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谁享受改革成果？谁付出改革代价？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一名高级领导人说，被软禁达18个月之久的昂山素姬将在数天内获释。如果昂山素姬真的获释，在政治上会产生多大影响呢？

陈光荣，男，现年50岁，回族，被捕前系西安市花园商场总经理，1998年3月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盗窃国家文物罪”判处无期徒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同年8月终审裁定维持原判，2000年7月再次驳回陈光荣的申诉——屈指算来，陈光荣已含冤入狱四年多时间了......

美国总统布什的外交政策有愈来愈向克林顿政府外交路线靠拢的趋势。包括对中东和平进程涉入日深、对俄罗斯展现主动、长期在海外部署美军部队，及协助阿富汗等国的重建工作等，这些布什过去排斥的政策，都已成为其施政方针。

各位领导，我叫陈光荣，现年四十八岁，回族，西安市人，住西安市莲湖区大皮院167号，捕前系西安市花园商场总经理。2000年7月7日收到陕西高院（2000）陕刑监字第7号驳回申诉通知书，维持（1998）陕刑二终字第13号刑事裁定书，仍以莫须有盗窃罪，判处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现在陕西省汉中监狱服型。为使各位领导能在...

虽然“王储”胡锦涛30日在华盛顿展开旋风外交，一个下午和傍晚见了美国财政部长、商业部长、国务卿、国会两党领袖，另加16名联邦参议员，但次日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对此却没有一个字的报道。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两家颇有影响力的报纸，却不约而同地大篇幅报道了另一个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移动长城”的篮球明...

近来很多论者撰文指出“反华势力资助论”的可笑，日前宣扬该论的中共公安部长贾春旺更被讥为“假蠢妄”。笔者认为，“反华势力资助论”出笼的根本原因一言以蔽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一个人偷了别人的东西，被抓住后说：“是我一时疏忽，把别人的东西放在我的口袋里了。”这不是笑话，而是事实。事情不是发生在无法无天的社会，而是发生在香港，盗窃者也不是市井无赖，而是社会贤达兼教授。

布什把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鲜称为“邪恶轴心”，引起舆论波澜，三个当事国齐声回击，中共也跟着谴责美国，一向与美国总要作点对的法国，也指责美国这种说法“简单化”。

二、对改革的反思

整个国际社会其实是在记者亲临北京市区以及公使馆现场之后，才通过他们的报道了解了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刻骨仇恨以及公使馆当时所面临危机的严重程度。这种普遍的仇外情绪和疯狂诉诸暴力的事实，令来自西方世界的眼睛和心灵感到相当的困惑和震惊

(中央社记者张声肇纽约一日专电) 华尔街日报今天刊出一篇评论，质疑胡锦涛是否能够领导中国大陆进行必要的民主改革，也对胡锦涛藉季辛吉打“台湾牌”表示不敢苟同。

即使江泽民不废黜胡锦涛和温家宝﹐由他控制国安会议﹐拉擡曾庆红﹑吴邦国等亲信﹐再由他们给江泽民儿子江绵恒保驾护航﹐江泽民王朝就可以延续下去了。

新闻自由是民主自由的基石和重要表现形式。不管对民主的理解是怎样的，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任何形式的民主。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在新闻传播媒体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的今天，尤其是互连网的出现，使世界上所有专制国家的独裁政党和政府面临灭顶之灾，他们在节节败退中苟延残喘，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清华大学水利系黄万里教授说：三峡大坝修成之后将使金沙江与四川盆地下来的河槽中的砾卵石和部分泥沙在重庆沉积下来，形成水下堆石坝，堵塞重庆港，其壅水将淹没合川、江津等城镇（合川、江津为重庆上游的城镇），殃成数十万人淹毙的惨剧，此坝永不可修。

作为《大纪元》的忠实读者，我经常喜欢将《大纪元》中的好文章转贴到自己常去的一些ＢＢＳ中。当然，到大陆网站贴帖子，就需要谨慎的把一些敏感的词语删掉或者改头换面。在言论失去自由、人权失去自由的当今大陆，老百姓已经习惯于对那些连最高元首都不相信的各种政治政策阳奉阴违了。公共场合，大家共同抬出些官面上流行的“谎话”应付一下上下...

中国加入WTO﹐除了博得那些整天沉溺于遭受西方列强欺压的狭隘民族主义者们一片叫好声之外﹐并不能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任何好处﹐相反﹐WTO比当年俄国经济的“震荡疗法”杀伤力更大﹐对大陆的国有经济构成毁灭性打击。

把焦点集中胡的个性特制上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在中囯共产党（一党专制）统治下，又能有多少个体成员之间的差别？在看待中国政治时，我们为什么一错再错地过度重视中共领导人个人特质，夸大某个个人的重要性而同时又低估其他领导人的潜力？难道美国还要再次在中国问题上栽跟头？

最近从网上看到中国大陆公安部长贾春旺抨击法轮功政治化，宣称美国拨款支持法轮功活动的消息﹐读后甚感诧异﹐真搞不明白为什么堂堂一个公安部长如此信口雌黄﹐似乎根本不了解法轮功﹐也不懂美国的政府运作。

研究一下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史就明白，日本对华政策的精髓之一，便是制造或维持中国的分裂混乱局面，扶持腐败无能的中国政府。当年的济南惨案和黄姑屯事件，就是想阻止中国统一；后来赶在蒋介石“安内”之前发动侵华战争，也不能说是巧合。要不，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当面向日本政要感谢日军帮助他夺得了江山呢？

他近来的发言和公开发表的文章，对未来的中国民运，似乎已经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他的这种大智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天分，也是表面上陷入低谷的中国民运渐趋成熟的明证，是民运必将绝地重生的信号。

“善未易明”不是否认有善恶之分；“理未易察”也不是否认世界上存在着“真理”。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本着自己所确知、所确信的“善”与“理”去说话。但是我们又必须随时随地警惕自己，我们的所知、所信未必是绝对的“善”，绝对的“理”。我们要永不停止地争取说话的“自由”，但同时又必须“容忍”别人发言的“自由”。我们的容忍也有一个极限...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这个年代，人类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最荒唐的闹剧：“稳定”两个字堂而皇之地成为当权者镇压善良百姓的借口。可是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借口被沉默地认可了。

改革到底为的是什么？我们在改革中究竟得到了什么？”

在一个没有起码公正的社会中，制度性的缺德状态决不会有根本改变。官方提倡的任何“德”，不但治不了“国”，反而只能继续强化缺德行为的泛滥。

当大部分中国农民于八十年代初期勉强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很快又呈现出新的贫困形式：资金短缺。按农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缺钱”。这是一种相对贫困，相对于城市出现的贫困，即通常所说的“城乡差距”，这一差距在近十年里急剧扩大。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四月下旬所作的民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政务司司长曾荫权﹑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律政司司长梁爱诗的民望均比三月份所作的调查全线下跌。

比利时万.安特卫普报（Gazet Van Antwerpe）2002年4月15日载文报导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到江泽民集团迫害，题目是“当街道上的体操变成了死刑之‘罪’时”。撰稿：Desiree De Poot，译文如下。

在任何社会，良知者都是少数，因而也就更为珍贵。一个能够保护少数良知的制度，必 然激励整个社会的良知和提升整体道德水平。保护少数良知者的权利，不仅是政府的责 任，也需要全社会的支援。在中国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我在呼吁政府尽快释放杨建利并 允许流亡者自由回国的同时，更呼吁来自民间社会的支援。

表面上世界各地、各民族、各国家都有其独具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但在民主政治、开放社会、自由经济的体系内已彼此容忍、尊重，尤其在资讯发达、交通便利的地球村时代，彼此学习、接受，用精取宏，形成“中庸之道”，即今天所谓的中间路线而一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