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0月06日訊】（大紀元記者唐文綜合報導）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組成的「四人幫」集團，為中共「文革」時期形成的一派重要政治勢力。歷史今日，1976年10月6日，毛澤東死後不到一個月，時任中共主席華國鋒，聯同中共元老葉劍英、李先念等，發動懷仁堂事變將「四人幫」成員抓捕，指控「四人幫」「篡黨奪權」。四年後，中共成立特別法庭對四人審判、定罪。
1981年6月27日，鄧小平主導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將「文革」定性為「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江青（「四人幫」）和林彪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有學者稱，「四人幫」和林彪集團對「文革」不負主要責任；「文革」應由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負責；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領導人之所以要顛倒黑白，硬說林彪、「四人幫」利用了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目的是為了讓林彪、「四人幫」充當「文革」的「替罪羊」，從而推卸毛和共產黨的罪責，讓中共的獨裁統治繼續苟延殘喘下去，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懷仁堂事變
「四人幫」為中共「文革」時期（1966年～1976年）形成的一個政治集團的名稱，形成於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其成員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江青為毛澤東之妻，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均由毛澤東從上海提拔到中央並委以重任。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死亡。不到一個月，1976年10月6日，時任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聯同中共元老葉劍英、李先念，以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名義，把「四人幫」哄騙到中南海懷仁堂，並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警衛局局長汪東興協助把「四人幫」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一一拘留，繼而隔離審查。同時遲群、謝靜宜、毛遠新等人也被捕。
10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列舉「四人幫」的罪狀以及對他們實行隔離審查的原因。
一般以「四人幫」被抓事件作為「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標誌。但懷仁堂事變由於整個過程沒有經過法律程序而是靠軍隊（警衛部隊）完成的，被一些人認為是一種政變。
「四人幫」歷史
1965年，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由江青、張春橋指使，姚文元編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文革」前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直是中共「文革」小組的主要成員。1969年中共九大上，三人全部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在這次大會上，林彪成為了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毛澤東的法定接班人。
1970年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在林彪的支持下，陳伯達等人對張春橋發起了含沙射影的猛烈攻擊；但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大會轉而批判陳伯達。1971年，在「副統帥」林彪出逃並喪命之後，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從上海上調中央，不久就和江青等三人結成聯盟。1973年中共十大上，王洪文被選為排名第二（僅在周恩來之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四人幫的勢力空前強大。
1974年1月，江青等人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將矛頭指向周恩來。1974年10月周恩來因病入院後，鄧小平重新崛起，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三副一長），實際負責日常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屆人大上，四人幫的組閣計劃以失敗告終，四人幫的勢力受到沉重打擊。
1976年周恩來病亡後，毛澤東以「反擊右傾翻案風」為名再次將鄧小平打倒。在逝世前，毛澤東將華國鋒確立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
四人幫在毛澤東逝世時的具體職務是：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春橋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主管全國的輿論；江青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雖然沒有具體權力，卻以「毛澤東妻子」的特殊身份成為四人幫的核心人物。
「四人幫」被指篡黨奪權 「文革」之風仍在吹
人民日報資深記者凌志軍、馬立誠在所寫《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一書中披露，粉碎「四人幫」之後，葉劍英在一次講話中沉痛地說：「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該書還指出，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一段時期，一方面揭批「四人幫」，另一方面仍肯定甚至稱讚「文化大革命」。
1976年10月8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打招呼」會上，華國鋒在講話中說：對「文化大革命」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我們要著重解決有所不足。這次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不要算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賬。搞「四人幫」，並不是因為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點錯誤，他們的核心問題是篡黨奪權。華國鋒還說：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辦。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要繼續批。
1976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同樣號召全國人民「自覺地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發表的公報中，也還是以明確的口氣肯定「文化大革命」，要求全黨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
華國鋒在1976年10月26日對宣傳部門作指示的時候最早提出「兩個凡是」的思想。他說：一定要注意，凡是毛澤東批准過的，講過的，都不能批評。汪東興也說過：「凡是毛主席批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動。」
1977年1月，華國鋒要求他的寫作班子把「兩個凡是」的思想寫進為他準備的一個講話稿中。他還提出，可以就此問題寫一篇社論。經華國鋒批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這篇社論，題目是《學好文件抓住綱》。這篇社論向全國發出號召：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就是著名的「兩個凡是」。
鄧小平「翻案」 「四人幫」成中共「文革」替罪羊
1977年，鄧小平在「永不翻案」保證下和部份中共元老支持下復出。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逐漸成為中共實際的最高領導人。在他的倡導下，中共對四人幫和林彪兩個集團進行審判和定罪。
1980年9月29日，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成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兼特別法庭庭長。1980年11月20日第一次開庭，對江青等人進行公開審判。1981年1月25日上午宣判，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策動武裝叛亂罪等罪名，判處江青和張春橋死刑，緩刑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江青於1991年保外就醫期間在北京酒仙橋居所自殺身亡。王洪文於1992年病死於北京復興醫院。張春橋於2005年因胰腺癌死於江蘇江陰市。姚文元亦於2005年因糖尿病死於上海。
1981年6月27日，鄧小平主導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革」定性為「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被江青（四人幫）和林彪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學者：「四人幫」對「文革」不負主要責任
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員朱長超分析認為，「四人幫」對「文革」要負一定責任，但「四人幫」不應對「文革」負主要責任，也無法對「文革」負主要責任。
首先，「文革」的綱領性文件「516通知」，「四人幫」中的任何一人，都沒有介入。那時候「四人幫」根本沒有產生。「四人幫」王張江姚中的第一位王洪文還在上海一個棉紡廠的保衛科裡當一個小科長。「四人幫」是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後、王洪文調任中央起才逐漸形成的。而此時，劉少奇已經被打倒，「文革」的高潮已經過去，「文革」破壞性最大的抄家風、批鬥風的高潮已經過去。「四人幫」形成以後的主要活動只是「批林批孔」，只是「反擊右傾翻案風」。而這兩個階段，在翻江倒海的「文革」中只是餘波，其破壞性與「文革」高潮期相比，那是不可相比的。
其次，「四人幫」只是一個秀才班子，他們是毛澤東「文革」思維的鼓吹者，毛澤東路線的忠實執行者。「文革」中所有的全局性事件或重大事件，例如「倒劉」、「批林批孔」、「批水滸」、「批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都是毛澤東直接決定、直接領導的。「四人幫」至多只是執行者、信仰者、「文革」思潮的鼓吹者。
歷史學家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說，「1965年姚文元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毛澤東錯誤地支持了他，導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發生。」朱長超質疑道，姚文元一個普通的作者會自說自話地寫這種文章嗎？沒有江青的組織，這樣的文章會發表嗎？江青沒有毛澤東的旨意，她有這個膽量嗎？一篇文章會導致文化大革命嗎？說海瑞罷官一文「導致」了「文革」的產生，把「文革」的責任推到了姚文元的身上，這與歷史的真實相差太遠了。
再其次，「四人幫」至多在主管意識形態方面掌了一點權，其權力十分有限。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還有許多更重要的部門，他們是管不了的。例如，經濟部門不是「四人幫」所掌控的，但經濟照樣到了崩潰的邊緣；外事部門不是「四人幫」插手的，但也有許多錯誤；公檢法部門並不是「四人幫」直接掌控的，但是問題仍然非常驚人，「四人幫」對此也是難以負責的。
學者：林彪集團也不應對「文革」負主要責任
朱長超還說，林彪或林彪集團要對「文革」的歷史負主要責任，這種說法不夠正確，依據不充分。
首先，林彪從來沒有對文化革命的綱領、計劃的制訂有所參與。也沒在「文革」初期和整個過程中，參與全局性的領導工作。
作為「文革」準備階段制訂的綱領性文件的《二月提綱》是劉少奇、鄧小平搞的，第二個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516通知》是陳伯達、康生等人搞的，林彪都沒有介入。林彪介入「文革」是被動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要選林彪當接班人，林彪是不情願的，推辭的。九大中將林彪副統帥和接班人的地位寫入黨章，不是他所願，他曾四次拒絕，兩次書面表示拒絕。後毛澤東有批示，一定讓他當副統帥，他將有毛批示的文件撕碎、擲掉，由葉群撿了起來。九屆二中全會後，林彪書面報告要求辭職養病，毛澤東也沒有同意。此後，林彪對「文革」處於怠工狀態、邊緣狀態。
第二，林彪對文化革命是有所抵制的。
毛澤東在「文革」初起時，暗示林彪要給江青在軍隊裡安排一個職位，林彪作了抵制。他在日記中明確表示，不能讓那「婆娘」插手軍隊的事情。當毛澤東帶信林彪，要求給江青安排軍內職務的時候，林彪要求有毛澤東的書面指示，結果毛始終不願意寫，林也始終沒有安排江青職務。
到中共九大時，林彪提出的建議是：結束「文革」；對「文革」中被整的750萬人應取寬容態度；解散一切群眾組織，發展生產，國家進入正常秩序。1970年3月1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前夕，林彪給毛澤東寫了封信，信中提出五點看法，「請主席指教：對文化大革命設一個時間；全面恢復黨組織、政府部門、各機關企業、農村公社、社會秩序；抓戰備，發展國民經濟，解散一切群眾組織，停止內戰。黨內外清查出七百五十五萬多人的案例給以明確、寬恕處理。」但這些建議遭到毛澤東的反對。
林彪主持的、由陳伯達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報告的主旨是要結束「文革」、發展生產。這個文件被毛澤東所否定。後來毛澤東採納了張春橋主持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九大報告。林彪念九大報告，並不是他內心的主張，他是奉命讀報告。出於對報告精神的不滿，他此前沒有看過報告。葉群事後說她擔心林彪念錯，林彪則憤憤地說，念錯才好呢！
第三，林彪集團至少在「文革」初期，是根本不存在的。首先，「文革」初期，邱會作、李作鵬等人都受到很大衝擊，缺乏與林彪結成集團的條件。即使這些人後來得到了解放，擔任了重要職務，與林彪也沒有親密關係。其次，退一步說，即使後來成了一個集團，也只存在於1969的九大到1970的廬山會議的一、二年間。1970年廬山會議上，林彪集團被認為是反黨陰謀集團，毛澤東發起了批林整風，陳伯達被捕，黃吳葉李邱被逼檢查。1971年，林彪死於蒙古的溫都爾罕，他的幾個部下也在那一年被關押。文化大革命仍然繼續著。「文革」的後半段，林彪派系的人，死的死，關的關，批的批。朱長超質問，早已死去的林彪、早已消失的林彪集團，怎麼能對十年的「文革」負責呢？再其次，林彪、黃永勝他們的權力十分有限，林彪雖然是副統帥，實際上他沒有權，他也不要權，也不管事。黃永勝幾個，至多只管軍隊的某一個方面。對於國家經濟的發展、司法的進行、教育的發展，等等，他們無法負責。
毛澤東對「文革」的細節性指導
1980年11月20日，被隔離審查四年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在北京對江青進行了公開審判，12月24日上午江青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進行辯護發言。
江青是唯一為自己辯護的「四人幫」成員，她辯護說，「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她說：「我所幹的這一切，鄧小平、華國鋒，包括你們現在在台上的絕大多數人都曾經異口同聲地擁護過，參加過，你們又怎樣解釋你們當年的行為呢？」
「這都是你們也同意的，很多人都舉手的，是我江青做的麼？」
「從1966年5月16日以來，也就是中共中央通過重要的通知，發動文化大革命以來，到毛澤東主席逝世，我沒有甚麼自己的綱領，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執行捍衛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執行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
資深「文革」研究者、芝加哥大學王友琴博士表示，毛澤東是「文革」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他對「文革」不但作整體性控制，也做細節性指導。
毛澤東親自撰寫「516通知」這樣的「文革」綱領、在天安門城樓上八次接見紅衛兵、提拔無限吹捧他的林彪當「接班人」、建立以他妻子江青為「第一副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發動「打倒劉鄧陶」、支援所謂「一月奪權」、組織「革命委員會」、發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等等，這些無疑都是對「文革」的總體性的指導。
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接見北京5所大學的五個「造反派組織」的領袖。談話的主要內容是毛澤東派「工人宣傳隊」進入大學。就在結束談話之前，毛澤東的話題忽然轉到了劉少奇的身體上，他說：「聽說劉少奇也救活了。劉少奇、薄一波幾乎死了，得了腎炎、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等四種病。4、5個醫生、2個護士搶救，才救過來，脫離危險期了，你們聽說了嗎？」
王友琴認為，這段話和前面的談話內容並不相銜接，突然轉到劉少奇身上，顯然是因為毛澤東的心裏在牽掛此事。這一談話發生在劉少奇被連夜建築的高牆隔絕一年之後，距離劉的死亡也還有一年多的時間；表明毛澤東對劉少奇的狀況瞭解得很清楚，連有幾種甚麼病都記得很清楚。
在劉少奇子女的文章《勝利的鮮花獻給您》中提到，1972年他們給毛澤東寫信，請求見父母。毛澤東批示讓他們到監獄見母親，批示的開頭一句是「父親已死」。從這個情節可知，毛澤東對劉少奇死後子女探監見母親這樣的細節，也是親自控制的。
另一個例子，是林彪乘飛機出逃時，其女林立衡沒有隨從，而是向上報告了她父母的動向。但她後來也被監禁。據《我所知道的葉群》（官偉勛，中國文學出版社，北京，1993，180頁）說：「1974年7月31日，毛主席收到林豆豆的信，做了批示：『解除對林立衡的監護，允許她和張清林來往，她和死黨有區別。』」
張清林是林彪夫婦生前為其女兒選好的「對像」。這段批示也顯示毛澤東親自控制林的女兒與其對像來往這樣的細節。那時候林彪已經死了三年。
還有一個例子。1966年7月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北京大學「工作組」組長張承先遭到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的皮帶抽打、戴高帽子、坐「噴氣式」（指被反剪雙手彎腰低頭被鬥的姿勢）。8月17日，毛澤東的指示被傳達：「張承先可以和工作組一塊出來（指離開北大）。張承先有心臟病，有錯誤不要整死。」（見《北京大學紀事》，65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張承先地位沒有劉、林那麼高，是一個省部級幹部。
王友琴表示，上述幾例，僅僅是現在能看到的、被大大刪節過了的歷史事實。毫無疑問，大量更多的陰暗恐怖的細節，則由於明顯有損於毛澤東或者共產黨的形象，而始終被掩蓋著，或以某種手段永遠抹掉了。但已有的細節令人可以推斷，毛澤東就是這樣直接地、細緻地控制某一個人是否應該「整死」。
「文革」初期 劉鄧領導下的「文革」
1966年5月4日到5月28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文革」的指導性文件「516通知」，清洗了高層領導人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在劉少奇主持的清洗彭真的大會上，彭真表白他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結果無濟於事。
李雪峰在1998年發表的《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中寫道：「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少奇、小平、總理都坐在主席臺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沒有回來參加。…………聽見有人在後面拿著甚麼材料念。彭真一聽就火了，態度激昂，回過身來朝著後面大聲說：『誰是第一個喊叫萬歲的！』」證明歷史上是他先喊主席「萬歲」的。
朱長超表示，「文革」破壞最嚴重的時間是在1966年初期6-8月這個階段，這是十年浩劫的大破壞階段。「文革」中，抄家、批鬥、噴氣式、陰陽頭、遊街等破壞性極大的社會事件，都發生在這個階段，大批人被打死、殺死，許多人自殺，也都是發生在這個階段。
這一期間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領導是劉少奇和鄧小平，「文革」運動也由劉鄧領導。期間，全國各地大破壞、大抄家、大鬥爭的橫掃牛鬼蛇神運動，基本上都是在中共黨委嚴密領導下進行。各地的運動，一是由各級黨委拋出所謂有歷史問題的人作為運動對象，發動群眾進行批鬥；二是拋出對左的路線跟得不緊的幹部作為運動對象，以此表示自己緊跟運動，掌握運動的領導權。許多領導運動的人這樣做，一是為了保護自己，二是襲用了反右運動、反右傾運動的常規模式。
即使是劉鄧和他們「文革」初期壓制群眾的路線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受到了批判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裏，運動也還是在中共黨委的領導下進行。直到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風暴，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國務院、中央軍委發了賀信，各地的造反派才迅速產生和和活躍起來。朱長超表示，作為群眾組織，他們的能量很有限，他們所做的，都是以當時的人民日報社論為依據的。516通知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只是聽從中共的號召罷了。這些造反派，只是毛澤東政治鬥爭棋盤上的卒子。
朱長超認爲，從更遠的歷史講，鄧小平領導的反右，劉鄧積極參與的批判右傾機會主義之風，劉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四清時的形左實右、殘酷鬥爭之風，客觀上對導致「文革」的發生，也作了一定程度的鋪墊。清除彭羅陸揚，改組北京市委，劉鄧出於自保或別的動機，一步一步地主動或被動為毛澤東實施「文革」戰略目標掃清了道路，也為自己的失敗和滅亡準備了條件。
鄧小平「永不翻案」保證書和效忠華國鋒信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親自提出、親自領導的。這是一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永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偉大革命運動。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壯舉。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1966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
「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鄧小平《我的自述》）
「我入黨40多年來，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作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鄧小平《我的自述》）
「特別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於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1972年8月3日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1968年6、7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1972年8月3日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15年或20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歡欣鼓舞呢？」
——（1976年10月10日鄧小平《給華國鋒的信》）
「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短信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
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
——（1976年10月10日鄧小平《給華國鋒的信》）
「我完全擁護華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給華國鋒、葉劍英的信》）
「在黨中央決定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會主席的時候，我知道了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確的方式戰勝四人幫的偉大勝利的時候，我在76年10月10日曾向國鋒同志和中央用書面表達我的真誠擁護和歡欣鼓舞的感情。」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給華國鋒、葉劍英的信》）
學者：「文革」應由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負責
朱長超認為，「文革」中的責任，毛澤東應該負責，劉少奇、鄧小平應該負責，一直遵循著毛澤東 「文革」路線的周恩來應該負責。江青陳伯達的「文革」小組應該部份地負責，「四人幫」應該部份地負責，林彪也應部份地負責。他們各有各的責任。「文革」總體的錯誤，全局性的錯誤，應該由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負責，而不應由「四人幫」負責。
朱長超稱，將一切「文革」罪惡推到林彪、「四人幫」和造反派身上，是中共有些人為了逃避自身作為「文革」極左路線的積極參與者、執行者的責任的策略，是為了粉飾自己長期鼓吹階級鬥爭路線、積極鬥爭他人的醜陋歷史所採取的一種策略。
有評論稱，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領導人之所以要顛倒黑白，硬說林彪、「四人幫」利用了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目的是為了讓林彪、「四人幫」充當「文革」的「替罪羊」，從而推卸毛和共產黨的罪責，讓中共的獨裁統治繼續苟延殘喘下去，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