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7日讯】我的老友约翰‧亚历山大上校（Col. John Alexander）在美国陆军情报安全指挥部（U. S. Army Intelligenceand Security Command）担任尖端人类科技处总长（Chief of Advanced Human Technology）期间，为该部部长毕‧司塔伯班少将（Major General Burt Stubblebine）安排了一次到圣地牙哥实验室的参观行程，时间是一九八三年的一月。同行的有亚历山大上校以及该部的科学顾问艾德温‧史毕克曼博士（Dr. Edwin Speakman）。我们在这次参观中安排了植物及人体体外细胞展现“生物通讯”能力的示范。
一九八三年三月间，该部多次再度派员造访我们的圣地牙哥实验室。同年七月，我前往该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总部，花了几天时间与约翰‧亚历山大一起检查重复人体细胞体外实验所需器材。这次的重复实验非常成功，其间有效地观察到人体细胞在相距十二英尺的状况下所展现的“生物通讯”证据。在另一次架构较不严谨的实验中，研究者则观察到细胞间相距五十英尺时所产生的反应。
一九八五的上半年，实验室成员除了史帝夫‧怀特之外，又增添了一位义务帮手──强‧史贝勒（Jon Speller）。早在纽约市，当我们准备第一份公开发表的“生物通讯”报告──〈植物具有“原始感知”的证据〉──的时候，强就已经帮了非常大的忙。一九八五下半年，在强‧史贝勒的协助下，史帝夫‧怀特与我共同撰写了一份报告，名为〈“生物通讯”能力：细胞捐赠者与体外白血球间的感应〉（Bio-communications Capability：Human Donors and In Vitro Leukocytes）。经过介绍，我们将这篇报告投稿至《国际生物社会学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social Research）。由于实验涉及人体细胞（生物），而我的专业背景又是测谎（社会），这份期刊对我们而言似乎非常恰当，而他们也接受了这份报告。（注2）
报告刊出前，我在华盛顿特区的宇宙俱乐部（Cosmos Club）作了一场演说，演说中包含了报告中的内容。由于强‧史贝勒透过俱乐部的一位会员为我们牵线，我们才得以使用这个著名的俱乐部。这名会员是海军的退役军官麦尔斯‧杜瓦上校（Captain Miles P. DuVal），以撰写有关巴拿马运河的文章而闻名。
在门厅的墙上，诺贝尔奖得主的照片一字排开，卡尔‧萨根（Carl Sagan）的照片非常显着。听众是一群个别邀请的当地科学家以及政府职员。在演讲中，我们放映了报告中所提到的，所有十二个白血球样本的实验样例。我并不确定宇宙俱乐部当时是否有准备在自己的地盘上看到这样“前卫”的实验结果发表，但是这场演讲的反应还不坏。
同样是一九八五年，在报告还未刊出之前，我受邀至分子矫正医学学会（Ortho-Molecular Medical Society）演讲，题目是“人体白血球与其捐赠者间的‘生物通讯’交流”。这个学会的医生们相信补充维他命及改善饮食有助于病人复原，莱诺斯‧鲍林（Linus Pauling）也是其中之一。由于当时刚过六十岁生日，我还在演讲中提到自己常年服用天然维他命E和维他命C。要不是莱诺斯‧鲍林提醒我他有个与我同年纪的儿子，我还在为自己的活力沾沾自喜呢！
注2：克里夫‧巴克斯特与史帝夫‧怀特合著，〈“生物通讯”能力：细胞捐赠者与体外白血球间的感应〉（Biocommunication Capability：HumanDonorsand In Vitro Leukocytes），Backster Research Foundation,Inc.，一九八五年。发表于《国际生物社会学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social Research），卷7，第132至146页
（转载自博大出版社《植物，也有情绪》一书）(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