增加，在农村许多地方还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不到一年，人民的生活明显改善，也很少再饿死人。刘少奇等还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千万人平反，同时试图给五七到五八年打的右派分子“摘帽”。文化艺术业也有了些复苏。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全国上下组织了欢庆活动，街头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拿着彩旗，舞着狮子，放着鞭炮，并排举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像。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导：“毛主席刘主席都是我们最爱戴的领导人”。就像本预言中所讲的：一时间，“云雾中天上好像有两个太阳”。
中国出现“两个太阳”，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他一定要打倒刘少奇，同时也为了报“七千人大会”的“一剑之仇”；但是刘少奇在党内的威信日增，依靠党内力量来打倒刘少奇不那么容易，于是毛泽东发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群众运动”。
本诗后两句“狰狞的巨犬整夜的狂吠，当大教皇要改变国家。”就是预言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时的情景。这里的“大教皇”是指毛泽东这个中共邪教的教主，而“要改变国家”，就是毛泽东要打倒当时中国当权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里“狰狞的巨犬整夜的狂吠”，预言了在1966年8月7日，毛泽东写好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在中共八届十一次全体会议散发，这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人，这一天正好是“戊戍”日，是个“犬狗”日，所以说“狰狞的巨犬整夜的狂吠”；我们知道在中外预言里，形容《九评共产党》的发表，用了“雄鸡一唱”来预言，用“鸡鸣”来表示用文章来“出声评论”；那么，毛泽东的《大字报》也是很特别的用文章来“发声”的方式，所以，《诸世记》预言用了毛泽东在“狗”日里“巨犬狂吠”来表示。
“狰狞的巨犬整夜的狂吠”后的第二天，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不是老天爷存心要骂毛泽东，实在是毛泽东那篇“狗日”的文章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太大，在十年文革的“凄风苦雨”中，全中国至少有十分之一的家庭受到冲击，几百万人死于非命。
刘少奇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号“革命”对象──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解除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然后被残酷打倒；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公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通过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中共这个罪恶邪教杀人如麻，它的党内斗争也特别的残酷，其组党以来，中共自己杀的党员，比起党的敌人杀的中共党员总数要多得多；不管你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好，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或赵紫阳也好，只要你违背了中共邪教的“党性”对人民还有点“良心”，你就很难逃脱被中共害死的命运。
1968年，刘少奇长期被固定捆绑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他的颈部、背部、臀部、脚后跟都是流脓水的褥疮，疼痛难忍。由于他疼起来时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干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一个硬塑胶瓶子。到他临去世时，两个硬塑胶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芦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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