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記者張芳明東京八月二十九日專電,「世界精神醫學會(WPA)」第十二屆大會今天在日本橫濱發表「橫濱宣言」後,結束六天的會期,圓滿閉幕,中共利用精神病院來對付異議人士的問題引起大會的注意,將派調查團前往中國大陸進行調查。
人權民運
讓西藏人作自己的選擇,讓他們重返家園,返樸歸真,擁抱固有的宗教信仰,過愛過的游牧生活。當周遭的“弱小民族”和平而快樂地生活時,中國和中國人才可能重新獲得自己所失去的尊嚴,百年來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淫威下所受到的屈辱才能洗刷殆盡,這才算真正的“雪耻”。
我們在指責西方人之前首先要反省亞洲和華人世界、特別是我們自己。日本和南韓等民主國家,何時對中共提出過人權問題!港臺精英們的表現就更等而下之,非但不對中國糟糕的人權狀况提出質疑,反而爭相向中共政權獻媚。而我們自己的精英呢?更是在小康時代裏活得聰明自在。從根本上說,中共不尊重起碼的人權標準和道義規則的行爲,首先是國人自己在利益的計算中默認了,用出賣道義換取既得利...
把一個數學家或科學家改變成一個政治家,無疑會大大增加社會成本,而把一個從事民主運動的政治活動家投入監獄,肯定會使社會付出更大的代價。更可悲的是現今中國正在滋長的這種勢頭:科學家被迫改行已經司空見慣,而被投入監獄的不同政見者也愈來愈多。這對楊建利和他的同志們固然是一種悲劇,對科學技術的健康發展也是一種損失,對國家社會和歷史發展何嘗不是一種額外的代價呢?!
不是人民制憲,沒有憲法法院,因此中國的憲法本質上是一張廢紙。中國的法律實質是﹕共產黨既是立法者(國會),又是釋憲者(憲法法院),同時又是執法者(政府)。西方是三權分立,三種權力互相制衡;中國則是法官、檢察官、警察三種職能和角色都是一個人。因而有人說,江澤民的嘴就是法律,什麼“以法治國”都是騙人的。
政府做事就要有政府的樣子,政府做事就必須師出有名,要拿得出一套上得了臺面的理由。譬如政府派警察去抓一個人,別人問“你們憑什麽要抓我?”警察必須說明他們是根據誰誰誰的命令,而你涉嫌犯有什麽什麽的罪行,等等。也就是說,警察必須向你說明抓你的根據和緣由,幷且向你出示必要的證件(如逮捕證)。警察能不能說一聲“你的問題你自己知道”就不由分說地把人抓走呢?當然不能,否則...
中共官員自己也承認,中國的勞教制度在名稱,審判程式以及執行方面都需要改革,然而,中共對這一制度早已得心應手,幷有上癮之嫌,從來沒有打算從根本上放弃,相反有報道引述中共司法部長張福森的話說,中共正在加緊立法程式,制定所謂的"勞教法"以鞏固這一勞教制度。
最近,有人在網上發出“廣泛開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的提議,痛斥中國政府當局破壞古都風貌、侵害被坼遷居民的權益,的罪行。指責愛唱民族主義高調的當局,無視中華民族的珍貴遺産,他們不但在北京老城大量“克隆”西式的高樓大厦,而且施行“房扒光、樹砍光、人趕光”的“三光政策”。筆者希望北京市民能够借鑒瑞典人民抗爭的經驗,充分認識到這一點:蠻不講理的强權,是由于人民...
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礦工的命運遠遠好過充當社會主義國家領導階級的中國礦工﹐本身就是極大的諷刺。據統計數字顯示﹐煤的年產量中國12億噸,美國10億噸,但中國的煤礦事故死亡率遠高於美國﹐每年平均死亡是六千到一萬人之間,美國則是40人﹐兩者差別有多大。而一旦“三個代表”正式落實﹐中國工人階級的地位下降﹐確定他們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工人階級﹐...
比較各發展中國家,台灣經驗應當對大陸有更強的參考價值。因此,應當有更多的有識之士研究台灣社會運動發展的經驗,為中國未來的變化做一些理論上和心理上的準備。
身為海外華人,心繫中華昌盛。香港乃東方明珠,倍受全球矚目。最近驚聞港警方以“阻街”等莫須有之罪名起訴法輪功學員,令人痛心疾首。“一國兩制”、香港同胞之未來、香港公僕之良心正受空前考驗。
中央社華盛頓十二日專電- 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瑞可今天表示,美國關切基本人權、言論自由、宗教自由以及推展個人信仰的自由,這些都未曾改變,並寫入人權報告中;他不清楚有關香港警方移送十六名法輪功成員一事,但會去了解。
應該可以說,在中國社會,直到共產黨大批封建、倡導男女平權五十年後的今天都是如此:女人成功只是偶然,失敗才是必然。成功的女人,如果她們不是夾著尾巴做人,做男人的副手,不是深黯中國的權力結構及其運作,如果她不成功地、心甘情願地被男人、男權同化,失敗乃至進大牢就是她的必然歸宿。
面臨孤立的穆加貝因此轉向東方尋求支援,他正在加强與其最老的同盟者-—中共的關係。當全世界都在譴責穆加貝的所作所爲時,只有對异議人士同樣心狠手毒的中國政府會理解他,仍然會爲津巴布韋在“各方面取得的可喜成就感到由衷的高興”。
所有中國的政治犯、良心犯和蒙受不白之冤的人的不自由,讓我覺得我自己所擁有的自由,象孤魂一樣,輕渺飄忽,無所附著。自由的日子原來可以這麽沈重,幷且伴隨著不能抹去的負罪感,爲我受罪的同胞,爲自己熟知的朋友和有過靈交的學術夥伴。
雖然今日台灣人權已經有相當程度的保障,然而不要忘記這是經過許多人的努力與犧牲所得到的果實。過去我們在爭取人權時曾受到國際社會的援助,可說是人權的輸入國,今天該是台灣回饋國際社會,開始扮演人權輸出國的角色。基於此認知,今年六月本人參加台灣和平基金會所舉辦聲援中國政治犯楊建利的活動。
關于不應該任意摘取死囚器官這個道理,原是人人都明白,人人都承認的。因此,這兩位醫生的話和所謂無神論或唯物主義毫不相干,和中國文化也是風馬牛不相及。說到底,那無非是在新聞封鎖和專制暴政下又一種無耻劣行罷了。
一旦我們明確了合法與非法的確切含義,我們就不難發現,關于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的爭論,其實有很多只是出于語義的混亂。有些人主張也要采取非法鬥爭(例如成立地下民運組織),但他們所說的非法,實際上有不少(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原應屬于合法(結社自由本屬基本人權,本來當然是合法的)。而另外一些人反對這種“非法”鬥爭形式,實際上也不是因爲他們認定其爲非法,而是認爲它不策略...
香港媒體報導,兩千多名駭客在紐約集會後宣佈,將對中共等二十幾個嚴密控制網路自由的國家展開「資訊游擊戰」,並由駭客團體免費提供軟體給這些國家的網友,以利他們上網。
充分意識到“記憶”與“遺忘”的雙重困境,我們就該懂得,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提出“毋忘六四”的口號,我們要避免在強化人們對“六四”的記憶時也強化了“六四”的威懾效應。我們必須引導人們走出恐懼。我們必須要堅定人們對自由民主的必勝信念,尋找出更有實效的抗爭方式,開拓出更廣闊的自主活動空間,重新恢復人們對自身力量的信心。
用咱們中國老百姓的話說,一定要抱團, 一定要有頭,如果沒有一個頭來領導,那麽大家七嘴八舌是辦不成事的。抱成團以後,人多力量大,這樣才能引起廠方和政府部門的注意,才能夠爭取到本來就應該有的權利。
自楊建利今年4月底在中國大陸被中共公安部門拘押以來,中共非但踐踏了它自己制定的法律,從不給家屬起碼的拘留和逮捕的法律文件,還拒絕了楊的妻子傅湘入境。這種違反國際常規的非人道的做法引起了美國國會參衆兩院的高度關注。6月28日,美國資深參議員愛德華·甘乃迪,約翰·凱利和衆議員湯姆·藍托斯,法蘭克·沃夫等12人致信中國大使楊潔篪,對此表示憤慨和抗議。
註:日前中國政府聲稱10個省的電視台出現法輪功節目之後,很多人開始關注衛星電視發射一事。7月10日有人在博訊上貼,給出了所謂“鑫諾一號衛星的技術參數”。現轉載如下,供希望從技術上追蹤此一插播事件虛實、來朧去脈的讀者參考。
在社會不公正日益加劇的情況下,近年來中國大陸工潮風起雲湧。可以預見,在未來的民運中工人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對一個有家小的人來說,最可怕的不是被逮捕或判刑,而是與家人和孩子失去聯繫。我想楊建利此時的心情正象我去年在北京安全局失蹤時一樣,不是爲自己的前途和命運擔心,而是整天爲了遠在美國的妻兒老小而寢食不安。不僅如此,對於一個基督徒來說,失去了聖經和教會也是同樣的讓人難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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