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5日讯】一般怀着对绍兴“水乡”和“古城”印象的人，去完绍兴之后，会怀疑他们是否去的是他们心中的那个绍兴。我的许多朋友，包括我自己，每一次回到那里，多少有一些失落。
但是，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消失。
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和古城的保护，不管是谁想必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最近，因为参与一个北京市的研究项目，翻阅了一些北京城市的建设的材料。更早的我们就不说了，1949年，一批主要由军人和农民构成的统治者开始管理我们这个庞大的国家，经济的困难意味着他们要尽量多的利用老的建筑。所以很多的机关和企业、医院进驻了寺庙、大院。而随着大量的房屋被收归国有，许多的王府和名人故居，被住进了很多各类原因多样的人群。
当时梁思成曾经希望北京的政治中心在复兴门外的三里河一带，以完整地保护北京的古城建筑，因为在梁思成看来，这个经过几百年来所形成的城市规划具有无可比拟的魅力，但是书生是不可能理解政治家的想法的，反正，我们的政治核心，在中南海，虽然不是在紫禁城。而所有的大的机关和事业单位，都是沿着长安街一带一字排开，我工作过十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即使正式成立的时间是在1977年前后，但其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原先就是在长安街东建国门一带。这很不合适，学问是要清净的，好在现在社科院的领导觉得学术不是社科院的主要工作。
反正，这样的规划一确立，北京的城墙被拆毁是不可避免的了。
不幸的是，即使在城市保护成为政治家的口号的时候，梁思成自己的老宅也被拆了一半，而鲁迅、周作人所居住的八道湾也一直被虎视眈眈着。在经济利益至上的时代，文化只能是一个点缀。
绍兴也一样，20年前，我们在绍兴的时候，绍兴还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南起五云桥，北到原来汽车站那边。东西向大约也就两三条路。我1982年到1983年在稽山中学重读的时候，绍兴还有着很多的青石板路，我们上课的教室，曾经是历史上很有名的稽山书院大殿。塔山上的小塔，很有一些荒芜，塔顶上还长着一棵小树。有时候风声紧的时候，我们曾经去“成章小学”（以著名教育家陶成章的名字命名）借读过一段时间。因为依然住在稽山中学里面，所以每天要穿行在新建南路上，这条路很窄，似乎只能允许那些小的三轮车对开。每天早上我们为了躲让自行车，必须在一个一个的刚刷好的马桶间穿行。
两边都是一些小的店铺，上的是一排一排的门板，路边好像还有一个土谷祠，不知道是因为有了鲁迅的小说才有这个祠，还是因为这个祠被写进了鲁迅的小说，而变得让人注意。
这样的一个绍兴，连同绵绵细雨一直留在我的印象里。
但是，一年又一年，绍兴的青石板“一块一块地被运到乌镇”（小怪提供的信息，未经考证），反正绍兴越来越发达，马路越来越宽，绍兴的水乡被设计成一个又一个的开发区，比如袍江，比如镜湖新区。无非是把一些密布的河网填满了，变成一块一块的厂房。因此，每一次回绍兴，总会怀疑，我是否是回绍兴了。
这两年绍兴还搞出一系列的假文物，比如为了扩大鲁迅故居和纪念馆的范围，搞了一个圈地。这样的圈地还发生在大禹陵，趁着一个搞公祭的机会，进入大禹陵需要穿行一个很长的石板路，迁移了当地的住户。旁边弄了许多新的“古迹”。
最大的最不能被我接受的“古迹”是柯岩那边，因为采石或者别的原因，有一块孤立的石头，一直算绍兴的一个风景点，但前几年去突然被围成一个大的公园，里面居然还新修了一个寺庙。在柯岩旁边还有一个假“鲁镇”，说是鲁迅外婆家，但全是新的一些建筑。
所谓中国式的毁灭就是两件事，一是大规模地拆毁传统建筑，将之转变为工商业或现代化的居住处，二是在一个原有的风景点上大规模地做假古董。最后，这个城市变成了新城，但是城市的风骨已经没有了。
我一直没搞清楚，比方在保护老城的基础上，在周边设立新的开发区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对绍兴的决策者来说是否是一个比拆旧城更困难的事。我也反对那些自己过得好好的文人，非要让老城人们继续用马桶的“不思进取”的念头，但是看着绍兴象全国大多数城市一样经受着典型的中国式消失：一个城市广场，几条大的马路、一个步行街、许多假古董。不知道该诅咒谁：难道是骂政府吗、骂城市规划者吗？骂人们没有远见吗？骂自己吃饱撑着了吗？
每一个人绍兴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想像中的绍兴，但于我，即使是闻到了依旧的臭豆腐味道，仍然是找不回那种“雨巷”的感觉。
──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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