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民运
中共现在给王炳章加上"暴力"﹑"恐怖"等罪名﹐别忘了﹐最主张暴力恐怖﹑而且行使暴力恐怖的就是中共自己。而且如果它真正反对所谓暴力恐怖的话﹐那么对主张和平﹑理性的杨建利为何逮捕了超过半年仍然不放﹐也没有对外正式宣布他的罪名﹖可见中共要加什么罪名完全根据实际需要﹐同和平或者暴力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中国政府不是一个代议制政府。在这一前提之下,它根本不具备征税的合法性。因此,政府对刘晓庆的“征服”就不是“显示出政府对贫富悬殊问题的重视”,而是显示出政府对自己和刘晓庆之间贫富悬殊问题的重视。同样,刘晓庆根本不是偷“大家”的钱,因为没有任何法律理性使人们确信,这钱在此之前的“国有”状态就等于是“大家”的,或者被“政府”收上去了以后能服务于“大家”的利益。
现在,当局对法轮功的大规模镇压,取得了事态平息的表面效果,但是以法轮功的国际化程度和信徒们捍卫信仰的坚韧顽强而言,官方的打压政策实际上已经失败。正如当局镇压八九运动的效应一样,暂时的表面胜利导致的是长远的实质失败——政权道义合法性的瓦解。
纪念王若望先生逝世一周年
这是香港的自由保卫战。但我希望,香港市民应该意识到你们不仅仅在保卫香港,也在保卫整个汉语世界仅存的自由空间。在这种意义上,守住香港就不仅仅是守住良知,也是守住希望,守住低线——罗湖以远是中国自由最后的底线,因此“政治文明”延伸过沙头角意味着自由在中国的全面沦陷。这是一场民族自卫,几无退路。香港处于危机之中,因此我们呼吁,香港市民必须坚持到底,而整个国际社会必...
一个象中共这样的专制极权政府,是可以把物质文明的发展与人权进步,完全割裂开来,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的。用中共自己的术语来讲,这就叫做"两手硬"。中国一边签署国际人权公约,并作出与国际社会进行人权对话的样子,一边却以加强专政力度的方法把各种异己力量消灭在萌芽中。这的确让人担忧,但是更让人担忧的是国际社会和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场人权"拔河":……
民间只有坚持非暴力抗争,具有不怕威胁和保持尊严的品质,具有敢讲真话和不低三下四的勇气,在每一起人权迫害案件发生时向迫害者说“不”,才能让独裁者们懂得:不公正秩序、专横权力和暴力加谎言并不能永远畅通无阻。才能对当局造成一种压力,才有可能让独裁者们有所畏惧和收敛,并作出某种让步。没有来自民间的足够压力,单方面地期待独裁者的良心发现和主动放弃专横权力,无异于痴人说...
我们建议,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上诉审理的过程中,除了严格遵循法律,充分保证法律被审判者的权利以外,还应该针对此案的特殊情况,采取以下三点措施:1、 由我们作为独立民间人士,为阿安扎西和洛让邓珠二人聘请四川省以外的独立律师为二人进行辩护;2、 允许国内外媒体充分采访案件的上诉审理过程,以及参与审理的有关部门和人员;3、 邀请海外藏人的代表现场观察上诉...
死刑并不能解决犯罪问题,这是许多专家学者经过分析论证的共识。就以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常常以犯罪猖獗犯罪率高为理由,从重从快大量判刑乃至杀人,但是不仅没有解决犯罪问题,我们时时从官方的惊呼中听到的,是犯罪再度猖獗犯罪率又上升了。大量处死杀人所能说明的,只是中国执政者缺乏对生命的珍惜。
这个《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才是非法的。国务院是行政机关,没有立法权。行政法规的制定应是委任立法。委任立法的根据是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立法机关至今尚未制定《结社法》,而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管理”的法律根据何在?从立法程序来说,国务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是越权立法,因而是非法之法。
最近四川以爆炸罪硬判阿安扎西活佛死刑﹐引起海内外的强烈反应﹔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刘荻(不銹钢老鼠)因为网上的言论而被逮捕﹐都是中共在十六大后加强镇压的讯号。现在中共提高公安部长的级别﹐由政治局委员出任﹐而且是找了人权记录方面劣迹斑斑的人出任公安部长﹐甚至等不及明年春天人大的召开而提前上路﹐显然是他们的危机意识加深﹐准备大杀一场了。
以阿昂扎西为首的犯罪团伙,是达赖集团安插在我州康南地区,伺机搞分裂破坏活动的一个秘密地下组织,该团伙成员深受达赖集团思想的熏染,受达赖集团的指使,为达赖集团卖命。从1998年以来,该团伙通过精心策划,制造了7期恐怖爆炸活动,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阿昂扎西本人也从一个地痞流氓摇身一变成为达赖指认的“活佛”,……
对于生活在国家恐怖主义之下的人来说,当用手投票的权利被剥夺之后,当和平地表达异见屡屡遭到迫害、甚至连基本生存空间都充满恐怖之时,逃向自由的用脚投票就是另一种方式的反抗和不服从,也要冒极大的风险,有勇气者方能践行。逃往这一行动本身,除了逃亡过程的风险之外,起码还表示:人是追求自由的存在,没有任何理由忍受强权所造成的恐怖秩序,特别是由权力滥用所带来的恐怖,尤其令...
当西藏活佛阿安扎西那令人怀疑的“罪案”发生后,王力雄再一次表现了他真正的知识份子本色:拒绝沉默,拒绝冷漠无为,而是从人道、良知和法律原则出发,以一个正直公民监督权力的责任感,以他对西藏人民的深厚情义,竭尽全力揭露真相,暴露中共当局的违法行为。最近,他在海内外发动了一场广泛的舆论干预活动,要求中国政府遵守法律,给西藏人一个开放、公正的判决。
魏京生在对谈中表示,台湾钱一直涌向大陆,商人不考虑台湾的生存,而且还拿中国的护照,政治家也有人拿中国的钱在搞政治,所以要问清楚他们是不是放弃台湾主权地位。他还强调,两岸谈判的前题是要“对等”,就是中国要承认台湾的主权,否则没办法谈直航问题。 阮铭则指出,三通不能伤害国家主权,台湾与中国的航线就是国际航线,如果是国内航线,那就不用谈了。他还认为,如果同时拥有台...
当今中国社会的犯罪问题原因极其复杂,一味依赖严刑峻法,并未达到防止犯罪的效果。之所以广受批评仍然不改,中国政府的真正目的,是利用死刑制度做武器,鼓励公开的暴力,大量剥夺人民的生命权,来缓和国内的尖锐矛盾,并显示专制政权的凛凛威风。正如国际特赦组织所谴责的:“显示对人权的极大蔑视。”
反对恐怖主义终于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普遍观念和全球政策,中国在短暂的权衡之后也被迫放弃了文革式的对抗立场。现在,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反恐全球合唱中,在1441年号联合国文件所象征的新时代序幕在西亚正式拉开之际——世界是否还记得,中国人却生活在一种和恐怖主义性质大同小异的恐惧之中?半个世纪以前,罗斯福总统宣布“免除恐惧的自由”是人类应该享有的“四大自由”之一,但今...
刘京生今年四十八岁,是前北京二十七路公共汽车司机,一九七九年因在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中参与民间刊物《探索》的出版,倡导民主自由,与魏京生等先后被捕,虽然当时他没有被判刑,但被公共汽车公司调任售票员。刘京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以后,曾写文章为六四死难者鸣冤,并参与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和中华进步同盟,于一九九二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十五年徒刑,目前仍在服刑。
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我的担忧可能会让我不同意他去中国。但作为一个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人,我坚决地支持他认定是正确的选择。他的行动不是为了与法律对抗,而是为了争回他所失去的应有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建利所崇拜的甘地说的再清楚不过:“人的不服从是一个公民与生具有的权利。他宁死不会放弃。”
多少人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国家却仍在昂首阔步或显得昂首阔步。敏感的心灵会对这一切感到毛骨悚然——当整个民族都麻木了之后,幸存的恐惧感将更加强烈。同样是一个人与人组成的社会,为什么们我们却生活在一个普遍性的恐怖阴影之中,而这种恐怖仅仅来自这个社会里同样的人的敌意?最后,一些人依靠管制和恐怖带来的利润生活,而这种“生活习惯”构成了中国稳定的经济学秘密。
在“一切为了十六大”的口号下,党权是怎样肆无忌惮地滥用,而本来就无权的人民又是怎样被随意侵犯,甚至就是生活在没有“紧急状态法令”的紧急状态之中。这种充满恐惧的紧急状态,隐藏在主流媒体的一片歌功颂德中,是由确保十六大顺利召开的各种公开的和不公开的禁令制造出来的。由于要确保党权分配时期的社会稳定,中共高层的草木皆兵式的恐惧,再次凸现了党权与民权之间的尖锐对立
中国流动人口这些合法公民与那些非法偷渡到民主国家的移民相比,他们所受到的歧视虐待不公远为严重。要根除这种制度性的人权歧视和侵害,中国政府应该改变城乡资源分配不均,对农村较公平地投放资源和建设基本设施,并且取消城乡身份、出生的户籍制度,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设立机制使政府部门对管制下的所有人必须承担责任。
可以说,解决六四问题,将使中国的社会转型超越20多年的跛足改革而进入新时代。基于此,我们支援六四难属群体的正义诉求,并呼吁海内外的良知者伸出你们的声援之手。
如果贵党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承认民主、人权是现代文明人类追求的普世价值;如果贵党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承认民主、人权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那麽,我们作为中国公民就有理由期待贵党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拿出对国家、民族长远利益负责的胆识和魄力,果断地结束一党专制的陈旧体制,以此推动并着手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改革。
从杨建利到唐元隽的行为方式,人们似乎隐约见到:从在国内流亡到逃亡海外,再由海外闯关回国,这或许就是今天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模式。这种流动的回圈,正在为下一个民运高潮的出现,积聚着新的能量。
户籍制度是歧视性的还是一视同仁的,这才是制度问题。把歧视性改为非歧视性,这才叫改革。至于允许什么人能够得到什么户口,那是细节上的松动,不配叫制度上的“改革”。
排行榜
TOPARTICLES
精彩推荐
EDITOR'sPIC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