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无从知道陆铿的这个美国人要别人"全盘照搬美国经验"的判断﹐是在当时就作出的﹐还是在半个世纪后写回忆录时才总结出来的。但无论是那一种情况﹐都说明陆先生在写回忆录时仍然抱有这个想法。这就很让人失望。连陆先生这样又开明又大胆的人在经历了两种不同的专制之后都还在说这样的话﹐中共怎能不理直气壮地坚持他们的"中国特色"呢﹖
民主宪政
在世界民主化进展减缓的今天,土耳其的改革算得上一次民主的胜利。这些胜利,与国际社会长期关注和施加压力有关,也是土耳其人民自己的长期抗争得来的。
今年秋天将要举行的16大,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但大多数人把焦点集中在最高权力的更替上,其实至少同样重要的政治改革议题多多少少、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著名法学家于浩成认为:中共十六大是一个启动政治改革的机会。他甚至倡议把苏先生这本书作为一份"中国政治改革方案的建议",提供给即将于今秋召开的中共十六大。
北京目前正在滑向危险的边缘,它在重建柏林墙--资讯柏林墙。在柏林墙倒塌十三年之后,中南海内部分"铁幕爱好者"仍想死灰复燃,进而去实施这种倒退性的狂想,无疑是自取其辱;而对江先生最近挂在嘴边的所谓"政治文明",更显然是一种露骨的嘲弄。
清皇朝1908年的23条宪法草案规定它的君主统治是绝对不可碰的,但允诺进行“全国选举”。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选举”,而且八年内就要实施,在当时,谁能说慈禧没有“改革”决心!1978年邓小平抛出了“政改与开放”政策,但连中共自己提出来的“结束终身制”以及违犯中共自身宪法的劳教制度这样一些明摆的事都动不了,中共政治改革怎么可能动及根本?
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上,"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比苏联的联邦制度留给地方的制度空间更大,它在字面上允许两种政治制度的存在。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实行的"一国两制",体现了毛泽东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想象力。
陈独秀是中共的奠基人,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共的基因改造者。陈独秀基本上是把列宁主义的基因转给了中国共产党。在列宁主义的众多基因里,有一个叫做联邦主义的基因。
那种违反我们信念或观点的法仍然是法,但是,那种剥夺我们表达我们信念或观点的权利的法就不是法。我应该遵从我不赞同的法,但法必须承认、必须保护我表达异议的权利。恶法再恶,也不能恶到剥夺表达异议权利的地步,否则,那就不只是恶法,那就是非法之法了。为什么恶法是可以忍受的?就因为我们还享有言论自由,我们可以通过公开地表达不同政见从而改变恶法修正恶法。但是如果我们表达不...
中国的土地,也并非只生长中央集权主义的罂粟,也开过地方主义的奇芭。对于现代联邦主义,中国现在并非蛮荒之地,它已经被先驱者们开垦过,耕耘过了。当时没有多大的收成,是因为父辈们还没有象懂得农业杂交技术那样精通政治杂交技术。当中央主义和地方主义相互杂交,相互妥协,达到平衡时,联邦主义就是收成。
“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在保护律师权利委员会主席张建中大律师丝毫保护不了自己,且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后充分体现了出来。
香港的民主派在中共和董建华的打压下﹐发展日益困难﹐民望也在下降。这同整个中国民主运动还处在低潮的艰难时期有关。斗争是长期和持久的﹐不能有侥幸心理。如果民主党这次“偷鸡不着蚀把米”﹐伤害将非常大﹐切切慎之。
“六四”的精神是民主,这是中国人永远不会搞错的,也是当政者回避不了的。当政者应该明白,如果“六四”的导因是经济,那麽防范“六四”再次发生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既然农民的愤懑在增长,最迫切的当务之急当然应该是使农民得到看得见的实惠。经济上顺应民意是当政者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政治上的高压绝不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可靠保证。
大纪元记者大伟伦敦报道/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应英国上议院议长欧文勋爵的邀请于五月二十六日起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代表团先后抵达英格兰的伦敦、牛津和苏格兰的爱丁堡、格拉斯哥等城市。在代表团访问的沿途,英国有不少
中共当局十分明白,台岛如一旦举行全民公投,赞成台湾远离中共专制政权的民意必定会占上风,中共历来的统战宣传也会不攻自破,所谓台湾人民接受“一国两制”的谎言,绝对经不起民主程序的检验。从自己不敢进行全民公决,到不准对岸进行全民公决,中共政权的反人民性已昭然若揭,
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只考虑现实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解决,不考虑政治价值的选择。不错,人们选择一种政治体制,当然要解决他们面临的紧?F治和经济问题,但如果只被紧迫问题牵着鼻子走,人们在制度设计上就会走许多弯路。
在六四以后的13年时间中,赵紫阳一直处于完全丧失人生自由的软禁状态,他被剥夺人生自由的时间比昂山素姬要长得多,事实上他受到的禁止措施也比昂山素姬要严厉,期间还发生过与他接触过的人士(施滨海)遭到国家安全部门逮捕的事件。而且,在中国监狱中还有更多的因为不同的政治思想和宗教信仰被判处长期徒刑的良心犯。如今,昂山素姬获释了,赵紫阳和中国的政治、宗教异议人士却还看不...
中国的执法行政部门,从来都不是以中国公民的雇员也即真正意义上的公务员的身份来执法行政的,而是以人民的管理者、专政者和统治者的身份,来执法犯法的。换言之,现行的社会制度并没有为中国民众提供出一套监督和修理没有和不能实践“三个代表”的执法行政部门的权力机制。
法轮功控告的那些事实,诸如座车遭焚毁,在领馆外被围殴,住宅被潜入及盗窃,以及电话窃听或留言恐吓,人们早就听说,早就知道。海外民运人士也有不少有过类似的遭遇。华人社区中常听到人说:“共产党好厉害,欺负人都欺负到美国来了”。法轮功的这次行动,不仅是对专制者及其帮凶的当头棒喝,也为更多的人今后采取类似的行动树立了榜样。
陈劲松来稿/关于中国,和中国的未来,流传着种种预言,或者断言,尤其关于中国危机的预言和断言,似乎已经太多,令人麻木。或者,面对种种怪像,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人是现实的,只相信现实,只相信身边的现实,与自己有切肤之痛的微观现实。至于宏观的,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危言耸听多了,未见得有什么直接后果。干脆啥也不信了。正所谓“不见棺材不掉泪”。
中国的农民问题只能由中国农民自己来解决。自治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必走的一步。如果执政党和政府真的有意来帮助农民解决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农民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还给农民,把土地和迁徙自由还给农民,除去套在农民身上的层层枷锁,剥夺各级官员不受监督的特权。
由于对民主制的废弃,这种君主类比政体,或者说纯僭主政体也不会有“退休制”、“任期制”等民主共和政体的形式。这种没有形式的纯僭主政体,可以被看作是没有穿衣服的裸体君主政体。
中国的现行类比政体实际上是一个过渡政体,它是在传统君主政体向现代民主政体过渡时发生中断而产生的。这种政体当下面临着三种前途:第一,向民主政体演变,获取真正的民主权威资源,这是世界上最大多数国家走过的道路。第二,向君主政体回归,历史上,法国的拿破仑和中国的袁世凯做过尝试;今天,朝鲜的金日成和金正日也在事实上恢复了世袭制,这条路虽然难于蜀道,但并非绝无可能成功...
香港的星岛日报刊载所谓国安局秘帐的文件,说台湾用了一万美元的礼券买通了日本首相桥本,让他在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机的时候游说美国政府出动第七舰队保护台湾,你相信日本的首相可以用一万美元来买通吗?美国可能因为桥本的游说而出动第七舰队吗?这些都是非常无知、可笑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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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川普政府(特朗普)与进口商之间围绕关税退款的法律争议持续升温。美国司法部周二(6月2日)正式提起上诉,挑战美国国际贸易法院(CIT)法官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要求政府向所有受影响进口商退还关税的裁定。案件下一步将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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