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1月07日訊】被《紐約時報》稱為「當今世界上以某種形式活著的聖人」——哈維爾辭世了。從階下囚到掌權者，從作家到總統，哈維爾的傳奇一生就像他筆下的荒誕劇一樣，充滿了驚奇，又饒富意義。
當每個人都屈服於恐懼與賄賂，於是冷漠、沉默及謊言就成為支持極權制度的最重要基石，從而導致人們個體生活被異化。哈維爾用一生的實踐揭示，「活在真實中」是擺脫專制恐懼的良方。
如今中國社會正在悄然發生的巨變，正說明了講出真相的「無權者」所擁有的巨大「權力」力量。
哈維爾的奇妙人生
文 ◎ 王淨文
以和平形式帶領捷克掙脫共產主義桎梏的自由鬥士——哈維爾離世，成為舉世焦點。充滿人文哲思，獨鍾戲劇文學，反諷時政、無心權力的文人，卻被時代賦予了政治權力並影響全球，哈維爾的傳奇一生如同他筆下的荒誕劇一樣驚奇連連。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Prague）市中心有個瓦茲拉夫廣場，正中央的銅像是紀念捷克百年前抗擊匈牙利入侵的民族英雄瓦茲拉夫國王（Svatý Václav）。不過冥冥中好像自有安排，百年之後捷克又出現了一位抗擊共產主義思潮入侵的當代英雄，他也叫瓦茲拉夫，他就是在2011年12月18日在睡夢中離開人世的瓦茲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1936年10月5日至2011年12月18日）。
18日當天，人們冒著嚴寒自發來到瓦茲拉夫廣場，默默地獻上鮮花、點亮燭光。早在2003年2月，當哈維爾卸下擔任了13年的總統職務、回頭重新開始文學創作時，《紐約時報》這個以監督政治人物、強調新聞「第四權」而聞名的媒體，高調評價哈維爾「在當今世界，他是以某種形式活著的聖人」。
在地圖上，全球192個國家中，捷克是個很不起眼的小國，其面積不到中國的1％，人口大約臺灣的一半。12月23日聖誕節前兩天，捷克為哈維爾舉行了國葬，全球近千名政要精英齊聚布拉格為哈維爾送行，中午捷克一千多萬民眾為他默哀一分鐘，各地教堂鐘聲齊鳴，防空警報聲也同時響起，鄰國斯洛伐克也宣佈舉國默哀。
18日聽聞哈維爾的離世，美國總統奧巴馬表示，「哈維爾的和平抵抗，衝擊了共產主義的基石，揭示了這一壓制性意識形態的空洞，並且證明道義上的領導比任何武器都要強大。」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弔唁信中讚揚哈維爾是一位「偉大的歐洲人」，「他對自由和民主的抗爭與他偉大的人格一樣難忘」。
靠夜校讀出來的戲劇家
1936年哈維爾出生在布拉格一個「大資產階級家庭」。他的祖父自學建築學後，成為布拉格的主要建築商，布拉格的盧塞納宮就是他祖父修建的。哈維爾在自傳中這樣描寫祖父：「他屬於第一代資本家，白手起家，雖然開始時一無所有，但最終卻腰纏萬貫。我們家的資產階級成分應歸功於他，正是他使我們家第一次進入『資產階級』行列。」
哈維爾的父親繼續光大家業，他的叔父建立了電影工廠，是名噪一時的「電影大王」，哈維爾的母親也來自一個望族，他的外祖父曾任捷克駐多國大使。優越的家境讓哈維爾從小享受到家庭女教師、廚師、女僕、花工和司機等服務，不過天性喜歡平等的他對此並不開心，他很小就意識到在他和那些貧窮的同學老師之間有一道「難以逾越的牆」，令他感到孤獨、失落和自卑。
等他12歲時，這一切發生了巨變。1948年與蘇聯結為社會主義盟友的捷克新政權沒收了哈維爾一家的全部財產，他由於「階級成分不好」而無法上中學，於是去當建築木工學徒，由於常常頭暈，他最後改行當了一名實驗室的助理員。對此，哈維爾後來還有些惋惜，覺得失去了學習一門手藝的機會。在實驗室的五年裡，哈維爾白天工作八小時後，再上四小時的夜校，艱苦的生活砥礪了他的意志。
哈維爾從小就具有驚人的天賦。13歲那年他已經寫了一本關於哲學的書，在別人讀中學時，他已經組建了一個文化團體叫「36人」，因為參加者都是1936年出生的。他們談論文學和政治，還開過大會、出過雜誌，後來哈維爾回想起來都覺得後怕，因為一旦外人知道，他們會被統統送進米羅夫監獄的。
讀夜校時，哈維爾一直想學文科，但屢次被拒，最後他就讀於捷克工業高等學校經濟科；他想讀戲劇學校的申請也不斷被拒絕，一直到他31歲時才完成戲劇學校的校外課程。不過哈維爾從19歲就開始創作文學作品，23歲在兩年兵役後，他開始在劇院後臺工作，27歲時他創作的第一部戲劇《遊園會》首演，獲得成功。 28歲時他與奧爾嘉（Olga Splichaiova）結婚。31歲時作家協會取消了他的候補中央委員資格，隨後他與另外58人組建獨立作家團，並任團主席。
哈維爾的早期作品大多是嘲諷社會與政治的諷刺劇，用簡陋的小舞臺、幾個演員就可以演出，卡夫卡式的黑色幽默讓臺下民眾在歡笑中暫時忘卻現實的苦痛。有人統計過，在共產黨統治捷克的40多年裡，全捷克只有兩位劇作家沒有獲頒任何形式的獎章，其中就有哈維爾。因為共產獨裁者總是用廉價的獎章來籠絡知識分子。哈維爾後來回憶此事時曾笑著說，或許是因為他寫多了政治嘲諷鬧劇，上帝要懲罰他，「所以就讓我當了總統，陷入以往在劇本中被我嘲弄的現實中無法自拔！」
文人從政 從囚犯到總統
在布拉格之春期間，哈維爾不但發表文章要求兩黨制，還要求籌組社會民主黨。1968年8月21日蘇聯派兵佔領布拉格時，哈維爾加入自由捷克斯洛伐克電臺，每天都對現狀作出評論。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後，哈維爾遭到官方公開批判，家中被安裝了竊聽器，並被送往釀酒廠改造。
1977年1月，哈維爾公開要求特赦持不同政見者，並與其他作家和異議人士發表了《七七憲章》，要求官方遵守赫爾辛基宣言的人權條款；5月他還發表了《給胡薩克的公開信》，胡薩克（Gustav Husak）是布拉格之春後由蘇聯一手扶植起來的捷共獨裁者。同年10月哈維爾被以「危害共和國利益」罪判處14個月徒刑，1979年又被以「顛覆共和國」罪名判處四年半監禁。不過捷克政府的判刑反而令哈維爾成為了國際知名人士，特別是他在獄中寫給妻子的信，充分表達了他對生命、歷史和人類社會的思考，吸引了全球眾多讀者。
先後五年的牢獄生活讓哈維爾的肺部嚴重受損，加上他煙癮很大，在他後來的歲月裡一直飽受肺病的侵擾。1988年8月哈維爾發表《公民自由權運動宣言》，由於他的民主自由理念深深地打動了捷克人，1989年12月29日，在捷克斯洛伐克舉行的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選舉中，出獄僅42天的哈維爾被選為總統。
人們至今還記得1989年11月那天，在凜冽寒風中，瓦茨拉夫廣場上人山人海，成千上萬的群眾搖晃著手中的鑰匙向政府表示「下臺吧」，當一位老人和一位青年人出現時，廣場上頓時響起海嘯般的歡呼聲。那位年長者就是當年發起布拉格之春的捷克共產黨第一書記杜布切克，年輕者就是哈維爾。哈維爾做了演講，這是很多人第一次聽到他的聲音，隨後人們高呼：「哈維爾去城堡！」布拉格城堡是捷克歷代國王的宮殿，也是捷克後來的總統府。
不過哈維爾當選後拒絕搬入捷共總書記官邸，「我覺得，要我進去這間由胡薩克親自佈置的房屋，倒不如把我殺了！」人們很快發現，哈維爾組建的新政府很多都是文人。看見一大批穿著T恤牛仔褲，態度輕鬆自若且滿口哲學觀的文人，竟然在總統府內指揮著前共黨政府一手培養的軍警特務，捷克人意識到一個新時代到來了。
「絲絨革命」後的一分為二
上任不久，哈維爾就開始推行舉世稱道的「絲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絲絨」的意思是哈維爾推動的民主革命「連一塊玻璃窗都沒有打破，異常的和平」。哈維爾最喜歡突擊檢查公共場所，包括酒吧、舞廳、政府機關、軍營，他用這種方式來獲知捷克民間的真實情況。
「絲絨革命」很快給這個國家帶來政治與經濟的穩步發展，但卻也加深了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的民族矛盾，兩個民族無論在血統、語言和政治概念上都有很大的差異。剛剛執政的哈維爾，開始以出任捷克斯洛伐克總統的身份，不答應這種分離獨立的訴求，但他也沒有採取軍事或者外交手段加以鎮壓，反而默認獨立的聲音滋長。
最後國內情勢日漸緊張，哈維爾不得不宣佈答應斯洛伐克的獨立，並且主動辭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總統的職位。哈維爾在辭職宣言中強調，這是他個人歷史中「最黑暗的一天」。1993年哈維爾當選捷克總統，並於1998年連任到2003年。
荒誕劇的奇妙延伸
從階下囚到掌權者，從作家到總統，有人說，哈維爾的傳奇一生就像他筆下的荒誕劇一樣，充滿了驚奇。對於戲劇，哈維爾情有獨鍾，他說：「我深信，劇場是透視未來的望遠鏡，也是具體塑造我們希望的方法。……劇場體現了人類今天主要的希望，也就是活生生人的重生。」
做了幾十年哈維爾著作英文翻譯的保羅．威爾遜（Paul Wilson）稱哈維爾的一生是「奇妙人生」，他說：「哈維爾的一生經常被比擬為一齣戲，由他親自披掛上陣，領銜出演。他身為劇作家的成就，以及在國際舞臺上所受到的好評，讓此種比喻恰如其分。」
很多人問哈維爾，他是如何在劇作家和總統身份中求取平衡的？哈維爾說：「總統要面對的事情，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面貌，而且情勢一直在改變，我必須不斷的妥協，不能像在劇院一樣，不合自己的意思就發脾氣！」有人用哈維爾早期一齣諷刺劇的最後一句臺詞來形容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工作的人，工作往往是最成功的！」
關於他的政治成就，哈維爾說：「我心裡清楚，很多人都嘲笑我是個人文主義者、夢想家、詩人，不會談論加值稅或其他重要的議題。」不過美國《時代》雜誌這樣評價他的歷史定位：「他選擇了一個原本不曾想過的角色，看似有些荒謬，但是他親身教導了捷克人民建立民主的真正意涵為何。他雖然來自東歐的一個小國，但是他的理念卻傳遍全世界。」
在任13年總統期間，哈維爾的支持率最高的時候近90％，後來也從未跌破過50％。在他的領導下，捷克步入民主，加入北約，並在2004年加入了歐盟。2006年被世界銀行列為發達國家行列，2010年人均GDP達1.8萬美元。
忘年婚姻大挫民望
哈維爾總統的民意支持率最低時是在他的第二次婚姻之際，因為他娶了一位年輕的金髮女郎。哈維爾的第一任妻子奧爾嘉（Olga）也是知名的異議知識分子，在某種意義上說，她在反抗共產統治上比哈維爾更堅定、更義無反顧。她的名言是，「連狗的名字都不要告訴他們（共產黨的審問者）」，她在1996年因病去世。
喪妻後的哈維爾後來被查出得了肺癌，在他生命有危險之際，一位深愛他、比他年輕20歲的女演員達瑪．佛斯科諾瓦（Dagmar Veskrnova）來到病床邊照顧他，達瑪是捷克劇院、電視及電影界的知名女演員。1998年1月，哈維爾出院之後宣佈兩人結婚，輿論大譁。因為他的第一任妻子太受人民尊敬，再娶，令他的民望跌至谷底。後來隨著歲月的流逝，人們才逐漸接受這段忘年婚姻。哈維爾曾形容自己是「一個夢想家、浪漫主義者和一個大嘴巴。」
哲學家總統的高尚道德
一位夢想家是如何管理現實社會的呢？哈維爾說，他靠的是當作家的簡單哲學觀來管理複雜的國家機器。不過在民眾眼裡，他是個優秀的政治家，他不計較個人的名位與權力，最痛恨「媚俗」。這種政壇上少有的真誠，讓全體捷克人、甚至歐洲人，都對他如癡如醉。
有人把他稱為：「哲人王總統」，這是來源於柏拉圖《理想國》的稱呼，即由哲學家來管理國家，在古希臘文明中被視為終極完美政治狀態。哈維爾身體力行實踐了這種理想。
另一方面看，哈維爾能在捷克實現他哲學家總統的理想，跟捷克的國民素質有極大關係。捷克儘管經濟狀況不佳，但捷克是個國民平均素質極高的國家，那裡幾乎滿街都是作家、詩人或者劇作家，演員、音樂家也滿街跑，這樣高素質的國民，有著這樣一位哲學家總統，讓全世界都羨幕不已。
「世界因有哈維爾而變得更美好」
2003年寒冷的冬日，哈維爾在任總統的最後幾天的告別宴上，賓主盡歡、依依不捨，友人們都喝得醉醺醺的。美國作家大衛．瑞尼克（David Remnick）在《別了，哈維爾》中寫道：「幾百個過去和現在的幕僚聚集在西班牙大廳裡，在滾石樂隊老哥們贈送的吊燈下，喝著啤酒，吃著三明治，排隊向他們以前的老闆道別。哈維爾擺著姿勢與人合影，接受人們的忠告和祝福，時而微笑，時而露出牙醫檢查牙齒時慣有的鬼臉。他生性靦腆，這使他有一種特殊的魅力。他很矮小，兩手總是很緊張地在衣領那兒擺弄，說話時總是看著地面。」
不過《紐約時報》在哈維爾離任當天發表的社論中說，13年的總統生涯，「哈維爾沒有留下清晰可辨的政治遺產，但他給我們留下的是國家領導人的品質很重要這種感覺。他在擔任總統期間仍然發出誠實的聲音，在人們期待的時刻，展示了個人的道德權威。無論是捷克，還是餘下的世界，都因有了哈維爾而變得更美好。」◇
短暫而光輝 布拉格之春
二戰後的1948年，捷克共黨贏得國內大選，全面掌權，並將國名改成「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和國」，整個地區被劃入共產鐵幕中。不過與多數東歐共產國家相比較，捷克尚屬於較為開放的共產國家，共產主義教義的陰影並沒有入侵到這個國家的精神底端。
1965年開始，由於共產制度導致經濟蕭條與捷克共黨政府的貪污腐敗，共黨內的改革派推出了「新經濟模式」。當經濟情況漸漸好轉之後，人民對於政治開放的渴望越來越高，改革派在1967年將溫和的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推向捷共第一書記的位置。在杜布切克的領導之下，捷克的出版審查被廢止、地方選舉與自由集會結社的權利被保護，這就是杜布切克所提出的「擁有人性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民主運動。
1968年8月20日，蘇聯紅軍的坦克車迅速開入捷克，軟禁杜布切克，透過媒體與軍事鎮壓，使「布拉格之春」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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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爾精神對中國的啟示
文 ◎ 齊先予
「真相和真愛一定會戰勝謊言與仇恨。」是哈維爾的座右銘，他最著名的言論是「生活在真實之中」。這句簡單的人生原則，在充滿謊言與暴政的共產主義環境下，實踐起來卻是艱難的。
「虛偽與謊言充斥著社會：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名義之下被奴役；個人地位的徹底喪失說成是人的最終的解放；剝奪人民的新聞媒體被稱為保障人民的新聞媒體；用權勢駕馭人民說成是人民掌握權力；濫用職權、專橫跋扈便是實行法治；壓制文化就是發展文化，擴張帝國主義勢力成為被壓迫民族的支援；毫無言論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論自由；選舉鬧劇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獨立思考是最科學的世界觀；軍事佔領變成了兄弟援助。因為當權者作了自己謊言的俘虜，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顛倒黑白。它篡改歷史，歪曲現實，虛構未來；它捏造統計數據；它裝作尊重人權；它假裝什麼都不怕……」
哈維爾這段30多年前的一番話，何嘗不是對中國現狀的精準描述？
哈維爾一生至少創作了22部政治劇，10本書和一部電影。他先後獲得多個國際獎項，如1994年的美國費城自由獎、2003年印度的甘地和平獎、和美國的總統自由勳章等，他還被當選英國皇家文學協會的名譽會員和眾多大學的榮譽博士。
人權高於主權
面對極權社會借用國家機器鎮壓民眾，哈維爾指出：「事實上存在著一種高於國家的價值，那就是人權。眾所周知，國家是要為人民服務的，而不是與此相反。公民服務於國家的唯一理由，是因為對於國家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服務而言，公民的服務非常必要。人權高於國家權利。人類自由是一種高於國家主權的價值。就國際法體系而言，保護單個人的國際法律優先於保護國家的國際法律。」
哈維爾接著鄭重宣告：「不允許屠殺人民，不允許將人民驅離家園，不允許虐待人民，不允許剝奪人民的財產。人權不可分割，對一些人不公正，也就是對所有人的不公正。」
「人權、人的自由和人的尊嚴深深地扎根於地球世界之外。它之所以得到這種地位是因為在某些環境下，人類自覺地而不是被迫地把它看成是一種重於自己的生命價值。因而這些觀念只有以無窮空間和永恆時間為背景才有意義。我堅信，我們的所有行動，無論它們是否與我們的良心相和諧，其真實價值最終將在某個超出我們視線的地方接受檢驗。如果我們感覺不到這一點，或者下意識地懷疑這一點，我們將一事無成。」
由於秉承這個觀點，哈維爾參加了很多國際人權活動。在去世前一週，身體衰弱的他依然會見了到訪的達賴喇嘛，並參加了亞洲人權問題討論會。在去世前八個月，他還與其他歐洲作家聯合致信中國總理溫家寶，要求釋放艾未未。
臺灣人對哈維爾更不陌生。早在1970年代，哈維爾的書籍就開始進入臺灣；1995年在聯合國大會上，哈維爾發言支持臺灣入聯；2001年他招待當時第一夫人吳淑珍訪捷克時，親手推著她的輪椅逛博物館，推了四小時；2004年11月，哈維爾靠著六個氧氣瓶一路飛來臺灣，並接受了中華民國授予他的大綬景星勳章。
專制社會中人人充當了幫兇
「真相和真愛一定會戰勝謊言與仇恨。」（Truth and love must prevail over lies and hatreds.）是哈維爾的座右銘，他最著名的言論是「生活在真實之中」（living in truth）。不過這句貌似簡單的人生原則，只有在充滿謊言與暴政的共產主義環境下生活過的人們，才深知實踐起來是多麼艱難。
1968年8月20日，蘇聯25萬大軍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用坦克粉碎了此前由捷共總書記杜布切克領導的、旨在推進民主化改革的「布拉格之春」。 1975年哈維爾這樣描述共產極權帶來的景象：共產黨用政治高壓帶來的無所不在的恐懼，以及隨後更為精巧的利益賄賂，獲得人們違心的臣服，全社會逐漸習慣於用謊言換取安全和利益，於是出現了一幅荒誕且深度道德腐敗的圖景：恐懼與謊言無所不在，個人與社會道德極度墮落，社會沒有了希望。
1979年當鄧小平復出、很多中國人爭相歌頌「鄧大人」，向共產黨獻出「第二種忠誠」之前兩個月，哈維爾發表了《無權者的權力》，指出共產國家是「一個充滿假象的世界……每個人只能在謊言中求生。」謊言世界的統治者最怕的是「有人喊出『皇帝光著身子』，打破了謊言的遊戲規則」，使謊言世界貌似堅固的「整個外殼無可補救地四分五裂」。
哈維爾強調，由於每個人都屈服於恐懼與賄賂，冷漠、沉默與謊言就成為支持極權制度的最重要基石，從而導致人們個體生活被異化。英國政治學家瑞格比評論說：「哈維爾是唯一真正意識到極權主義實際上已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的人，每個人都是體制的合作者與同謀。」
這也是政治理論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臺譯漢娜鄂蘭）說的「惡之庸常」（banality of evil）。極權主義以及後極權統治侵入的不僅僅是公共生活，更是人們的日常生活，它不僅僅是一種人道主義災難，更是一種倫理災難。共產體制下生活在謊言中的人，很難堅守道德，人人都在自覺或不自覺中充當了專制集權的幫兇。
講真相是刺破謊言的利器
哈維爾舉例說，蔬果店老闆在商店櫥窗上貼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貼標語的目的何在呢？其實這只是表達他對這個制度的恐懼和服從。就跟金正日死亡後，每個朝鮮人都不得不裝出悲痛欲絕的樣子一樣。
怎樣才能打破恐懼導致的謊言生活呢？哈維爾開出了一劑良方：「活在真實中」。他形容共產專制體制好似一部強大的機器，任何孱弱的無組織的個體力量根本不是機器的對手，但這架機器有個致命缺陷，就是其零部件是生活其中的每個人，只要有一個不肯成為這架機器的零部件，它都會運轉不暢。只要一個人講真話，他就對謊言形成巨大挑戰，這就是「反政治的政治」。
「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麼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正因為如此，這種罪行受到的懲罰比任何其他罪行更嚴厲。」說真話，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說話行事，這對極權主義是極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細胞逐漸浸透到充斥著謊言的生活的軀體之中，最終導致其土崩瓦解。」「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整個師的武裝。」
人們說真話的動因是什麼？哈維爾回答說：「良心」。要擺脫後極權時代荒誕的謊言社會，就「必須回到政治的原點——有個性的個人，必須喚醒個人的良知」。哈維爾主張「人人說真話，人人做實事」，而且「從小處著手」，哈維爾強調個體的覺醒和行動，退出謊言的不參與、不合作，就是瓦解專制機器的有效武器。
知行合一 活在真實中
有人說，共產專制體制那麼強大，個體的講真話能有什麼作用呢？哈維爾回憶當他還是異議人士時，人們覺得「我們的努力似乎只會招來新的迫害。沒有任何國家權力機構可以依賴，也無來自某個社會階層的明確支持，我們的願望是如此的徒勞。」
然而哈維爾看到了希望，並用一生去實現這個希望，儘管他認為未來是神秘的，並不是人都能夠想像到的。「……極權體制下社會看上去鐵板一塊，實際狀況卻難以窺測。事實上這一由於害怕而形成的單一社會實際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沒有任何人能夠預測一個隨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會引發雪崩。」
為了活在真實中，為了不再充當專制機器上的一分子，哈維爾強調個體的知行合一。比如在「簽名」譴責政權的不當行為、呼籲民眾表達異議時，不少人覺得簽名沒有意義，不過哈維爾認為，不管簽名能否收到實際效果，都「必須簽名」，因為簽名第一體現了知識分子在嚴酷現實中自我承擔的勇氣，簽名也能讓那些在牢獄裡受難的人們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援，使他們意識到自己不是孤獨的。
退出專制機器 道德覺醒是武器
具體落實到「退黨、退團、退隊」這樣的簽名聲明上，2005年5月25日，哈維爾在美國國家記者俱樂部主辦的座談會上談到，共產主義是人類在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雖然人們缺少反對和推翻它的經驗，但共產主義體制自身的結構決定了它不可能長久。在談及《九評共產黨》在中國引發的退黨退團退隊浪潮時，他表示，對抗共產主義最好的武器，不是武力器械，而是道德，能夠面對危險而勇敢的站出來堅持真理，是最有效的辦法。
2005年10月1日布拉格舉行聲援近500萬勇士退出中共遊行集會和10月3日在捷克議會大廈舉行的「一個沒有共產黨的世界」研討會，哈維爾由於出訪他國不能到會，但他特意給組織者發來支持信，他表示：對於共產主義罪惡的揭露，「這些結論不僅能保護我們不受獨裁統治之苦，使其消失掉，而且還能保護我們不幼稚的被其變相的、貌似民主的意識形態所欺騙。」
然而直到今天，儘管大陸不少知識分子讀過哈維爾的書，但《哈維爾文集》依然不能在大陸公開發行。哈維爾把「承擔責任」作為公民應盡的職責，把「良知勇氣」作為人應有的品格，知行合一，用行動來推進思想的落實。不幸的是，中國人卻把生存當成了最高信仰，為了生存可以放棄所有的原則和所有的責任。
不過可喜的是，如今在《大紀元退黨網站》上公開聲明「三退」的中國人人數已接近1億800萬，並且每天以6萬左右的人數遞增。用哈維爾的觀點看，這些勇者就是不再充當專制幫兇的人，就是敢於拋棄謊言、講出真相的人，不久的將來，他們的行為將讓世界看到「非權力者的權力」是如此巨大，大到足以改變整個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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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責任 哈維爾的為官之道
文 ◎ 王華
哈維爾把人的良心看作是政治的出發點和歸宿，在道德淪喪的社會裡，政治必須喚醒人的良知。這種道德的政治，體現在政治主體身上，尤其對政治家來說，最要緊的是責任感。
中國文化中有「先聖後王」之說，不過聖人和國王的角色是很難同時承擔的，因為「聖人」看重原則、道義、道德，而「國王」更多想的是政治利益和權力，往往將原則打了折扣。但從哈維爾擔任總統13年的歷史來看，他可能是把這兩者平衡得較好，或者說他是個更強調原則的西方領袖之一。
講道德政治 絕不玩弄權術
人們常說：「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儘管哈維爾是總統，又享有反共象徵人物的道德光環，然而不管是流亡年代的《無權力者的權力》，或是當上總統後的《政治，再見！》，皆可從字裡行間看到哈維爾不斷思索這兩種身份所擁有的權力。人們評價他是個「非常有道德勇氣的人」。一般人很難在品嚐過權力滋味之後，還能保持原來的淳樸和對道德的偏愛，不過哈維爾一直保持了這種特質和能量，從他身上人們看到了一個不斷反省權力滋味的掌權者，無形中他成為了當今政治人物的標竿典範。
在重大國際事件上，哈維爾也一直堅持道義原則，哪怕明知自己的表態會帶來選票的流失，他也不「玩政治」。無論在南斯拉夫或伊拉克戰事中，哈維爾都是積極支持美國的軍事干預，他稱這些是美國承擔人類責任的偉大之舉，因為都是為了捍衛人道原則。在北約東擴問題上哈維爾也是獨樹一幟，他的名言是「把北約擴大到俄國邊境」。正是哈維爾的力爭，捷克、波蘭和匈牙利在1999年首批加入了北約，如今北約已超過26國，成為全球最有實力保衛人類安全的軍事力量。
政治人物要接受神的審判
從理論上探討哈維爾的為官之道，不難發現，他的政治哲學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道德政治，一是真實生活。道德政治要求政治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而不再是權力遊戲和功利手段。在道德政治的基石上，國家要有德性，政治家要勇敢的承擔起責任。活在真實中，則要求人們獨立而有尊嚴地活著，並承擔起道德賦予人的責任，將人們為之服務的制度真正改變成「為人服務」的制度。
當今政壇道德和政治彷彿很難結合在一起，不過哈維爾宣稱：「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這個名稱、也是我願意致力的唯一的政治——就是為你周圍的人們服務，為未來的人們服務。根植於政治最深的是道德，因為它是一種責任，對全體人民和為了全體人民通過行動來體現的責任，這是一個可稱之為『更高的』責任的東西，它擁有一個形而上的出發點，產生於意識或無意識之中的一個信念，即我們的死亡並不意味著結束，因為每一件事情都在別的某處被永遠的記錄了下來，永遠的給予評價，這是『高於我們』（above-us）的某處，我將之稱為『神的記憶』——這是宇宙、自然和生命的奧秘秩序中一個必要的組成部份，信徒們將之稱為上帝，一切事情都要接受他的審判。」
良知、責任是為政者的關鍵
哈維爾把人的良心看作是政治的出發點和歸宿，在道德淪喪的社會裡，政治必須喚醒人的良知。「科學、技術、各種專業知識、專家主義並不是全部。某些東西是更必須的。簡單地說，可以稱之為精神，或情感，或良心。」哈維爾希望建立這樣一個國家，「國家必須保持真正的人性，換句話說，國家必須是有精神、有靈魂和有道德的。」
如果沒有人性和社會價值的支撐，在這個國家裡，「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機構……也將不能在自身之內保證其合法性和自由及人權。」「沒有共同擁有和普遍樹立起來的道德價值和責任，也就沒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場經濟也不能恰當地運轉。」
哈維爾認為，這種道德的政治，體現在政治主體身上，尤其對政治家來說，最要緊的是責任感。政治家不同於一般的個人，他要為許多人服務，而不是局限在自己個人生活的小圈子裡，他的思想和行動牽扯更多人的福祉，因此，政治家要有更多的責任感。
他堅信：「人的責任感，正是把人確立為一個個人面對宇宙的那種力量，作為存在的一個奇蹟。」責任是人之為人的基本依據，對於普通人如是，對於政治家則更是如此。喪失責任感，也就是喪失了其存在的依據。
哈維爾的這些論述，對於臺灣、香港和大陸那些致力於政治的人來說，無疑是最好的忠告和祝福。◇
本文轉自257期【新紀元週刊】「封面故事」欄目
http://mag.epochtimes.com/b5/259/index.htm
