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拍摄场地搬到了莫比尔，斯皮尔伯格接受了他拍《大白鲨》一片时的教训，把特技镜头一直放到最后才拍，新闻界一律被严格地拒之门外。《第三类接触》的拍摄情况是好莱坞保护得最好的秘密。
莫比尔成为彻底与世隔绝的密封拍摄场。演员和剧组人员工作、吃饭，有时甚至睡觉都在这个憋闷的机库中，足以够30多个房间使用的空调设备也无法使人适应这里的一切。剧组时不时会出现在莫比尔较偏僻的地方。有位剧组成员叹息说：“我不是说它不是一座好城镇，我只是希望条件再好一些。”没有人能在没有证件的情况下走进现场，甚至包括斯皮尔伯格自己，如果他忘了带证件，也会被禁止人内，他只好住在现场外的汽车房中。剧本只印了几份儿，只发给需要知道内容的人。多数演员只能得到有关自己那部分的台词本，其余的台词都被黑布遮盖了起来。这里还特意为拍特技的那些被蒙在鼓里的人们留出了房间，许多次要的演员甚至不知道影片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嗅觉敏锐的记者们经常会被某些对影片情节的议论引错了方向，但也有些摸对路子的。
烦躁的特拉福特要求在工作场地内为他专设一间办公室，他每天用6小时时间写出了他的新片于《爱女人的男人》，甚至还写出了下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影片《绿房子》中的一部分。当他看到斯皮尔伯格的思路受到局限时，他就把自己那部分对白重写一下，或给他在巴黎的朋友写上几封信。他坦率地对他们说，他发现斯皮尔伯格是位罕见的天才，他幽默、有耐心，而且在他身上还有一种无法遏止的热情。“这个飞碟片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他告诉塞格•罗赛奥，“这是他正在实现的一个童年的梦。”
另一方面，他认为这部影片在煞费苦心的技术手段操纵下，几乎没有一点理性的说服力，他也忍不住跟斯皮尔伯格说过。他告诉斯皮尔伯格：“为了当好一个讲故事的人，你必须要有生活，如果你的故事与生活无关，那你充其量不过是个非常好的手艺人。”
很多年以后，斯皮尔伯格在这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他认识到特拉福特是对的。特技福特观察了斯皮尔伯格与戈里•戈菲的合作后，又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你该拍个儿童片，”他说，“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孩子。” 这番话就这样成了《E.T.外星人》的萌芽。斯皮尔伯格大概没有意识到这位法国先生曾经给许多人提过建议，他深深地被特拉福特的劝告所感动。
鲍伯•巴拉班回忆说：“我在特拉福特身边呆了9个月，他告诉我，作为一个导演，你最好把精力集中在你真正感兴趣的东西上，因为每个电影都将拿走你生命的一部分，生命是短暂的。他说他所在乎的就是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
除了哥伦比亚董事会那些忐忑不安地一趟趟到莫比尔来监督和证实他们的钱没被浪费的成员以外，来现场最多的还有艾米•欧文、罗伯特•札梅其斯和鲍伯•盖尔，他们拿着当时被叫做《升起的太阳》，后改为《1941年》的本子定期来到这里找斯皮尔伯格商讨。斯皮尔伯格参加了8天全天的拍摄导演，夜里，他感到自己“被这个疯狂的剧本无法抗拒地拖到了大街上。”为了调动想像力，他们几个看了许多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
卢卡斯的《星球大战》中曾用过的几个表现太空大战的镜头就是从战时飞行纪录片上录制下一些动作镜头。这些陈旧的影片中的真实人物虽说不能完全却也基本上都能从《1941年》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与《1941年》最相像的一部影片可算是斯坦利•克拉摩尔1963年的那部《这是个疯狂的世界》。
朱丽娅•菲力浦斯的脾气越来越坏，并常常由于生活中的压力和可卡因的缘故产生一种偏执妄想，她鄙夷地称札梅其斯为“小东西”，她绝望地感到斯皮尔伯格正默默地建起他自己的相互信任的合作圈儿。在这个圈子里她和其他制片人将毫无位置。
特拉福特也让她生气，她固执地认为他的耳聋是装出来的，而他也认为她是好莱坞的妓女。朱丽姬同样不欢迎欧文，她似乎逐渐成为斯皮尔伯格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而且她在操纵个人感情方面并不是那么不在乎。朱丽娅猜想她一定是善于算计和耍手腕的人。她说：“每次当艾米担心失去史蒂文时，她就会用痛哭流涕地认错这招儿。”
菲力浦斯为《第三类接触》的相关商品签了一份有利可图的协议。《第三类接触》之后，斯皮尔伯格与洛杉矾商人山姆•格罗斯曼为经营《1941 年》和其他一些影片的副产品成立了“娱乐商品公司”，阿姆伯林市场部门成为最大的获利者之一。几年之中，他们都给所有销售标有他们的电影名字的货品的导演们6％一10％的折扣批发价。这些货品有棒球帽、沙滩浴巾、塑胶玩具、跳棋、汉堡包、软饮料、糖果等。
仅这类生意算起来就让他们赚了将近几千万美元。连菲力浦斯都为副产品的规模感到惊讶。1991年，她抱怨道：“有时我想电影几乎快成了搭卖品了，就像麦当劳免费赠送的小物品，这些附属品带来的钱比电影本身带来的还要多。”50种带有《E.T.外星人》标识的产品被允许销售，到了《诛罗纪公园》放映时，产品类别总数已高达上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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