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3日讯】一九九七年七月号的《太阳杂志》（Sun Magazine）刊登了一篇标题为〈植物回答了〉（The Plants Respond）的文章（注12），引发精彩的讨论。读者在九月到十二月号的投书中表达了非常广泛的意见。其中之一写道：
“我常对这份杂志的作者和编辑如此容易受骗而感到失望。他们的审查应该要更严格，否则，即使出发点是好的，传播出去的想法却可能是坏的。举例来说，克里夫‧巴克斯特宣称：从你嘴里刮下来的细胞会反应你的心情变化──即使你人在三百哩外。为什么从未有人附和这个惊人的发现呢？可能是因为你无法预测这种实验的结果吧。这些文章不应只是与读者分享感受与观察，它们所兜售的声明至少应该能预测到结果才对。但它们没有；反倒是污辱科学，说它不够人性。”
另一位读者写道：
“巴克斯特的声明超乎寻常，因此也需要超乎寻常的证据，但他连一个也没提出。他的实验缺乏重复性及控制性。他的声明是虚构的，不过，还好没什么害处。”
我对二者的回应如下：
这些否定的言词对我来说已经不新鲜了。不幸的是，发表这类批评的人从未尝试了解我的研究，几乎没有例外。自一九六八年首次发表我的发现以来，我已经在三十五个以上的科学和学术团体面前发表过演说，其中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我在受访时解释，“生物通讯”事件必须在突发状况下发生，因此它的重复性会是一个问题。用“超乎寻常的声明需要超乎寻常的证据”这句陈腔滥调来驳斥尚未被广泛研究的新观念是非常空洞的。我由此看到了对科学方法的选择性运用。
一个科学家应该也是满怀着无穷好奇心的敏锐观察家，渴望解释无法以寻常理论解释的现象。我相信我的研究反映了这个原则。没错，科学方法所要求的重复性在意识研究中是一个问题，但我们没有理由忽视这许多指出“生物通讯”确实存在的有力观察结果。
倘若真如其中一封信所说，“有很多研究生会乐意为了大笔奖助金而验证‘原始感知’的存在”，我倒想见见他们。一九七四年起，我开始维持这个设备优良的实验室，大部分为自资，也一直提供想要进行“生物通讯”研究的研究生无限制的使用。但，也由于我们在文中所看到的这些反对者的态度，大多数学生不敢提出相关研究的经费申请。真的表示意愿的人则会被告知这类实验被排在低顺位，有些人则被暗示这样的研究可能会危及他们的未来。
比较正面的一点是，我相信那些心胸较为开放的研究者的态度正在改变。我目前在加州本地仍是一些教职团队以及科研顾问委员会中活跃的一分子，这些团体总计有超过一百位科学家。
也许，我们需要的是对一套完整科学方法的尊重。这套科学方法应该会认同一个观点：勇气是我们探索未知的助力。我在这里转述另一个读者的观点，以平衡那些负面评论：
“我同意那些佛教和印度科学家所说的──他们问巴克斯特：‘是什么把你耽搁了？’在我看来，令人惊奇的不是巴克斯特的植物通讯实验，而是西方科学家普遍忽视明显证据的事实。”
亚瑟‧盖斯顿（一九七五年美国科学促进会研讨会上对我的研究多所贬抑的科学家）说过一句话，代表我一直以来所面对的敌视态度：“我们为什么要为了这种事情浪费时间和研究经费，同时冒着赔上事业的风险？”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无法接受新的观点，那些需要了解的科学家却无法敞开心胸。探索“原始感知”不应该被视为风险。
注12：《太阳杂志》（Sun Magazine，一九九七年七月号）。文章标题：〈植物回答了〉（The Plants Respond），作者：德瑞克‧简森（Derrick Jenson）。
（转载自博大出版社《植物，也有情绪》一书）(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