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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3日訊】 一條命，多少錢？
哲學家說，個體生命不可重复，這种不可重复性決定了生命的“無价”。
但哲學意義上的“生命無价”，若不依托實際的“价格”，就毫無意義。在奴隸社會，一個奴隸要是被別的奴隸主或自由民打死，“肇事者”還是要賠償的——賠給擁有這個奴隸的人。至少也得賠上一頭牛或一頭驢之類，只要翻翻古代法典就很清楚。
可是生命也常有極端的遭遇，如納粹的集中營；還有文革中被冤殺的林昭，劊子手還上門向家屬催討子彈費。到了這种地步，生命价值自然也無從談起。
与極端年代相比，現在的情況當然好得多，今天不但可以談論生命的价值，也可能把它落到的价格的“實處”。
乘中國民航，買一份20元保險（上限是十份），万一遭遇空難，至少可以獲得20万人民幣的賠償，最多可獲得200万元的賠償。這就是說，中國航空業市場為一條命的“定价”是20—200万元。
這個价格是高是低，不同的人看法可能相差甚遠。但這個標价存在的重要性卻一目了然。空難的賠償額既明确又具有法律的約束力，涉及的賠償額按遇難人數累計相當巨大，因此航空公司就必須認真對待安全与效率之間的關系，不敢一味追求效率，忽視安全。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法律規定購買航空保險必須是自愿的，但乘客都能主動購買保險，客觀上就等于為維護“生命無价”出了份實在的力。
不過，人命的价格并不都像航空保險那么容易獲得明确的价格。1998年，廣東番禺市有個打工仔楊昌海，他因工傷向石場老板許永全索賠20万。老板說：“在我這死個人才賠6万，你斷一只手想要20万？你的命都不值20万。”
這話令人气憤。气憤之后更多的是泄气。試問今天的打工仔若遭類似傷殘，有多少人有自信能為自己的一只手討個公道的价格？
80年代初，京滬線上曾發生一起震動朝野的火車撞車大事故。由于死了一些日本人，結果在理賠過程中，人們得知中日遇難者的賠償額差距特別巨大，曾引起許多中國人憤慨：中國人的命為什么就那么賤？！
中國人的命為什么就那么賤？20年前我也有這樣的疑問和憤慨；20年后還是有這樣的疑問和憤慨。只是多了點想法，我們是否可以徹底清算一下，都有哪些重要的因素左右著一條人命的价格。
本月，台灣華航空難案又提出了同樣的問題。1994年4月26日，華航客机在降落日本名古屋机場跑道時墜毀，机上262人死亡。其中有80多個台灣乘客、10几個菲律賓人，剩下的全是日本人。空難發生后，華航即作出賠償——每人640万新台幣（相當10万余美元）。然而日本遇難者家屬拒不接受這個賠償方案，執意要打官司，華航盡管抵抗了4年，還是架不住日本方面的攻勢，最近松口，將人均賠償日本遇難者100万美元。于是意料之中地，又有中國人在問，為什么同樣一個生命，同一次災難，日本遇難者的命就比中國人（也應該包括菲律賓人）的命昂貴得多呢？
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還是舉几個美國的例子。
1991年，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對夫婦控告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他們在一次撞車事故中，導致油箱失火狂燒，13歲的獨生子沙恩死亡。他們的律師指控汽車公司沒有為這類汽車安裝汽油箱防護裝置是災難的禍根。結果陪審團判通用公司賠償3300万美元；1993年，通用公司更与一少年死亡者家屬庭外調解，以1.05億美元達成賠償協議……
今年6月又有報道說，美國圣路易斯市法庭的陪審團日前作出裁決，責令輪胎的生產商，美國的布里奇斯通／費爾斯通公司向因輪胎爆炸而受傷的汽車修理工蘭迪椰h爾曼賠償1 5億美元。這個案子發生在1991年，事故的后果是造成蘭迪手臂、手腕和下顎骨骨折。
這么一個輕傷后果，就受到如此之重的懲罰，別說那個中國的石場老板無法理解，又有几個中國人能理解？
這樣的例子舉多了，說不定要讓中國的“億万富翁（婆）”們看了都會覺得活得沒勁。說不定還有人希望也被這家美國公司的輪胎炸傷，然后獲得天价的賠償，這一輩子都不愁吃喝了也未可知呢。
權舉几個例子，不過是想說明，如果你真得會為中國人的命賤不平，就該這樣想：如果中國的汽車制造商動不動就可能面對上億元的懲罰性賠償，他還有膽量忽略汽車（零件）制造安全性問題？
如果那個石場老板忽視生產安全導致工人死傷，必然要被罰得傾家蕩產，他還敢對受傷的打工仔說：“你的命都不值20万”？
如果我們的法律能抵擋不受來自任何方面的干擾，堅決追究導致重大傷亡的“????蛋工程”的責任者（無論設計者、施工者、驗收者、發包者，直到追究行政主管部門負責人）的刑事責任，垮樓、垮壩的事件是否少許多？
我們為什么非只有在中外人員同時遇難的場合中，從中外遇難者賠償的巨大差异的比較中才能意識到中國人的命賤？才會對中國人的命為什么那么賤表示憤慨？
為什么東芝公司在前些時候的筆記本事件中，迅速賠償美國用戶10億美元；而拒不賠償中國用戶？原因說复雜很复雜，說簡單也很簡單，美國司法部門既然能對損害消費者利益的國內公司痛下殺手，更不用說外國公司了。在美國沒听說過為保護國內著名品牌而壓制不利于其品牌形象的事件報道。無論是煙草煙、微軟、通用汽車公司……
出于這個理由，我并不反對高額賠償來中國旅游的外國遇難者，只是希望能夠中國人也能得到同等的待遇。只有自己把自己當人看，才可能与別人平起平坐。也因此，我們是否應該主張要像韓國一樣，就二戰中的慰安婦問題，就勞工問題，強硬地堅持不懈地向日本索賠，不達目的決不罷休呢。
說到對人命的觀念態度，這些年中國也并非毫無進步。至少災難事件報道多起來了。人們不但可以從大量的火災、翻車、沉船、塌樓、食物中毒、毒气泄漏、水源污染、煤礦冒頂瓦斯爆炸……中知道生存的空間危机四伏，大禍隨時可能臨頭，而且傷害索賠案的“要价”也有水漲船高之勢。
不過，要把“生命無价”這句話變成中國人生活的普遍現實，道路顯然相當遙遠。問題不僅難在從經濟和法律兩方面嚴懲草菅人命的企業主或官僚，還包括如何普遍喚醒仍然缺乏權利意識的中國人。前几年天津曾有報道，一些求職心切的打工仔竟在印著“工傷概不負責”的招工登記表中簽字。
比這更可恥的是，前几年有几個“說不小子”在嘲笑美國人如何怕死的同時，還在兜售丑陋到極點“肉彈”式的“愛國主義”！還有人在為用平民的肉軀來保護總統府這种下流的做法叫好。這种下流的東西居然也能引來無數喝采聲，還奢談什么“生命無价”？命又怎能不賤！
中國有過一部漫長的根本不尊重生命的封建史。要徹底把我們記憶中的這部丑陋的歷史埋葬，是不是很有必須喚醒全社會的成員強烈的尊重生命的意識？(萬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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