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富兰克林的眼光，他杜撰的这位杜古德夫人具有讽喻意味地梦想进入哈佛学院学习。那所学院的门由富裕和贫困把守着。凡是未经富裕推荐的求学者，一概由贫困拒之门外。而在那所殿堂之内，学识高踞在宝座之上，从地面到宝座是难以攀爬的阶梯。
这些文章全都是用化名写成，也不敢公开投稿。富兰克林用伪装了的笔迹誊写后，在夜间将稿子塞进印刷所的大门。第二天早晨詹姆士开门时发现后，把它拿给自己的朋友看，文章居然得到了大家的赞许。詹姆士和朋友们猜测文章的作者，纷纷举出他们中的佼佼者的姓名。这样的评价使富兰克林在一旁听了喜出望外。对文章加以好评的这些人或许称不上什么专家名士，但正是这些赞许增强了16岁的富兰克林在写作方面的自信心。富兰克林还撰写诗文讽刺当时在新英格兰的诗人中写得最多的挽诗，因为挽诗的作者常常将莫须有的美德和业绩加到死者身上来加以赞美和哀悼，使得挽诗具有一种虚伪的、套话连篇的格式。
这一系列署名杜古德、在挽诗问题上大发议论的作品到1722年6月25日停止发表了，因为从这个月起，富兰克林兄弟及其朋友们不得不全力应付一场严重的事端。
詹姆士的《新英格兰报》自1721年8月7日创刊以来，屡屡刊登代表当地激烈思想的文章向保守势力挑战，已经引起了地方当局的注意，为了除掉这个与众不同的新的声音，他们在等候时机。1722年6月，这个机会出现了。6月11日，《新英格兰报》登出一篇虚构的从新港寄出的信，信中说有人看到海盗在那一带海岸出没，“我们从波士顿得到通知说，麻萨诸塞政府正在装备一艘船（“飞马号”）去尾随海盗，由彼得•巴比伦船长带领，人们认为，只要风和天气许可，他将在本月的某个时候出航。”
文章刊出后，麻萨诸塞参事会借口这是蔑视当局，下令逮捕了詹姆士，审讯以后将他关押在波士顿的石筑监狱里。一个星期后，詹姆士告诉参事会说他“确实感到衷心地抱歉”。又过了一个月，波伊尔斯顿医生为詹姆士出具证明说，犯人的健康因监禁受到损害，詹姆士获释了。
在哥哥被捕的日子里，富兰克林独自继续出版报纸。他的第8篇署名为杜古德的文章标题是《一篇伦敦杂志的摘要》，文中写出了他的心声，“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智慧这类东西；而没有公众自由这类东西就没有言论自由；这是每个人的权利，正如由于这权利，他不能损害或控制他人的这一权利……。谁要颠覆一个国家的自由，必先压制言论自由。”他又写道，“一段日子以来，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对一州来说，危害更多的是虚伪地声称忠实于宗教还是公开地亵渎神圣。但最近的一些这种性质的思想使我倾向于认为两者中伪君子更为危险，特别是假如这个人还占据着政府的职位的话。……如果在新英格兰我们有了或像是有了这样的例子，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最好地证明我们对宗教和国家的爱，那就是，把欺骗者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使受骗者不再受骗……”富兰克林在支持自己的哥哥。
詹姆士一出狱，他的悔罪的心情也就无影无踪了。《新英格兰报》在舆论界独树一帜的面貌依然故我。1723年1月14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严厉地写道：“有许多人看上去比一般人更信教，但在几件事情中却比那些声称一点也不信教的人恶劣得多。”这一下，参事会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们下令“禁止詹姆士•富兰克林继续出版《新英格兰报》或任何其他这类性质的小册子或文件，除非事先经过本省秘书的检查。”
在这种形势下，詹姆士和他的朋友们在印刷所举行了一次会议，以决定对策。有人提议改变报纸的名称来避开法令的规定，但詹姆士认为变换报名会带来许多麻烦。最后，大家决定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继续办报。为此他们又商定将当初签订的师徒合同还给小富兰克林，并在合同背后注明解除合同规定的一切业务，意在不引起州议会的非难，指责詹姆士仍在通过自己的学徒出版这份报纸。同时，为了保障詹姆士作为老板和师傅的权益，双方另外签订一份新的适用于未到期的师徒关系的合同，这份合同将不予公开。立即，弟兄俩将这些办妥了。这样，《新英格兰报》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义继续发行。
然而，几个月过去，富兰克林兄弟俩之间的不和日益表面化，终于达到不能相容的地步。
从富兰克林跟随兄长学艺以来，詹姆士就视弟弟为普通学徒，认为弟弟应当像其他学徒一样为他服务。小富兰克林则认为两人毕竟是弟兄，詹姆士对待自己应有别于其他学徒，所以常常感到哥哥的某些要求过分地降低了自己的身份。有时候，两人在父亲面前为此发生争执，小富兰克林一般都能得到父亲的支持。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在印刷所冲突起来，詹姆士的脾气急躁，常常对弟弟拳脚相加，伤害了两人的手足之情。
富兰克林一直觉得学徒生活令人生厌，渴望能早日结束它。前一年，当富兰克林用化名为报纸写稿的事被发觉后，一向拿他当孩子看待的詹姆士的朋友们不禁对他刮目相看，而詹姆士当初虽然也曾赞赏过那些文章，一旦知道它们是弟弟所写并因之受到朋友们的器重，心里却感到不是滋味，唯恐弟弟会过分自负，更加不服管教。弟兄俩的隔阂加深了。
哥哥被捕的事件发生后，富兰克林站在哥哥一边，对当局的所作所为十分愤慨。在他独自主持报务期间，他撰文对当地统治者冷嘲热讽来支持哥哥。但是他希望摆脱学徒地位的心愿没有变。这次詹姆士表面解除与他的师徒关系无疑是一次机会。尽管暗中有另一份合同，但富兰克林料定哥哥在当时的情势下是不敢将它公开的。在那以后的几个月中，富兰克林常常利用旧合同已被作废的事实来维护自己的自由和权利的做法，更加激怒了詹姆士而以加倍的暴戾对待弟弟。对此，富兰克林在多年以后也承认自己当时利用哥哥的不利处境来摆脱学徒身份是“趁火打劫”，是不公正的，但这种做法源于不满哥哥对自己的苛酷。他说：“我想我哥哥对我的粗暴专横的态度也许是使我在后来的一生中对独断专横的强权怀有强烈反感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