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3日讯】“海归”回中国后干什么？那些发达国家除了技术以外，难道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在中国派上用场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只要海归们不仅仅是为了加入淘金热潮，只要发达国家让他们钦佩的不止是技术和管理，只要他们对发达国家的社会和人文有过起码的兴趣，思考过一些问题，相信他们会发现值得中国学习和参考的实在是太多了。但如果真要把这些东西付诸实施，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发现，真正把中国和发达国家相区别的，其实并不是技术和管理。
《中国青年报》近日刊登了一篇很有意思的长篇报导，说的是一个从日本回国的海归试图把日本的社区工作移植到中国来的故事。这个叫张靖的海归在日本留学了几年，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一个名叫“公民馆”的社区组织找到了她，因为她是女性，所以专门安排一个日本女人教她日语，穿和服，做日本点心，逢年过节还一起聚会，包饺子、吃月饼。在日本，几乎每个县城都有类似的组织。这些社区工作者都是响应政府号召，自发报名、免费服务的。除了帮助外国人，这些社区组织当然也参与社区管理，帮助邻里克服困难，解决矛盾。
应该说，中国有难以计数的海外留学生曾经在不同的国家有过和张靖类似的遭遇，不过这些帮助不一定都来自社区组织，也有可能是教会、慈善机构和其他非政府组织。
张靖的可贵之处是在接受了这种帮助后并没有把它抛在脑后。她相信这种组织和这种工作对中国是有意义的，所以她回国后想把这套社区工作的理念应用到中国的现实，甚至为此辞掉了外企的工作。但如《中国青年报》所介绍的那样，张靖的努力不但遭遇了不少尴尬，甚至不得不“妥协”。
张靖移植海外社工理念的努力始于通过社区工作者资格证书，然后到北京月坛街道一家居委会工作，后来又被选为居委会主任。当上居委会主任后，她很快就发现，这份工作和海外的社工有天壤之别。
首先，居委会主任是一个领政府薪水的“官”，无论你怀有什么样的理念，别人都把你当官来看，你所做的一切都和“义工”无关；其次，在发达国家，每个社区的居民都把和社区有关的事务看作自己的事务，一有需要居民们都会踊跃参与，而在中国，很多小区居民都是对自己单元以外的事情不闻不问的，自己单元里可以美轮美奂，小区则是垃圾遍地无人过问；再次，居委会主任必须管理很多和义工毫无关系的事务，例如佩戴“治安巡逻”的红袖章巡视大街小巷，这种在理论上是有危险的工作在发达国家只有佩戴武器的员警做才是合法的，绝对不会让手无寸铁的妇女老人去做；此外还有给居民发放免疫手册这类事，在发达国家都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来做并负责解释的。
时间不长，满怀抱负的张靖就发现，她从海外搬来的“先进方式”一旦落到具体事情上，立即就“和传统的居委会主任并无二样”。
实际上，张靖所遭遇的，是中国之所以和发达国家在GDP以外有天壤之别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发达国家的政府权力和社会自治之间有很清楚的界限。该政府管的政府管得有条有理，不会推给社会，因为政府是由全社会交的税收来维持的；不该政府管的，社会和社区会行动起来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政府没有权利插手。只有当这条界限被清楚地划分出来之后，真正的公民意识才会产生。这是文明社会的社区理念和中国社会的居委会现实之间最根本的不同。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