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在不少中国人的头脑中,都还留有“非洲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印象。不过,很多人恐怕不仅不知晓这些友谊都是中共政府花费了巨资购买的结果,而且更不知晓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些国家还走上了反华的道路。
林辉
样板戏,指的是一批创作于中共建政后,主要反映并服务于中共政治立场的戏剧和作品,可以说是京剧的一个变种,其政治意义远远超过文艺价值。样板戏的创作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迄今中共仍在一些中小学中推广学唱样板戏。
在京剧界,“须生”指表演老生的演员。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须生余叔岩、高庆奎、马连良、言菊朋各自创立了独具风格的艺术流派,被称为“四大须生”。其后,高庆奎因为嗓疾而渐退舞台,余叔岩和言菊朋于40年代先后去世,“四大须生”的提法随即有所变化。一种说法是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一种说法是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周信芳。他们各具特色的表演,为他们赢得了无数...
齐白石,二十世纪最为著名的中国画艺术大师。他1863年12月出生,1957年9月去世,终年94岁。其独特的大写意国画风格,影响了一代画家;此外,他在篆刻、书法、诗歌方面亦别具一格,人称其“画印书诗”为四绝。齐白石一生共留下画作三万余幅、诗词三千余首、自述及其他文稿并手迹多卷。
刘文辉,一名生长在上海的普通工人,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于1967年3月23日,他成为文革后国内被公开杀害的第一人。他的被害,是因为他反对文革,不仅称其是一场暴政,是一场祸国殃民、穷兵黩武的大浩劫,而且认定毛泽东正是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是残害人民、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暴君和独裁者。在那样的年月,如此犀利的言辞,亦注定了刘文辉的结局。
文革期间,全国各地红卫兵和民众受中共蛊惑而到处“破四旧”,铲除“封建迷信”,不仅肆意摧毁寺院、道观、教堂等宗教场所,而且还毫无顾忌地砸烂佛像,焚毁佛经,并将僧人拉出来批斗,甚至逼得僧人为护教而舍身自焚。我们无法确知,每个参与“破四旧”的人的结局,但根据民间流传的说法,这些人大多结局很惨。不妨试举几例。
提起曾昭抡、俞大絪夫妇,在民国时期的学界也是知名人物。事实上,二人乃是表兄妹,曾昭抡是清朝后期著名大臣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的曾孙,俞大絪则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三百年来第一学者”陈寅恪先生的表妹,其哥哥俞大维曾任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国防部长。在国民党撤离大陆前,蒋介石曾力劝二人前往台湾,但二人拒绝的结果是在文革期间均被迫害致死。兴盛百年的曾氏传承,至此不复见于神舟...
上个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造成了饿死至少四千万人的后果,而且使中国经济遭遇重重困难。中共党内对此出现了纷争,并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变得白热化。彭德怀等人批评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各种强制性的经济措施,并将上述问题的产生归结于毛泽东。而毛却拒不承认错误,并以另组建军队相威胁,打倒了彭德怀等人。
1923年3月出生于福建籍华侨家庭的王唯真,1933年11月随父亲到菲律宾读书。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受中共宣传影响,经香港辗转来到延安,开始在新华社从事翻译以及编辑工作。
中印边境战争是指1962年6月或10月至11月间发生在中国和印度的藏南边境的战争。在中国被普遍称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印度则称为瓦弄之战(Battle of Walong)。
中共从其建政开始,先后担任其最高领导的中央总书记或相当于总书记地位的有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和胡锦涛。除了胡锦涛的结局尚未有最终定论外,其余人的结局都说不上是善终。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死了,这让一直扶持他但却时常被其“耍弄”的无可奈何的中共高层又喜又忧。喜的是可以有机会实现金正日“托孤”遗愿,在扶植其继承者金正恩的过程中,加强中共在朝鲜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从而将其继续作为与国际社会周旋的筹码;忧的是年轻的金正恩是否能“镇住”朝鲜实力派人物,特别是那些有意改变现状并倾向于韩国的军方人物。
1949年中共建政后,通过一系列运动,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都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1955年,毛泽东首次提出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不过,1957年,毛泽东出访苏联,在回应赫鲁晓夫的“苏联要15年赶超美国”的说法时,毛大口一开,称要让中国在15年内赶超英国。于是,1958年初,中共中央在做出了“全面大跃进”的战略决策。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出于政治需要,造出了一个又一个“英雄”,大字不识几个但老实肯干的掏粪工人时传祥也被推上了这样的舞台,从此,他的人生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跌宕起伏,直至其人生的最后一刻。
“文革”爆发前后,中共军方为了突出解放军的“光辉形象”,推出了许多所谓的“英雄人物”,作为正面典型宣传,并为此不惜美化、拔高这些人物,以达到欺骗世人的目的。这些人物中有雷锋、王杰、刘学保、刘英俊等等。本篇说的就是那个所谓的“舍身护桥英雄”刘学保。
当今生活或曾经生活在大陆、年龄在40岁以上的国人,对于《王杰,我们的好榜样》、《愿把青春献人民》和《王杰的枪我们扛》等几首歌曲应该并不陌生,自然对于歌曲中讴歌的“英雄”王杰也是耳熟能详。
刘文学(1945-1959),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共树立的又一典型人物,被视为“党的好孩子”,“事迹”还被选入中小学课本,并成为中小学生人人学习的“榜样”。他生前系重庆市合
欧阳海,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共树立的又一个典型人物。生前是广州军区驻湖南耒阳部队的一名班长,平时并无特别突出的地方。1963年初,欧阳海因私事赶着部队的马车外出时,为将受惊马匹赶出铁道而被火车撞死。由于当时正开展“全国学解放军”教育,按照高层指示,作家金敬迈创作了小说《欧阳海之歌》,将欧阳海塑造成了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为保卫人民财产临危不惧的英雄人物。
焦裕禄,上个世纪60年代中共树立的“人民的好公仆”形象,在中国大陆可谓尽人皆知。人们通过报刊、电影、电视的宣传,了解了他在河南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时的无数“感人事迹”。迄今,他仍是中共广大干部学习的“光辉榜样”。然而,在焦裕禄的光环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1882年出生的马寅初的经历,是那个时代不少知识份子的缩影:在新式学堂学习、赴美留学、在国民政府任职、在大学任教,中共建政后选择为其服务,但却惨遭批判。同不少有着类似经历的知识份子相比,马寅初还算是幸运的:虽遭批判,但在历次运动中因有中共高层保护,而未受太多冲击,是以活到了99岁的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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