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5日訊】一般懷著對紹興「水鄉」和「古城」印象的人，去完紹興之後，會懷疑他們是否去的是他們心中的那個紹興。我的許多朋友，包括我自己，每一次回到那裡，多少有一些失落。
但是，這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式的消失。
一個高速發展的城市和古城的保護，不管是誰想必都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最近，因為參與一個北京市的研究項目，翻閱了一些北京城市的建設的材料。更早的我們就不說了，1949年，一批主要由軍人和農民構成的統治者開始管理我們這個龐大的國家，經濟的困難意味著他們要儘量多的利用老的建築。所以很多的機關和企業、醫院進駐了寺廟、大院。而隨著大量的房屋被收歸國有，許多的王府和名人故居，被住進了很多各類原因多樣的人群。
當時梁思成曾經希望北京的政治中心在復興門外的三里河一帶，以完整地保護北京的古城建築，因為在梁思成看來，這個經過幾百年來所形成的城市規劃具有無可比擬的魅力，但是書生是不可能理解政治家的想法的，反正，我們的政治核心，在中南海，雖然不是在紫禁城。而所有的大的機關和事業單位，都是沿著長安街一帶一字排開，我工作過十年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即使正式成立的時間是在1977年前後，但其前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原先就是在長安街東建國門一帶。這很不合適，學問是要清淨的，好在現在社科院的領導覺得學術不是社科院的主要工作。
反正，這樣的規劃一確立，北京的城牆被拆毀是不可避免的了。
不幸的是，即使在城市保護成為政治家的口號的時候，梁思成自己的老宅也被拆了一半，而魯迅、周作人所居住的八道灣也一直被虎視眈眈著。在經濟利益至上的時代，文化只能是一個點綴。
紹興也一樣，20年前，我們在紹興的時候，紹興還是一個很小的城市，南起五雲橋，北到原來汽車站那邊。東西向大約也就兩三條路。我1982年到1983年在稽山中學重讀的時候，紹興還有著很多的青石板路，我們上課的教室，曾經是歷史上很有名的稽山書院大殿。塔山上的小塔，很有一些荒蕪，塔頂上還長著一棵小樹。有時候風聲緊的時候，我們曾經去「成章小學」（以著名教育家陶成章的名字命名）借讀過一段時間。因為依然住在稽山中學裡面，所以每天要穿行在新建南路上，這條路很窄，似乎只能允許那些小的三輪車對開。每天早上我們為了躲讓自行車，必須在一個一個的剛刷好的馬桶間穿行。
兩邊都是一些小的店舖，上的是一排一排的門板，路邊好像還有一個土谷祠，不知道是因為有了魯迅的小說才有這個祠，還是因為這個祠被寫進了魯迅的小說，而變得讓人注意。
這樣的一個紹興，連同綿綿細雨一直留在我的印象裡。
但是，一年又一年，紹興的青石板「一塊一塊地被運到烏鎮」（小怪提供的信息，未經考證），反正紹興越來越發達，馬路越來越寬，紹興的水鄉被設計成一個又一個的開發區，比如袍江，比如鏡湖新區。無非是把一些密佈的河網填滿了，變成一塊一塊的廠房。因此，每一次回紹興，總會懷疑，我是否是回紹興了。
這兩年紹興還搞出一系列的假文物，比如為了擴大魯迅故居和紀念館的範圍，搞了一個圈地。這樣的圈地還發生在大禹陵，趁著一個搞公祭的機會，進入大禹陵需要穿行一個很長的石板路，遷移了當地的住戶。旁邊弄了許多新的「古蹟」。
最大的最不能被我接受的「古蹟」是柯岩那邊，因為採石或者別的原因，有一塊孤立的石頭，一直算紹興的一個風景點，但前幾年去突然被圍成一個大的公園，裡面居然還新修了一個寺廟。在柯岩旁邊還有一個假「魯鎮」，說是魯迅外婆家，但全是新的一些建築。
所謂中國式的毀滅就是兩件事，一是大規模地拆毀傳統建築，將之轉變為工商業或現代化的居住處，二是在一個原有的風景點上大規模地做假古董。最後，這個城市變成了新城，但是城市的風骨已經沒有了。
我一直沒搞清楚，比方在保護老城的基礎上，在周邊設立新的開發區以滿足經濟增長的需要對紹興的決策者來說是否是一個比拆舊城更困難的事。我也反對那些自己過得好好的文人，非要讓老城人們繼續用馬桶的「不思進取」的念頭，但是看著紹興象全國大多數城市一樣經受著典型的中國式消失：一個城市廣場，幾條大的馬路、一個步行街、許多假古董。不知道該詛咒誰：難道是罵政府嗎、罵城市規劃者嗎？罵人們沒有遠見嗎？罵自己吃飽撐著了嗎？
每一個人紹興人心裡都有一個自己想像中的紹興，但於我，即使是聞到了依舊的臭豆腐味道，仍然是找不回那種「雨巷」的感覺。
──轉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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