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人物
2021年的第一天,耿和在她的推文中,公布了她丈夫高智晟先生在山东的姐姐于2020年5月跳河自杀的噩耗。这是中共法西斯在对高智晟及其亲人的迫害记录上新添的一笔血债。高智晟的姐姐在他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
高智晟先生早年的一些故事
在2021年的宗教自由峰会上耿格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她的父亲高智晟先生在2017年再次被失踪前与她通话时告诉她的一个梦。高先生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说那个梦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景象。
耿静:圣火正在燎原
什么可以摧毁心魔? 慈悲! 什么可以摧毁暴政? 圣火! 江白益西,27岁的藏人,七年前的3月26日,为了信仰自由,留下了五个心愿,点燃了自己的身躯。今年3月26日,红魔猖獗的土地上,这把圣火的燎原之势,正在让那个视信...
专访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
在公开场合,班尼迪克·罗杰斯总是保持低调,但他发言的状态和私下的谈话,总能让人感到一种善良与平和。深入接触罗杰斯之后,发现他有着温和的性情,乐观的心态,以及水滴石穿般的毅力。他多年来在“不受欢迎”的情况下,出入缅甸几十次,只为发掘缅甸人民经受的苦难,让世界听到那里人们的声音;他也不畏惧中共的强权政治,公开多次为法轮功修炼团体发声,揭露活摘器官真相。罗杰斯也有着自己的信仰,那就是“为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发声”。
专访作家杜斌:《长春饿殍战》写作历程
从1999年之前的官媒摄影记者,到关注维权人士、揭共产党真相的独立记者、作家、纪录片制作人,杜斌被中共称为“专门挖政府伤疤的人”。他因此丢掉了《纽约时报》的工作,一度被非法拘禁,但他说,“我做的事情我觉得很值。”在新著《长春饿殍战》面世之际,杜斌接受大纪元专访,畅谈心路历程。
从1999年之前的官媒摄影记者,到关注维权人士、揭共产党真相的独立记者、作家、纪录片制作人,杜斌被中共称为“专门挖政府伤疤的人”。他因此丢掉了《纽约时报》的工作,一度被非法拘禁,但他说,“我做的事情我觉得很值。”在新著《长春饿殍战》面世之际,杜斌接受大纪元专访,畅谈心路历程。
我的中国故事:横渡恐惧之海(20)
几度前往亚洲国家,环中国而行,过国门而不入。唯祖国,不得其入。遥望海天苍茫处的中国方向,心绪沉重如石。望穿秋水,唯有泪光闪闪。总是在起飞回北美的那一刻,赶紧默祷,为亲友,为同胞,为故国。何时拨乌云而见青天?飞越太平洋,故国,越来越遥远。故土,无尽的怀念。
我的中国故事:横渡恐惧之海(19)
冷风中,挥别故国,禁不住潸然泪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拒绝我的香港,竟成为我流亡生涯中,唯一能造访的一小块中国土地,尽管,它很不像中国。
有人权组织在美国加州商场发现了我参与制作的那种人造花,完全相同的产品,英文商标和美金标价也完全一致。包括美国ABC电视台、美国之音等媒体,做了专题报导。总部设在美国的劳改基金会也发表了专项报告,题为“血染的人造花”(Blood Stained Flowers)。美国海关采取行动,查禁这类人造花。
恶势力无处不在,犯人们敢怒而不敢言。我从内心恨透了这个无法无天的场所、这帮仗势欺人的恶霸。我寻思机会,要报复他们,让他们不得好过。
一位算命先生走上来,连声唤着:“绅士!绅士!”执意要为我算命。我漫不经心地说,如果你能说出我的过去,就让你算我的未来。他只说出两句话,便让我惊异。
我的中国故事:横渡恐惧之海(15)
我的中国故事:横渡恐惧之海(15)
然而,我的直觉更准确。面带微笑、神态淡定而极尽礼数的泓,她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迁。我不应该再介入或干扰她的生活。
这份爱情,没有因为与友谊的冲突而夭折,也没有因为空间与时间的阻隔而中断,反而愈益热烈、坚韧、刻骨铭心。于是,连老天爷也嫉妒了,他大发雷霆,让神州大地来了场狂风暴雨——八九民运、六四屠城,终于,将我与泓,生生隔离,隔绝于高墙内外!
我的中国故事:横渡恐惧之海(12)
狭小的监仓,连纵情悲伤的角落都没有。其他几个犯人,就坐在身边。写完,我把头伏在膝盖上,以装睡的样子,一任泪如雨注。
我活着,却被埋葬了,活埋。我不曾意料,在这样的铁石笼子、活死人墓里,前后会被活埋达两年半!这是死亡的体验,或者,对死亡滋味的尝试。不是死亡,胜似死亡;一种逼似死亡的状态,可称之为“准死亡”。连身体的变化,也逼真于死亡状态。活着的,已经不是肉体,只有灵魂。
我心下有数,因为天安门事件成为国际聚焦的大事件,中国政府备受国际压力,虽然把民运领袖关起来,但是否动用酷刑,他们一时还有所顾忌。
关押我的监仓,除我之外,还关有其他犯人,有时三个,有时四个。除我之外,他们均非政治犯,而是经济犯,而且都是出自公安系统的经济犯,即那些犯下贪污、受贿的公安干部。他们也是犯人,却负有监视我的任务。牢中有牢,这是双重的牢狱。
时年二十五岁的我,书生气十足,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因而,不仅没有逃亡,反而前往公安局,与当局“谈话”。尚铭记中国古语:好汉做事好汉当。其间,我继续辅导学生期末考试,有学生问我:“陈老师,你为什么不逃跑?听说吾尔开希都逃到香港了!”我半是幽默半是严肃地回答:“祖国的得失,就是我个人的得失。我愿意与祖国共进退。”
5月间达到高潮。每天游行人数,少则数千,多则十几万,有时达到数十万。珠江两岸,风云激荡;白云山下,旌旗招展。由广东省与香港民运界合作展示的一次大示威,称为“省港大游行”,那日,走上广州街头的游行人数达四十多万。游行队伍像潮水一般,淹没并席卷了广州的主要大街。行进在这样的洪流中,我欣慰地感叹:广州人并非商业动物,他们也渴望民主啊!
天安门事件”,国际上流行的这一定义,指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及其被中国政府镇压的结局。在中国民间,包括海外华人中,这一事件,被称为“八九民运”;又称“六四事件”或“六四屠杀”。中国官方,最先称这一事件为“反革命暴乱”,后来又淡化地称之为“发生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
1986年,校园空气愈加活跃,多元化思潮冲击着年轻学子们充满理想与渴望的心。我和好友频繁举办各种形式的聚会。经春夏两季播种,到了秋天,推动研究生会和学生会联合举办“同济大学文化潮”活动。项目之一,是邀请方励之、刘宾雁等文化名人来校演讲。
“政治体制改革”这六个字,在今日中国,随处可见,其涵义甚至被扭曲。但在1985年,这六个简单的中文字,尚从未在中国的媒体或书籍上出现过。上书胡耀邦,我成为最早提出这六个字的人之一。
的中国故事:横渡恐惧之海(3)
我的中国故事:横渡恐惧之海(2)
出狱后,发现父亲变了。再也没有了迷信“毛主席”的痕迹。父亲完全看穿了共产党的本质。他理解儿子,理解民主,对我的所思所为,不仅没有半点责备,而且毫无犹疑地,予以赞同和支持。
中国经贸官员的流亡纪实:走出红尘(10)
国经贸官员的流亡纪实:走出红尘(10)
我的中国故事:横渡恐惧之海(1)
这一切,构成我最早的记忆。三岁,开始模糊记事的年龄。捆绑,批斗,毒打,这就是毛泽东为他的“文化大革命”所设计的场景。毛泽东发动文革,原本出自他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却演变成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中国经贸官员的流亡纪实:走出红尘(9)
大约在一九八八年,我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常驻的时候,一次使团活动,一位德国的外交官带着他九岁的女儿安妮娅和我聊天,他突然直接了当的问我:“您对世界末日这件事是怎样看的?”
中国经贸官员的流亡纪实:走出红尘(8)
我决定通过机要通道递送大法资料,这是唯一的办法。我已无所畏惧。给中央、国务院所有领导人,所有机构,从政治局一直到各部委全面递材料,把所有师尊和法轮功的真实材料都递给他们,还包括全国的媒体等让他们都知道法轮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是怎么回事!这一亿修炼群体孰是孰非;那些捏造和诽谤来自何方;法轮功没有触犯中国的任何一条现行法律,特别是宪法。
中国经贸官员的流亡纪实:走出红尘(7)
我不由得驻足观看,寻找、识别我曾经短期工作、长期工作、过往和生活过的地方,罗马尼亚、俄罗斯、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布鲁塞尔、肯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香港……亲切熟悉,岁月像翻过去的日历一页一页又重现脑海,那是当外交官的生命历程,踌躇滿志,无限风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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