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民运

中央社记者张芳明东京八月二十九日专电,“世界精神医学会(WPA)”第十二届大会今天在日本横滨发表“横滨宣言”后,结束六天的会期,圆满闭幕,中共利用精神病院来对付异议人士的问题引起大会的注意,将派调查团前往中国大陆进行调查。
让西藏人作自己的选择,让他们重返家园,返朴归真,拥抱固有的宗教信仰,过爱过的游牧生活。当周遭的“弱小民族”和平而快乐地生活时,中国和中国人才可能重新获得自己所失去的尊严,百年来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淫威下所受到的屈辱才能洗刷殆尽,这才算真正的“雪耻”。
我们在指责西方人之前首先要反省亚洲和华人世界、特别是我们自己。日本和南韩等民主国家,何时对中共提出过人权问题!港台精英们的表现就更等而下之,非但不对中国糟糕的人权状况提出质疑,反而争相向中共政权献媚。而我们自己的精英呢?更是在小康时代里活得聪明自在。从根本上说,中共不尊重起码的人权标准和道义规则的行为,首先是国人自己在利益的计算中默认了,用出卖道义换取既得利...
把一个数学家或科学家改变成一个政治家,无疑会大大增加社会成本,而把一个从事民主运动的政治活动家投入监狱,肯定会使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更可悲的是现今中国正在滋长的这种势头:科学家被迫改行已经司空见惯,而被投入监狱的不同政见者也愈来愈多。这对杨建利和他的同志们固然是一种悲剧,对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也是一种损失,对国家社会和历史发展何尝不是一种额外的代价呢?!
不是人民制宪,没有宪法法院,因此中国的宪法本质上是一张废纸。中国的法律实质是﹕共产党既是立法者(国会),又是释宪者(宪法法院),同时又是执法者(政府)。西方是三权分立,三种权力互相制衡;中国则是法官、检察官、警察三种职能和角色都是一个人。因而有人说,江泽民的嘴就是法律,什么“以法治国”都是骗人的。
政府做事就要有政府的样子,政府做事就必须师出有名,要拿得出一套上得了台面的理由。譬如政府派警察去抓一个人,别人问“你们凭什么要抓我?”警察必须说明他们是根据谁谁谁的命令,而你涉嫌犯有什么什么的罪行,等等。也就是说,警察必须向你说明抓你的根据和缘由,幷且向你出示必要的证件(如逮捕证)。警察能不能说一声“你的问题你自己知道”就不由分说地把人抓走呢?当然不能,否则...
中共官员自己也承认,中国的劳教制度在名称,审判程式以及执行方面都需要改革,然而,中共对这一制度早已得心应手,幷有上瘾之嫌,从来没有打算从根本上放弃,相反有报道引述中共司法部长张福森的话说,中共正在加紧立法程式,制定所谓的"劳教法"以巩固这一劳教制度。
最近,有人在网上发出“广泛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的提议,痛斥中国政府当局破坏古都风貌、侵害被坼迁居民的权益,的罪行。指责爱唱民族主义高调的当局,无视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他们不但在北京老城大量“克隆”西式的高楼大厦,而且施行“房扒光、树砍光、人赶光”的“三光政策”。笔者希望北京市民能够借鉴瑞典人民抗争的经验,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蛮不讲理的强权,是由于人民...
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矿工的命运远远好过充当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的中国矿工﹐本身就是极大的讽刺。据统计数字显示﹐煤的年产量中国12亿吨,美国10亿吨,但中国的煤矿事故死亡率远高于美国﹐每年平均死亡是六千到一万人之间,美国则是40人﹐两者差别有多大。而一旦“三个代表”正式落实﹐中国工人阶级的地位下降﹐确定他们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工人阶级﹐...
比较各发展中国家,台湾经验应当对大陆有更强的参考价值。因此,应当有更多的有识之士研究台湾社会运动发展的经验,为中国未来的变化做一些理论上和心理上的准备。
身为海外华人,心系中华昌盛。香港乃东方明珠,倍受全球瞩目。最近惊闻港警方以“阻街”等莫须有之罪名起诉法轮功学员,令人痛心疾首。“一国两制”、香港同胞之未来、香港公仆之良心正受空前考验。
中央社华盛顿十二日专电-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瑞可今天表示,美国关切基本人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推展个人信仰的自由,这些都未曾改变,并写入人权报告中;他不清楚有关香港警方移送十六名法轮功成员一事,但会去了解。
美国与瑞士的两家国际人权组织八月十二日发表联合报告,呼吁北京当局停止以精神病治疗方式迫害异议人士。
应该可以说,在中国社会,直到共产党大批封建、倡导男女平权五十年后的今天都是如此:女人成功只是偶然,失败才是必然。成功的女人,如果她们不是夹着尾巴做人,做男人的副手,不是深黯中国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如果她不成功地、心甘情愿地被男人、男权同化,失败乃至进大牢就是她的必然归宿。
面临孤立的穆加贝因此转向东方寻求支援,他正在加强与其最老的同盟者-—中共的关系。当全世界都在谴责穆加贝的所作所为时,只有对异议人士同样心狠手毒的中国政府会理解他,仍然会为津巴布韦在“各方面取得的可喜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人权观察组织”今天发表报告指出,中国大陆出现多年来最严重的劳工不安情势,显示中国政府必须准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
所有中国的政治犯、良心犯和蒙受不白之冤的人的不自由,让我觉得我自己所拥有的自由,象孤魂一样,轻渺飘忽,无所附着。自由的日子原来可以这么沉重,幷且伴随着不能抹去的负罪感,为我受罪的同胞,为自己熟知的朋友和有过灵交的学术伙伴。
中国社会的结构的本质,包括自1949年共产党执政幷提倡男女平等以来就一直就没有改变,这就是男性霸权。
虽然今日台湾人权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保障,然而不要忘记这是经过许多人的努力与牺牲所得到的果实。过去我们在争取人权时曾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可说是人权的输入国,今天该是台湾回馈国际社会,开始扮演人权输出国的角色。基于此认知,今年六月本人参加台湾和平基金会所举办声援中国政治犯杨建利的活动。
关于不应该任意摘取死囚器官这个道理,原是人人都明白,人人都承认的。因此,这两位医生的话和所谓无神论或唯物主义毫不相干,和中国文化也是风马牛不相及。说到底,那无非是在新闻封锁和专制暴政下又一种无耻劣行罢了。
一旦我们明确了合法与非法的确切含义,我们就不难发现,关于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争论,其实有很多只是出于语义的混乱。有些人主张也要采取非法斗争(例如成立地下民运组织),但他们所说的非法,实际上有不少(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原应属于合法(结社自由本属基本人权,本来当然是合法的)。而另外一些人反对这种“非法”斗争形式,实际上也不是因为他们认定其为非法,而是认为它不策略...
香港媒体报导,两千多名骇客在纽约集会后宣布,将对中共等二十几个严密控制网路自由的国家展开“资讯游击战”,并由骇客团体免费提供软体给这些国家的网友,以利他们上网。
充分意识到“记忆”与“遗忘”的双重困境,我们就该懂得,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提出“毋忘六四”的口号,我们要避免在强化人们对“六四”的记忆时也强化了“六四”的威慑效应。我们必须引导人们走出恐惧。我们必须要坚定人们对自由民主的必胜信念,寻找出更有实效的抗争方式,开拓出更广阔的自主活动空间,重新恢复人们对自身力量的信心。
用咱们中国老百姓的话说,一定要抱团, 一定要有头,如果没有一个头来领导,那麽大家七嘴八舌是办不成事的。抱成团以后,人多力量大,这样才能引起厂方和政府部门的注意,才能够争取到本来就应该有的权利。
自杨建利今年4月底在中国大陆被中共公安部门拘押以来,中共非但践踏了它自己制定的法律,从不给家属起码的拘留和逮捕的法律文件,还拒绝了杨的妻子傅湘入境。这种违反国际常规的非人道的做法引起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高度关注。6月28日,美国资深参议员爱德华·甘乃迪,约翰·凯利和众议员汤姆·蓝托斯,法兰克·沃夫等12人致信中国大使杨洁篪,对此表示愤慨和抗议。
注:日前中国政府声称10个省的电视台出现法轮功节目之后,很多人开始关注卫星电视发射一事。7月10日有人在博讯上贴,给出了所谓“鑫诺一号卫星的技术参数”。现转载如下,供希望从技术上追踪此一插播事件虚实、来胧去脉的读者参考。
在社会不公正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近年来中国大陆工潮风起云涌。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民运中工人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今年四月大陆下岗工人许文忠涉嫌劫持一架北方航空班机,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以暴力胁迫劫持航空器罪,一审判处许文忠有期徒刑十五年。
对一个有家小的人来说,最可怕的不是被逮捕或判刑,而是与家人和孩子失去联系。我想杨建利此时的心情正象我去年在北京安全局失踪时一样,不是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担心,而是整天为了远在美国的妻儿老小而寝食不安。不仅如此,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失去了圣经和教会也是同样的让人难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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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3月23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总检察长联合其它五州的总检察长,致函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处理犯罪者利用中国微信和海外版WeChat进行的芬太尼运送与洗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